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功臣的名字,本該刻在國防事業的豐碑上,卻因一場時代風波,被塵埃掩蓋了半生。他們用青春熱血鋪就國家前行之路,卻在晚年遭遇不白之冤,直到離世多年,才等來遲到的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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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全國抗日呼聲高漲,17歲的王秉璋跟隨部隊在江西寧都發動起義,加入紅軍。他帶著18名傳令兵果斷繳械護兵,安全護送季振同、趙博生等起義領導人撤離,為起義成功立下大功。長征路上,他背著報務機穿越槍林彈雨,瀟水戰役中用竹排和釘子搭建浮橋保障通信;抗戰時期,他擔任八路軍115師作戰科長,參與平型關大捷,后來創造的“交通壕近迫作業”戰術,被劉伯承稱贊“太靈了”,以百余人傷亡殲滅日偽軍近萬人。
新中國成立后,百廢待興的空軍急需組建,王秉璋被任命為第一任參謀長,協助劉亞樓從零搭建空軍體系。他每月往返安東前線與北京,整頓部隊紀律、制定空中戰術,在抗美援朝中助力志愿軍空軍擊落敵機三百多架。1953年他升任空軍第一副司令員,在這個崗位上一干就是18年,從1953年一直到1971年被審查,比司令員劉亞樓的任期還久。1960年,中蘇關系破裂,蘇聯撤走全部專家并帶走技術資料,導彈研發陷入絕境,王秉璋臨危受命調任國防部第五研究院副院長,后來接任院長,拍著桌子說“求人不如求己”。他白天泡在實驗室,晚上睡在車間,帶領科研人員用算盤計算導彈參數,堅持“不帶問題出廠,不帶問題上天”,先后推動東風一號、二號導彈發射成功,主持制定“八年四彈”方案,1964年還出任七機部第一任部長,為東風系列導彈和長征一號火箭奠定基礎,助力東方紅一號衛星順利升空。
從1971年10月被隔離審查,到1981年獲釋,王秉璋在秦城監獄等場所被關押了整整10年。1982年,他被“免予起訴”卻仍被認定“罪名成立但情節較輕”,被撤職退役。此后23年,他住在北京西郊平房,桌上始終擺著導彈草圖,一遍遍寫信申訴,信件卻大多石沉大海。2005年9月25日,91歲的王秉璋在301醫院病逝,臨終前緊緊拉著子女的手囑托:“我的問題沒解決,等組織給了最終結論,再下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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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5月31日,遲到12年的遺體告別儀式在301醫院舉行,靈柩上覆蓋著鮮紅黨旗,軍方悼詞肯定了他對空軍建設和航天事業的卓越貢獻。他的骨灰最終安放在八寶山革命公墓,按上將禮遇安葬,墓碑前擺滿了東風導彈和長征火箭模型。
如今,我們為東風導彈的威力自豪,為東方紅一號的升空驕傲,卻很少有人知道,背后有這樣一位老人,用十年鐵窗、二十三年申訴、十二年遺體冰凍,換一個清白之名。歷史的糾錯或許會遲到,但那些為國家拼過命的人,不該被遺忘。當我們仰望星空、感慨國防強大時,是否該想起這些沉默的功臣,他們的堅守與等待,本身就是最動人的愛國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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