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斯托夫·謝雷爾：當“開放”成為一種威脅｜IPP 明遠講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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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語：

當今世界，開放并未突然終結，但其內涵正在經歷深刻重塑——關稅手段再度被啟用，技術出口、資本流動與產業投資的邊界日益收緊，“安全優先”逐步取代“效率優先”，成為各國政策制定的突出邏輯。全球化聯系并未如預期那樣自然催生穩定，反而在某些情況下，凸顯并加劇了國家與社會結構的脆弱性。

這種對開放的不安并不僅限于發展中國家。發達經濟體內部，圍繞全球化的分歧也在不斷加深。跨國資本與高端產業持續從全球體系中獲利，但制造業外遷、就業崗位流失與產業空心化的壓力，卻集中落在了特定地區與社會群體身上。當開放帶來的紅利無法通過制度有效調節與再分配時，它便不再被普遍視為“共同機遇”，而越來越被當做是一種系統性風險。

IPP明遠講壇主講嘉賓、德國卡塞爾大學全球化與政治學榮譽教授Christoph Scherrer（克里斯托夫·謝雷爾）將討論的重心，放在一個長期被主流經濟學刻意回避的問題上：權力。在他看來，圍繞中等收入陷阱、新興國家崛起受阻以及當下地緣政治沖突的諸多討論，往往停留在意識形態或政策層面，卻忽視了與國家權力、戰爭之間的深層關聯。

克里斯托夫·謝雷爾（Christoph Scherrer）

德國卡塞爾大學全球化與政治學榮譽教授

一、被忽視的重要維度：權力

今天我想“批判”一下主流經濟學，尤其是對其長期刻意回避“權力”這一維度的反思。我將首先從一位思想家談起：大衛·李嘉圖（David Ricardo）。

李嘉圖曾提出過一個著名的思想實驗：假設若干國家在起點時的發展水平是相同的，但它們選擇了不同的專業化路徑，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國家的發展軌跡會出現分化——有的國家會變得更加強大，而另一些國家則會相對落后。

大衛·李嘉圖及其著作《政治經濟學和稅收原理》（On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這部書于1817年首次出版，書中明確提出了比較優勢原理，證明國家都能通過自由貿易獲利。

從經濟學角度來看，這種分化并非偶然，而是與兩個關鍵因素密切相關：第一，是學習曲線與經濟規模之間的關系；第二，是不同產業所帶來的外部效應（externalities）。更具體地說，一個國家在某一產業中的學習速度、規模擴張能力，以及該產業是否能夠產生廣泛的技術溢出和知識擴散，都會深刻影響其長期發展潛力。

一個常用的例子是：葡萄牙專注于葡萄酒生產。但這一產業本身的外部效應較弱——也就是說，即便葡萄牙在這一領域做得再好，其技術和知識也很難快速擴散到其他產業部門。而與之相對，英國專注于紡織業。紡織業在當時具有更強的外部效應：它推動了機械化生產的發展，促進了對精密機械的需求，最終為高精度武器和槍械的生產奠定了技術基礎。這里的關鍵并不在于“葡萄酒”或“紡織品”本身，而在于一個國家所選擇的專業化領域，是否能夠不斷催生新的知識，并迅速擴散到其他相關領域。這種擴散能力，往往會更早地形成創新集群，從而在長期拉開國家之間的發展差距。

如果僅從這里停下來，這一分析似乎仍然是一個標準的經濟學解釋。然而，問題恰恰出現在這里。

主流經濟學長期忽視了一個至關重要的維度：這種專業化選擇不僅具有經濟后果，也具有深刻的軍事和權力后果。如果我們回顧歐洲歷史乃至世界其他地區的歷史就會發現：戰爭本身往往是技術創新最重要的推動力量之一。而那些在特定關鍵產業上實現深度專業化的國家，往往能夠在技術上率先取得優勢，并將這種優勢轉化為軍事能力和國家權力。例如，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就已經開啟數字化技術的專業發展，這使得戰后，數字技術和信息技術的發展得以成為其全球權力的重要基石。

二、資本主義的歷史邏輯

如果說前面的討論仍主要停留在理論層面的思想實驗，那么接下來就有必要轉向歷史本身，看看資本主義在現實世界中是如何展開的。

根據馬克思的理論我們早已知道，資本主義的發展從來不是一個溫和、漸進的過程，而是伴隨著血腥和暴力。世界范圍內的勞動分工，也并非自然形成，而是在特定歷史條件下被強行施加到全球各地區之上的。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那樣，資本主義具有一種內在沖動：它必須不斷擴展市場，否則就無法維系自身的增長邏輯。規模的擴大意味著單位成本的下降，而單位成本的下降又直接轉化為更強的市場競爭力。因此，跨國擴張具有強大的激勵作用。

比如，美國資本主義體系的早期發展，就圍繞著若干關鍵的交通與物流樞紐展開。德國也曾長期處于碎片化的政治狀態，直到它首先消除了內部的貿易壁壘，建立了統一的國內市場，才最終完成國家統一。資本主義對規模的追求，本身就蘊含著向外擴張的動力。

但資本主義的發展并不只是意味著擴張和增長，它同樣不可避免地催生出不同、甚至彼此沖突的利益集團：一部分國家希望通過追趕實現地位上升，而另一部分國家則致力于維持既有優勢。為了實現這一目標，一些追趕型國家往往會訴諸關稅壁壘、資本管制等手段，以保護自身的產業與技術能力；而領先國家，則通過壟斷來維持自身地位。

從比較的角度來看，在我的祖國德國，壟斷現象并不像在美國那樣突出；而美國則形成了高度集中的網絡型壟斷結構。由此帶來的利潤差異極為顯著：美國的平臺型企業可以實現高達50%的利潤率，而德國那些經營良好的制造業企業，往往只滿足于5%左右的銷售利潤率。

進入新自由主義時代之后，傳統意義上的關稅工具確實有所削弱，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國際貿易協定以及世界貿易組織（WTO）的制度推進。但與此同時，用于保護技術領先國家的新型工具卻在不斷強化，其中最重要的一項，便是知識產權保護制度。知識產權保護被正式納入WTO框架之中，表面上看是為了鼓勵創新，但實際上，它對發展中國家的追趕能力設置了明確的制度性限制。

此外，當一個國家從農業社會走出來，進入工業化進程時，往往會首先進入那些其他國家也很容易進入的產業領域。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服裝產業以及類似的輕工業部門。這些行業的共同特征是：對技能要求相對較低、市場準入門檻不高。但正因為進入門檻低，競爭也異常激烈，結果便是利潤空間極低。

“亞洲四小龍”在20世紀60至70年代，通過承接從美國和日本轉移出來的紡織、制衣等勞動密集型產業，實現了早期的經濟起飛。紡織業作為這一時期共同的支柱產業，經歷了從進口替代到出口導向的轉型。圖為1970年代的香港南豐紗廠。

因此，對追趕型國家而言，一種常見的發展策略，就是通過經常賬戶順差來積累資本和外匯。然而，這種策略本身存在著一個結構性的約束：并不是所有國家都能夠長期維持順差——只要沒有外星人來購買地球的產品，那么在全球范圍內，順差必然意味著他國的逆差——這在結構上是不可能對所有國家同時成立的。

正因如此，領先國家便發展出了一系列用于維持地位的機制，就比如知識產權保護制度。這種機制并不只存在于工業與技術領域。在農業領域，歐洲國家以及美國，也長期對自身市場實行高度保護。在歐洲，這種農業保護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兩次世界大戰的歷史后果。戰爭的經驗清楚地表明：一旦民眾陷入饑餓，社會就會變得極不穩定。因此，歐洲逐漸形成了一種共識：必須確保糧食自給，從而維護國家與區域的基本安全。正是在這一背景下，歐洲發展出了以保障主權與安全為目標的歐洲共同農業政策。

三、金融化時代的開放

進入新自由主義時代之后，領先國家的優勢和權力則開始更多地通過金融與制度層面體現出來。

新自由主義時代的另一個顯著特征，是富裕國家憑借其金融優勢，推動全球范圍內的市場開放。這種開放并非對稱進行，而是以資本、金融和制度規則為杠桿，對其他國家施加結構性壓力。

當然，并非所有國家都會輕易被這種力量所撼動。一些國家表現出更強的抵抗能力——比如中國。然而，對更多國家而言，尤其是那些制度基礎本身較為脆弱的國家，這種壓力往往會轉化為劇烈沖擊。

這種沖擊，還進一步催生了一種國際貨幣等級結構（currency hierarchy）。在這一結構之下，許多國家中掌握資本和財富的精英階層，往往傾向于將資產轉移并“錨定”在更高等級的硬通貨之中，尤其是美元和歐元。他們通過這種方式來確保財富安全、規避本國貨幣與金融體系的不確定性。然而，這一行為并非沒有代價。其直接后果是：本國的產業政策空間被顯著削弱。當資本不斷外流、轉向更高等級的貨幣體系時，國家就更難以通過金融資源配置來支持本土產業升級和長期發展戰略。

這一問題，在20世紀80年代拉丁美洲的早期債務危機中，就已經表現得非常清楚；隨后，在亞洲金融危機時期，尤其是在印尼的債務危機中，再次集中顯現出來。在這些債務危機中，西方實際上已經非常“熟練”地采用了一種做法：借助危機壓力，強行推動這些國家對外開放市場和制度結構。這些條件并非中性的技術性建議，在很大程度上利用并放大了全球南方國家自身發展過程中所出現的失誤，往往進一步拉大了它們與發達國家之間的發展差距，其結果反而使得這些國家更難實現追趕式發展。在這一過程中，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發揮了關鍵作用。

因此，我對李嘉圖的理論提出一點批判：分工固然有巨大優勢，但也會導致不平等，而不平等會引發權力差異，進而催生維持高價的策略。阿爾伯特·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關于“貿易即和平”的觀點我也并不完全認同。他認為，榮譽難以分割，但貿易帶來的財富可以分割。但我認為，他忽略了對壟斷的追求——這種追求具有不可分割性，且某些關鍵生產資料是有限的，必然引發對資源獲取權的爭奪。

在此可以指出：在新自由主義世界中，強國信奉“購買力決定資源分配”，即只要有足夠的資金，就能獲取一切資源。但實際上，即使是那些缺乏購買力的國家，也應能在自己的領土上獲得必要資源——即便他們沒有足夠的財富。這就會引發國家間的沖突。

亞洲金融危機期間，韓國接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救助后國內大幅度削減預算。圖源：AFP

四、回歸民族主義與安全邏輯

在上述的一系列背景下，一些“競爭型國家”（contender states）開始嘗試新的發展模式。相關思想可以追溯到托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英國哲學家、《利維坦》作者）。霍布斯的核心判斷是：要克服社會內部的分裂、避免無序競爭，就必須依賴一個高度集中的、強有力的國家權力。

除了領先國家和競爭型國家外，還可以進一步區分出第三類數量龐大的國家，它們主要分布在資本主義體系的“外圍”。這些國家既不同于已穩固占據優勢地位的核心國家，也尚未完全躋身成功的競爭型國家之列。這類國家的一個突出特征是：國家在經濟與社會層面都高度介入。這種干預并不局限于產業政策或宏觀調控，而是擴展到社會組織、資源配置與人口動員，形成一種高度整合的國家治理結構。國家通過這種方式，將社會能量集中起來，指向一個明確目標——為工業化和國家能力建設服務，實現趕超，鞏固國家主權與安全。

然而，這種民族主義的動員邏輯，也會引出新的問題：在國家尚未真正強大之前，其發展邏輯往往會轉向一種以領土和安全為中心的思維方式。即，相較于通過市場交換、國際分工或購買力來獲取資源，不如盡可能將關鍵資源置于國家可控范圍之內。

關于這一點，可以回顧德國的歷史。在歐洲，民族國家的建構經歷了一個較為漫長的過程：法國和英國較早完成了這一進程，而在普魯士向外擴張、吞并一些區域之前，德國的政治版圖較為碎片化。直到19世紀后期，德國才真正實現統一，成為現代意義上的民族國家。正是這種國家統一的完成，為德國工業結構的形成提供了前提條件。當時建立起來的一些關鍵工業部門，至今仍然構成德國工業體系的核心。民族主義在這一階段，成功地將國家建構、工業化與社會動員整合在一起，并釋放出發展動能。但與此同時，它也孕育出一種不斷膨脹、具有對外擴張沖動的極端民族主義，并最終演變為試圖通過戰爭重塑歐洲秩序的嘗試。

德國克虜伯公司制造的古斯塔夫列車炮。

如果我們把視角進一步轉向當下，就不難看到類似邏輯仍在以不同形式重現。俄羅斯在20世紀初，確實依托高度壓制性的國家機器實現了相對快速的追趕式發展：它不僅完成了工業化進程，也建立起了一個強大的“軍事—工業復合體”。然而，問題真正集中暴露出來是在冷戰結束之后。這個國家在從蘇聯式共產主義向資本主義轉型的過程中，并未作出足夠審慎、有效的制度選擇。由此，俄羅斯經歷了一段極其痛苦的經濟與社會轉型期，而這一過程在很大程度上被西方國家所利用——大量資源、資產與戰略空間從俄羅斯被抽離。

正因如此，俄羅斯從經驗認知中逐漸形成了一種極為深刻的判斷：如果開放程度過高，國家將失去自我保護能力，甚至變得毫無防御能力。在這種認知框架中，“過度開放”往往被直接等同于所謂的“顏色革命”。俄羅斯對此始終保持著高度警惕。這一點在經驗層面是非常清楚的：在對烏克蘭采取軍事行動之前，俄羅斯國內已出現過大規模抗議示威；隨后，類似的政治動員又出現在白俄羅斯、哈薩克斯坦，而在更早之前，也曾發生在格魯吉亞等國家。因此，在俄羅斯的戰略認知中，始終存在著一種持續的焦慮：其周邊地區正在變得更加多元化，而這種趨勢被視為對本國政權穩定與國家安全的直接威脅。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俄羅斯決策層認為，必須采取一種高度特定、甚至是激進的行動方式。作為一個曾經的超級大國，俄羅斯既擁有相應的物質基礎，也具備繼續以“競爭型國家”（contender state）身份行動的能力。同時，它還背負著一段“過度開放導致國家衰弱”的歷史記憶。在此基礎上，俄羅斯的政治領導層開始主動強化民族主義敘事。與此同時，俄羅斯的經濟結構更多依賴自然資源出口，而非技術創新或高附加值產業。這種經濟基礎，進一步強化了一種以領土與安全為核心的發展邏輯，并最終在地緣政治層面表現為向烏克蘭方向的推進。

五、在開放被視為威脅的時代

在闡釋完這一以安全、領土和國家存續為中心的邏輯之后，我想轉向一個可能更貼近大家當前關注點、在結構上高度相關的議題。

一種高度理想化的世界秩序，是各國之間存在著順暢、穩定且互利的貿易關系。在布什政府時期，中美確實曾經形成過這樣一種表面上的“良性貿易關系”。但必須指出的是，這種關系本身是不平衡的。當時的中國，在很大程度上被定位為美國企業——以及德國、日本等國家企業——的“延伸生產平臺”；中國既是一個可以低成本組織生產、壓低勞動力成本的制造基地，同時也是一個用于吸納產品、消化過剩產能的巨大市場。

2008年8月8日，美國總統布什和夫人在北京奧運會開幕式上向運動員致意。圖源：新華社

真正的結構性轉折，出現在奧巴馬政府時期。當時，美國國內開始出現一場重要而持續的討論：中國正在加速追趕，中美之間的貿易關系正在發生變化——從以互補為主，逐步轉向替代性增強、競爭性上升的關系。

在這一背景下，奧巴馬政府及其背后的政策力量試圖采取的核心策略，是在貿易與投資規則層面對中國形成一種“外部制度性包圍”。具體操作是設定一整套高標準規則，并嘗試將歐洲國家也納入這一體系，通過TPP（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與TTIP（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伙伴關系協定）兩個協議形成制度聯動。

這些規則所覆蓋的領域十分廣泛，包括政府采購、數據流動、資本與金融流動、國有企業治理結構等——而這些，正是美國政策圈普遍認為中國仍然存在較強“國家干預”的關鍵領域。其整體設想是：一旦形成一個體量巨大的經濟區域，并且該區域運行一套明顯不同于WTO的規則體系，那么中國若希望進入這一市場、維持對該地區的出口，就將被迫在制度層面向這些規則靠攏，從而被動推進進一步的“開放”。然而，這一構想最終并未在美國國內獲得成功。

如今，特朗普之所以能夠崛起，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為他成功動員了美國社會中反對進一步對外開放的廣泛情緒。對這一點，我個人并不陌生。我曾系統考察了美國的對外開放進程，并得出了一個重要結論：美國社會從來就沒有真正形成過對“進一步開放”的廣泛民意支持。即便精英們試圖依據李嘉圖的比較優勢理論來“教育”公眾，強調自由貿易的長期收益，但這種說服在社會層面始終未能真正奏效。事實上，結果恰恰相反：當貿易政策逐漸成為一個更突出、更具政治敏感性的公共議題時，社會層面的抵觸情緒反而不斷上升，對自由貿易的懷疑也被進一步激發。

從歷史上看，美國的對外開放，并非主要通過社會共識推動，而是通過“美國領導力”的敘事來實現的——“對外開放”被包裝為一種領導世界、鞏固“西方陣營”的戰略選擇。在冷戰時期，這種敘事確實奏效。但冷戰結束之后，這一邏輯開始失靈。

最早的警示信號之一，正是在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的公共討論過程中，德州億萬富翁羅斯·佩羅（Ross Perot）成功動員起美國社會中對墨西哥的疑慮與反對情緒。這種反對在很大程度上帶有明顯的“反外國人”色彩，尤其集中于拉美移民和拉美國家。與此同時，美國正經歷一輪深刻的去工業化進程——這一過程既部分源于貿易沖擊，也與自動化技術的發展密切相關。對美國許多地區而言，這一轉型是真實而痛苦的。在傳統制造業帶，就業崗位流失、房價下跌、社區衰落，而國家層面的再分配與補償機制卻十分有限。由此積累的社會焦慮，成為可以被政治力量動員的重要情緒資源。

羅斯?佩羅（Ross Perot），德州白手起家的億萬富翁，同時也是美國史上最成功的第三方勢力總統候選人。1992年，他以獨立候選人的身份參選總統，獲得了約19%得票數。圖源：AP

但與此同時，還有一個同樣關鍵、卻常被忽視的事實：美國的商業精英群體并未真正投入政治資源，去支持奧巴馬時期的對華戰略。正因如此，特朗普在第一任期中系統性地拆解了奧巴馬政府圍繞中國所構建的那套戰略框架。特朗普本人高度關注高科技領域的領導權，并開始直接點名、打擊若干中國高科技企業。他所選擇的，并非“聯合盟友、通過規則施壓”的路線，而是繞過盟友、采取更直接的對抗方式。而事實也表明，這種策略的效果并不理想。

正因如此，拜登政府上臺后所采取的路徑，是重新激活“聯盟戰略”，但也并未回到奧巴馬時期那種高度制度化、系統化的階段。同時，拜登政府注重所謂的“去風險化”（de-risking），即鼓勵美國企業逐步將部分產能轉移至越南、印度等國家，以降低對單一國家的依賴。拜登政府重新強調產業政策的作用，試圖通過更大規模的國家干預來重塑產業結構。不過，由于實施時間較短，這一努力迄今尚未取得顯著成效。

當前，特朗普再次回歸。就在不久之前，我還在討論民族主義的上升，以及民族主義在危機條件下可能滑向“極端民族主義”的風險。但我們當下真正看到的是一個更令人不安、也更具結構性的趨勢：在資本主義核心國家內部，“獨裁力量”正在上升。這種變化體現在多個層面：對國家官僚體系的攻擊、對司法系統的施壓、對自由派大學的持續抨擊。更為關鍵的是，這種變化不僅僅表現為對外政策上的強硬，而是逐漸演變為對本國資本的管理。在這一過程中，特朗普政府正在將關稅作為一種權力工具，用于約束和施壓大型企業。例如，蘋果公司CEO蒂姆·庫克也不得不親自與特朗普溝通，爭取關稅豁免。這清楚地表明，關稅早已不只是貿易政策工具，而是一種直接的權力工具——這一點，迄今并未得到足夠充分的討論。

或許，資本對特朗普的制衡在未來仍有可能出現。但在最初階段，相當一部分資本力量實際上是歡迎特朗普政策的：他們支持放松監管，支持削弱勞工保護，也樂見其與歐盟的對抗——尤其是在歐盟試圖在數據流動、競爭政策等領域施加更嚴格規則的背景下。然而，隨著政策逐步推進，當這些措施開始直接壓縮企業的生意空間與決策自主性時，資本界的不滿也開始顯現。

在這里，我想引入一個具有歷史意義的對照。德國的故事發生在一個完全不同的時代：德國的資本家曾支持希特勒的崛起。他們最初認為，這位出身并不顯赫、政治背景并不“體面”的人物是可以被操控的。他可以動員群眾、打擊左翼力量，而真正的權力仍會掌握在傳統精英手中。但事實證明，這一判斷是錯誤的。最終，是希特勒掌控了資本家，而當他們意識到這一點時，已經失去了任何制衡能力。

就美國而言，我個人仍然比對德國歷史更為樂觀一些，因為兩者畢竟處在完全不同的時代背景與制度環境之中。

還有一點值得注意：億萬富翁群體并非天然反對“裙帶資本主義”（crony capitalism）。只要他們能夠直接接觸權力核心，只要能夠獲得例外、豁免或巨額政府合同——例如公共采購中的防疫物資訂單——他們往往可以接受這種運行方式。再比如，美國的云計算業務，本身就高度依賴地方和州政府的采購。因此，在現實中，許多資本力量選擇了與這一體制“共存”。

如果將視角重新拉回中美關系，情況就變得更加復雜。總體而言，美國資本并不希望與中國徹底“脫鉤”；然而，特朗普政治聯盟中的一部分力量，尤其是其民粹主義基礎，卻明確追求這種脫鉤。這種訴求背后，實際上包含著一種強烈的“歷史倒退式想象”。在我看來，特朗普本人在政治與社會觀念上，很大程度上仍停留在20世紀50年代：女人在家呆著、黑人打打雜，白人則是中流砥柱。更重要的是，這種想象被他投射為一種對世界秩序的整體設想。

這一點，在史蒂夫·班農（Steve Bannon）的思想中體現得尤為明顯。他強烈反對傳統的美國外交與戰略路線。在其構想中，美國應當主動向俄羅斯靠攏——不僅因為俄羅斯被視為一個“基督教的、白人的國家”，而且因為其文化在身份認同、社會價值等方面，對多元主義和對同性戀等性少數群體持排斥態度。在這一想象中，憑借俄羅斯龐大的資源儲備和戰略縱深，可以對中國形成一種不同于以往的“包圍戰略”。當然，這種設想本身極為狹隘，也嚴重低估了當代國際體系的復雜性，是一種視野高度受限的戰略構想。

也正是在這樣的思路下，特朗普政治聯盟中的一部分力量，開始積極支持對反對派的壓制。例如，“林肯計劃”（Lincoln Project）這一由專業人士組成、長期對特朗普持批評立場的平臺，其創始人之一的名字近期就出現在所謂的“愛潑斯坦文件”中——據稱，其曾試圖說服愛潑斯坦向麻省理工學院捐款。隨后，特朗普方面迅速借此展開政治攻擊，暗示其可能卷入相關性丑聞。一方面，特朗普可能正在有意識地壓制相對獨立的億萬富翁。但其更宏大的目標，還包括增強自身在戰爭動員與資源自主性，并試圖重新將拉丁美洲塑造為“后院”，以確保資源獲取的穩定性。

8月15日，美國總統特朗普和俄羅斯總統普京在阿拉斯加舉行了會晤。圖源：NYT

這也引出了我在演講結尾想要提出的一個宏大的問題：在多大程度上，我們仍然能夠避免某些歷史路徑的重演？這一問題并不只針對某一個國家，而是對多個國家、多個政治體制都同樣成立。

在德國，這一討論尤為敏感。眾所周知，在德國統一之前，西德社會長期處在高度軍事化的安全環境之中——不僅擁有本國軍隊，還有大量美軍長期駐扎。

我可以分享一段個人經歷。小時候，我的父母在森林邊有一套小公寓，我們經常沿著高速公路駕車出行，頻繁看到美軍車隊經過。但當我在20世紀70年代初作為交換學生來到美國時，卻幾乎看不到任何軍隊的存在。原因很簡單：當時，美國的主要軍事部署并不在本土，而是在德國。

隨著德國統一，這一點被明確寫入相關協議：德國軍隊規模必須大幅縮減。而這一目標，確實在隨后幾十年中得以實現。此后，德國軍隊逐漸演變為一種更接近“行政機構”的存在——主要負責退役軍人的安置與養老金發放，維系一定的對外聯絡與組織網絡，而不再承擔傳統意義上的高強度軍事職能。

然而，問題也隨之浮現：如果德國現在開始重新武裝，并且是在俄羅斯對其周邊國家采取軍事行動的背景下，試圖增強自身力量，那么這一過程是否存在再次“越界”的風險？防御與失控之間的界線究竟在哪里？這是當下德國社會正在嚴肅、持續討論的重大問題。

12月3日上午，IPP第23期“明遠講壇”特邀德國卡塞爾大學全球化與政治學榮譽教授、卡塞爾可持續發展研究所非駐任高級研究員克里斯托夫·謝雷爾（Christoph Scherrer）作“和平經濟相互依存的錯誤認知”的專題講座。本文根據克里斯托夫·謝雷爾講授的演講整理而成，內文有所刪減。

IPP公共關系與傳播中心

文稿整理｜周浩鍇

排版｜劉　深

審校｜郭　海

終審｜劉金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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