大四本科生一年內通訊兼 1 作發表 50 篇 SCI ，還兼任了期刊編委，網友：天才選手

來源：谷粉學術、小木蟲等

近期，一位“科研高產”的本科生徹底引爆輿論——溫州醫科大學大四學生洪同學，自2024年7月發表首篇SCI論文后，僅用一年半時間，累計發表的SCI論文數量逼近50篇。

更令人瞠目的是，這近50篇論文中，洪同學以獨立第一作者身份發表34篇，同時擔任12篇論文的通訊作者，且多數成果刊載于中科院1區或2區期刊，其中不乏《Ageing Research Reviews》（影響因子IF=12）、《npj Parkinson's Disease》（IF=8.2）等頂尖高分期刊。

當多數同齡學子還在為實驗報告的格式規范被導師批評時，洪同學已順利通過多位審稿人的嚴苛審核，一年內完成的科研產出，甚至趕超了不少科研人一輩子的目標。若按全年無休計算，他需保持每周1篇的發表頻率，才能達成這般驚人的產出效率。

“科研神話”的迭代升級

在科研論文與影響因子愈發“通脹”的當下，這類高產的“科研神話”并非首次出現。

此前，蘭州大學本科生魯同學就因“大學期間發表31篇科研論文”引發熱議。

但深入梳理便會發現，所謂“31篇論文”中，絕大多數是中文論文，SCI論文僅6篇，其中僅1篇為獨立第一作者，且多數為綜述類文章。

無獨有偶，廣州醫科大學專碩梁同學也曾因學術成果豐碩引發學界關注，其碩士期間共參與發表84篇SCI論文。不過，他作為獨立第一作者的僅有14篇，即便這一數字已足夠驚人，但這是近三年的工作量，與洪同學短短一年的成果相比，仍相形見絀。

相較于前人，洪同學的“科研神話”顯然完成了迭代升級，更精準地適配了當前的科研評價體系——其發表的論文非獨立第一作者即通訊作者，刊載期刊的等級也普遍較高。

若這些論文記錄屬實，意味著洪同學已獨立完成從提出研究思路、設計并開展實驗，到撰寫論文、投稿發表的全流程工作。

更值得關注的是，洪同學還擔任了國際期刊《PLoS ONE》的編委，至今已以處理編輯的身份參與3篇論文的發表。

盡管該期刊近期因他在某篇論文發表過程中“要求作者引用自身文章”，正考慮將其除名，但對于一名本科生而言，他已然打通了從研究開展、論文發表到參與審稿的完整科研鏈路，實現了“既當選手又當裁判”的跨越。

套路化的“科研流水線”

縱觀洪同學的科研成果版圖，其研究領域堪稱廣泛，從自身免疫病到肝癌、直腸癌、乳腺癌，再到生殖健康領域均有涉足。

但深入分析便會發現，其研究套路高度同質化，均以干實驗為主，聚焦雙酚A、PFAS、鄰苯二甲酸酯等環境毒理因子對疾病的影響。

其研究方法也相對固定，主要依托數據庫挖掘，輔以樣本測序及生物信息學分析，涵蓋孟德爾隨機化、多組學整合、網絡毒理學等熱門技術。

這就如同掌握了一套標準化公式，只需替換不同的疾病模型或毒理因子，便能批量產出新的論文。

即便如此，再套路化的研究，要達成一年近50篇的發表量，其付出的精力仍不可否認。

此外，洪同學的多數論文發表于開放獲取（OA）期刊，這類期刊的版面費通常不菲；同時，他在多篇文章中運用了單細胞測序、空間轉錄組測序等熱門技術，這些技術的成本同樣高昂。

從其作為第一作者的文章來看，他似乎并不隸屬于某一特定課題組，這意味著他還具備了獨立科研的核心能力之一——經費籌措。

但“流水線”式的生產模式，既意味著高效成熟，也暗含著模式化、缺乏創新的弊端。當科研成果淪為批量復制的“標準化產品”，其與科研“探索未知、突破創新”的本質便漸行漸遠。

我們的科研評價，在獎勵什么？

據洪同學的谷歌學術主頁顯示，其論文引用量已達255次，單篇最高被引50次——這樣的指標，甚至超過了不少青年科研人員。

換句話說，按照現行的科研評價體系，洪同學的成果幾乎無可挑剔，每一篇論文都能為其簡歷增添實打實的含金量。

美國斯坦福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周雪光曾指出，“學術造神”現象的背后，往往折射出學術制度的缺陷。

在科研產出難以精準衡量、信息高度不對稱的評價體系中，學生和研究者不得不依賴論文數量、作者排序、期刊等級等“顯性信號”來證明自身價值。而這一個個“科研神話”，正是這套評價規則下的必然產物。

倘若我們始終困在“論文數量+影響因子”的評價框架里定義科研價值，那么今日的“個別神話”，或許終將淪為明日的普遍常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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