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 青：從“菜肉餛飩”想到靜安區的上海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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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理工大學 徐青

有位老師轉發了一篇關于電影《菜肉餛飩》的網文，里面有句反問讓我琢磨了好一會兒：“靜安區是接受上海話英才教育長大的嗎？”

我始終不太懂作者拋出此問的真意。是覺得靜安區的上海話格外標準，像受過精英訓練？還是恰恰相反，認為它離上海話的鄉土氣息太遠？但這個問題，像一把鑰匙，瞬間打開了我記憶的閘門。因為我們這些在靜安長大的70后深知，靜安區的語言底色，遠比“英才教育”這四個字要復雜、生動得多。

它不是什么標準化的課堂，而是一座天然的方言交融舞臺。

我們讀小學那個年代，上海的市區和現在可不是一個概念。每個區都像是自帶性格，界限分明，氣息獨特。別的區先不講，單說靜安區吧，光是語言這一項，就夠聊上半天了。

記憶里的上世紀80年代，靜安區大概是以靜安寺為中心，南京西路、延安中路熱熱鬧鬧的，萬航渡路、武定西路則安靜許多。曹家渡、葉家宅、太平里這些名字，現在聽著都帶著歷史感。靜安寺自然是中心，但靜安也不全是光亮的一面。比如和長寧、普陀交界的曹家渡，在老人們口中就是個“不太平”的地方，那時候常聽大人提起“極斯菲爾路76號”（也就是后來的萬航渡路76號），語氣神秘又復雜。葉家宅那邊，還有后來變成達安花園的“小莘莊”，當時是大片的簡屋和棚戶區。

就是這樣雜糅的格局，讓靜安區的語言也變得豐富多彩。萬航渡路、武定路一帶，蘇北話是常能聽到的；南京西路、延安中路旁的石庫門里，飄出來的多是軟糯的蘇浙方言。去常德路看望老師，總會經過常德公寓——張愛玲以前住的地方，就在靜安寺邊上，常德路和愚園路交界，對面是電車廠。她就是在那里，寫下了《傾城之戀》《封鎖》《公寓生活記趣》等活色生香的故事。即便在擁擠狹窄的棚戶區里，也還藏著回民的生活區域。所以啊，那時候的靜安，不只是說的話不同，連早晨飄出的飯菜香氣，都各不相同。

我的小學班主任屈老師，教到我們三年級就退休了。后來我們幾個同學還一起去常德路看望過她。屈老師說一口挺標準的普通話，幾乎聽不出她是哪里人。屈老師退休后，接她班教語文的林老師，可就完全不一樣了，一口寧波話講得“乓乓響”。后來帶我們畢業班的洪老師，教學沒得說，特別嚴格，可一開口就是濃濃的蘇北口音，特別是那句加重了語氣的“美得不得了”的尾音……班上調皮的男生，最愛偷偷學兩位老師說話的樣子，當成課間的樂趣。

教英語的莫老師，很有意思。她姓莫，頭發不知怎么是淡淡的黃色，皮膚特別白。她可不像宋老師那樣總是笑瞇瞇的，她老是皺著眉頭，看上去不太容易親近。我們讀英語單詞，那個“the”里的[e]音，總是發不好。她一聽到，眉頭就鎖得更緊了，那張白白凈凈的臉，會“唰”地一下透出粉紅色來。要是我們再讀不好，那粉色就會加深，變成紅彤彤的一片，在她雪白的皮膚上特別顯眼。

而教音樂的宋老師，則是另一個樣子。她真好看，很優雅，名字也好聽。她的頭發不像莫老師那樣直直的，而是帶一點點溫柔的波浪，齊耳的長度，總是很有光澤，也不知是用了發油還是天生如此。大家都曉得，她家就在靜安區少年宮旁邊，是標準的“上只角”人家。可我印象最深的，是她說普通話的聲音，特別是那個“是（shi）”字，發音格外清晰、輕柔，好像帶著一點特別的韻味。具體她還說過什么，我早已記不真切了，唯獨那個輕輕吐出的“shi”音，像一片柔軟的羽毛，到現在還在記憶里飄著。

所以，當我看到那篇文章的原標題——“已經喪失上海話語言能力的上海人，在世界末日的那一天還是掙扎著爬起來包了頓餛飩”，以及“靜安區是否接受上海話英才教育”的問題時，反而忍不住笑了。靜安的孩子，哪里是受了什么單一的精英文教，我們根本就是在寧波話的“乓乓響”、蘇北話的干脆利落、莫老師字正腔圓的英語、和宋老師那個輕柔的“是”字里泡大的。語言的強弱消長，或許就像城市的街巷面貌，總會變遷。但上海人真正的生活底色，從來不是單一的，而是“海納百川”般活生生的包容。

就像我們靜安的孩子，味蕾是從小就被教“豁達”了的。我們的餐桌，何曾有過涇渭分明的界限？夏天吃冷餛飩，冬天吃熱乎乎的水餃；早餐可以是包著油條的“包腳布”，也可以是來自北方的厚實羌餅；而到了晚飯時分，一碗融合了酸甜與濃香的羅宋湯，更是許多人家餐桌上的常客。餛飩自然是上海人深入骨髓的念想，但在世界末日掙扎著爬起來包餛飩的那份韌勁與從容，或許正源于這種融在每日煙火里的、不挑不揀的生命力。

靜安的往事，上海的今昔，都告訴我們：真正的“本地”，從來不是固守一種腔調、一種口味。它是在嘈雜的市聲中，能聽懂四方的音韻；在自家的餐桌上，能嘗出天下的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