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國中將蒙冤撤職：我國首任空軍參謀長，遺體冰凍12年終獲平反

有些功臣的名字，本該刻在國防事業的豐碑上，卻因一場時代風波，被塵埃掩蓋了半生。他們用青春熱血鋪就國家前行之路，卻在晚年遭遇不白之冤，直到離世多年，才等來遲到的正義。

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全國抗日呼聲高漲，17歲的王秉璋跟隨部隊在江西寧都發動起義，加入紅軍。他帶著18名傳令兵果斷繳械護兵，安全護送季振同、趙博生等起義領導人撤離，為起義成功立下大功。長征路上，他背著報務機穿越槍林彈雨，瀟水戰役中用竹排和釘子搭建浮橋保障通信；抗戰時期，他擔任八路軍115師作戰科長，參與平型關大捷，后來創造的“交通壕近迫作業”戰術，被劉伯承稱贊“太靈了”，以百余人傷亡殲滅日偽軍近萬人。

新中國成立后，百廢待興的空軍急需組建，王秉璋被任命為第一任參謀長，協助劉亞樓從零搭建空軍體系。他每月往返安東前線與北京，整頓部隊紀律、制定空中戰術，在抗美援朝中助力志愿軍空軍擊落敵機三百多架。1953年他升任空軍第一副司令員，在這個崗位上一干就是18年，從1953年一直到1971年被審查，比司令員劉亞樓的任期還久。1960年，中蘇關系破裂，蘇聯撤走全部專家并帶走技術資料，導彈研發陷入絕境，王秉璋臨危受命調任國防部第五研究院副院長，后來接任院長，拍著桌子說“求人不如求己”。他白天泡在實驗室，晚上睡在車間，帶領科研人員用算盤計算導彈參數，堅持“不帶問題出廠，不帶問題上天”，先后推動東風一號、二號導彈發射成功，主持制定“八年四彈”方案，1964年還出任七機部第一任部長，為東風系列導彈和長征一號火箭奠定基礎，助力東方紅一號衛星順利升空。

從1971年10月被隔離審查，到1981年獲釋，王秉璋在秦城監獄等場所被關押了整整10年。1982年，他被“免予起訴”卻仍被認定“罪名成立但情節較輕”，被撤職退役。此后23年，他住在北京西郊平房，桌上始終擺著導彈草圖，一遍遍寫信申訴，信件卻大多石沉大海。2005年9月25日，91歲的王秉璋在301醫院病逝，臨終前緊緊拉著子女的手囑托：“我的問題沒解決，等組織給了最終結論，再下葬。”

2017年5月31日，遲到12年的遺體告別儀式在301醫院舉行，靈柩上覆蓋著鮮紅黨旗，軍方悼詞肯定了他對空軍建設和航天事業的卓越貢獻。他的骨灰最終安放在八寶山革命公墓，按上將禮遇安葬，墓碑前擺滿了東風導彈和長征火箭模型。

如今，我們為東風導彈的威力自豪，為東方紅一號的升空驕傲，卻很少有人知道，背后有這樣一位老人，用十年鐵窗、二十三年申訴、十二年遺體冰凍，換一個清白之名。歷史的糾錯或許會遲到，但那些為國家拼過命的人，不該被遺忘。當我們仰望星空、感慨國防強大時，是否該想起這些沉默的功臣，他們的堅守與等待，本身就是最動人的愛國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