巡視利劍下的“腐敗鏈”

2025年12月26日，湖南省紀委監委的一則通報劃破株洲政壇的平靜：株洲市人大常委會原黨組成員、副主任王建勇因嚴重違紀違法被開除黨籍、開除公職，其涉嫌受賄犯罪問題及所涉財物被依法移送檢察機關審查起訴。此時，距離其老下屬、蘆淞區委原常委劉正午被查已過去八個月。

從區委書記與常委副區長的“黃金搭檔”，到相繼落馬的“腐敗鏈”，二人在蘆淞區構建的權力關聯與利益鏈條，成為中央巡視期間湖南查處上下級關聯腐敗的典型樣本，更折射出基層“一把手”監督缺失與權力異化的深層隱患。
權力交集 從主政一方到利益捆綁
王建勇的仕途生涯與株洲緊密相連。1968年出生的他，從基層民警起步，憑借三十年深耕本地的資歷，逐步攀升至區縣核心領導崗位。2010年，王建勇調任蘆淞區常務副區長，自此開啟了長達11年的蘆淞任職史——從區長到區委書記，他全程主導了蘆淞區航空、服飾兩大支柱產業的發展布局，手握項目審批、土地出讓、招商引資的絕對話語權，成為當地名副其實的“一把手”。2022年，他升任株洲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看似走上更高平臺，實則其腐敗根基早已在蘆淞區的權力土壤中深植。
劉正午的崛起，則完全依附于王建勇的主政軌跡。2020年6月，劉正午調任蘆淞區副區長時，正值王建勇擔任區委書記、全力推進產業升級的關鍵期。彼時蘆淞區作為中南地區最大的服飾產業集群所在地，大批重點項目集中落地，招商引資活動密集開展，劉正午迅速被王建勇委以重任，分管工業、招商、園區建設等核心領域，成為推動區委決策落地的“關鍵抓手”。2021年7月，在王建勇的統籌安排下，劉正午晉升蘆淞區委常委并繼續兼任副區長，職權范圍進一步擴大，二人形成了“書記定方向、常委抓落實”的緊密工作格局。
這種上下級關系，在一次次具體工作中逐漸演變為利益捆綁。
2020年8月，王建勇親自率隊赴長三角開展服飾產業精準招商，這場關乎蘆淞區產業升級的關鍵行動，劉正午全程隨行參與，從企業對接、政策談判到合作簽約，全程深度介入。在杭州舉行的湖南?長三角經貿合作洽談周上，二人共同推介蘆淞服飾產業優勢，敲定株洲意法時尚中心、楓橋杭派服飾產業園等重磅項目，最終促成33個原創服飾品牌簽約入駐。表面上的招商引資成果，實則成為二人權力尋租的起點——企業入駐的資質審核、政策扶持的力度把控、園區建設的工程承攬，都成為他們日后交換利益的籌碼。
在王建勇主政蘆淞期間，這樣的權力交集貫穿始終。無論是航空產業園的征拆建設、白關服飾產業園的規劃落地，還是湘江蘆淞段生態治理、城鄉統籌發展等重點工作，劉正午始終作為直接分管領導，不折不扣地執行王建勇的決策部署。這種“一把手”定調、下屬執行的工作模式，既為蘆淞區發展提供了執行力保障，也為權力濫用留下了空間。隨著合作日益緊密，二人的關系從純粹的工作配合，逐漸延伸到私人交往與利益輸送，形成了“上級授意、下級操作、利益共享”的腐敗鏈條。
巡視破局 下屬落馬引發的連鎖反應
2025年4月15日，中央第三巡視組進駐湖南，明確聚焦領導干部違紀違法問題，重點核查違反政治紀律、組織紀律、廉潔紀律等方面的舉報線索，受理信訪截止至6月23日。這場巡視風暴，成為打破王建勇與劉正午腐敗聯盟的關鍵契機。巡視組進駐僅14天后，4月29日，株洲市紀委監委率先通報劉正午涉嫌嚴重違紀違法，接受紀律審查和監察調查。
劉正午的落馬，迅速引發連鎖反應。紀檢監察機關在核查中發現，其任職期間的多項違規操作均與王建勇存在關聯——從服飾產業招商中的政策傾斜，到園區建設中的工程分包，再到企業扶持資金的違規撥付，背后都有王建勇的默許或授意。作為直接上級，王建勇對劉正午的違紀違法行為不僅知情不報，更借機謀取私利，二人在多個項目中相互勾結，形成了典型的“窩案”特征。
面對巡視利劍的強大震懾和下屬被查的連鎖壓力，王建勇的心理防線逐漸崩潰。2025年6月19日，湖南省紀委監委通報王建勇涉嫌嚴重違紀違法，且其系“主動向組織交代問題”接受審查調查。此時的主動投案，早已不是幡然悔悟，而是在證據逐漸清晰、難逃紀法嚴懲下的無奈之舉。
審查調查結果最終證實，王建勇在得知劉正午被查后，曾與他人串供、偽造證據，試圖對抗組織審查，其“主動交代”不過是最后的掙扎。
隨著調查深入，王建勇的違紀違法事實被逐一查清：政治上對黨不忠誠不老實，組織上不如實報告個人有關事項，廉潔上底線全面失守；不僅長期收受可能影響公正執行公務的禮金、接受管理服務對象安排的旅游活動，更利用職權為親屬經營活動謀利，借產業招商、項目審批等便利為他人謀利，非法收受財物且數額特別巨大。這些行為大多發生在其擔任蘆淞區委書記期間，與劉正午的工作交集高度重合，印證了二人利益捆綁的深度關聯。
案后反思 基層“一把手”監督的破局之道
王建勇與劉正午案件并非孤例?？v觀株洲近年反腐歷程，類似的上下級關聯腐敗時有發生：曾任株洲縣委書記的龍國華，在離任前突擊提拔百余干部，半數賄金來自下屬；攸縣原縣委書記譚潤洪利用職權為企業謀利，收受行賄人折合人民幣2238萬余元；荷塘區委原書記顧峰在工程項目承攬中為他人提供幫助，收受巨額賄賂。這些案件與王建勇案有著共同特征：“一把手”利用權力主導利益分配，下屬依附上級職權謀取私利，形成縱向串聯的腐敗鏈條。
案件暴露出的基層權力監督漏洞令人警醒。王建勇在蘆淞區擔任“一把手”期間，集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于一身，缺乏有效的制衡機制。劉正午的職務晉升、職權分配均由其主導，使得上下級之間形成了人身依附關系，而非正常的工作配合。正如專家指出的，“在一個地區，若無人能有效監督‘一把手’，其用人權、決策權過大，就容易滋生靠權力尋租的腐敗”。這種監督缺失，正是王建勇與劉正午能夠長期勾結、肆意妄為的根本原因。
值得關注的是，株洲市近年來已在探索破解基層監督難題的路徑。針對國企、區縣等領域權力集中、資金密集的特點，當地紀檢監察機關建立大數據監督平臺，將大額資金支付數據接入系統全面過篩；通過專項巡察、提級巡察等方式，緊盯工程項目、招商引資等腐敗高發領域；在案件查處后，精準制發紀檢監察建議書，督促相關單位排查廉政風險點、完善制度漏洞。王建勇案查處后，株洲市委迅速召開常委會會議，要求全市各級黨組織引以為戒，深入推進以案促改、以案促治，正是對這一治理思路的延續。
王建勇被“雙開”，再次彰顯了黨中央全面從嚴治黨的堅定決心。無論是身居高位的“一把手”，還是依附上級的下屬，只要觸碰紀法紅線，終將受到嚴懲。
隨著監督體系的不斷完善、巡視利劍的常態化高懸，基層“一把手”的權力將被進一步關進制度的籠子，上下級關聯腐敗的生存空間將被徹底擠壓。這場發生在株洲的反腐風暴，不僅是對違紀違法者的嚴懲，更是對基層政治生態的凈化與重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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