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民大學吳玉章 講席教授劉永謀首發于微信公眾號,保留一切知識產權,侵犯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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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我的AI時代人的機器化理論,AI正在從身體和靈魂兩方面改造當代智人,使之最終成為“機器人”;而AI身心設計或身心改造的深處,是新主體觀念即“科學人的崛起”。也就是說,這一過程再我看來,不僅是文化現象,更是遺傳進化現象。
我相信行為的綜合進化模型,即智人行為是反應調節/自然選擇、操作調節/后果選擇、文化調節/社會環境三個方面共同決定的,并且三者之間存在著關聯。比如說,長期文化調節可能導致遺傳性狀層面的變化,反過來遺傳性狀改變可能通往文化實踐的進化。因此,我希望用一種打通生物學、心理學和文化學的方式討論AI時代人的歷史境遇。
并且,我并沒有給“機器人”一個確定的褒貶,雖然作為舊時代的一員,我深感自己的不適應。
對于多數討論AI文化沖擊的人而言,如福爾的《沒有思想的世界:科技巨頭對獨立思考的威脅》,一是他們的討論止于文化本身,二是他們的討論太過于憤怒。這就必須面對如下批評:文化不斷流變,并沒有什么優劣,可以客觀討論的只有適應與否,所以舊文化堅持者對新文化的批評在很大程度上均為作繭自縛。
作為《新共和》雜志的主編,福爾批評跨國科技公司或硅谷公司在搞一種新型壟斷,即文化壟斷或知識壟斷,方法是操控傳媒、禁錮思想、腐蝕文化。進一步地,福爾認為,這種壟斷是對民主的攻擊,硅谷科技與民主并非同路人,甚至可以說前者是后者的敵人。為什么?“謊言和陰謀在社交媒體四處泛濫,我們共同的事實基礎也日漸消散,這都是在為威權主義創造條件。”
福爾堅持典型的白左意識形態,在AI時代民主制變得如此復雜之時,白左文化批評變得綿軟無力。與之相對,我想說的是,AI的效應在生物學層面展開,它的影響以千年計。
《沒有思想的世界》的觀點,在前言中說得非常清楚:
科技公司正在毀滅獨立思考的可能,這原本是我們的無價之寶。在它們創造的世界中,我們一直被注視,也總是被分心。它們描繪出我們的思想,并在無形中引導大眾行為(以及越來越多的個體行為)來進一步增加它們的經濟利益。在它們的侵蝕下,那些提供智力原材料以引發思考、引導民主的機構——媒體、出版商——不再完整。它們最珍貴的財富也是我們最珍貴的財富,那就是我們的注意力,遭到了它們的濫用。
在福爾看來,這里的關鍵在于注意力爭奪。福爾追溯硅谷公司的起家史,分析硅谷公司能控制和出版的原因,即通過免費信息打敗傳統文化機構,再通過網絡廣告使之委身于AI公司。因此,福爾能想到的反抗辦法,便是反對媒體和出版對AI公司尤其是網絡廣告的依賴,主要通過加強反壟斷監管、向讀者收費、提倡紙質閱讀來實現。福爾的解藥有用嗎?讀者自行判斷。
《沒有思想的世界》中有一些有趣的想法。比如,硅谷文化并非自由主義的,而是壟斷主義的。換言之,它始于狂亂,歸于壟斷:
舊金山郊區既是全國迷幻藝術的中心,也是計算機的發源地,這一事實在技術史上十分重要。
科技公司的淵源可以追溯到公社,這對世界來說并不是個好兆頭,公社實驗以混亂告終。
實質就是這樣:在硅谷,一切都會歸一,一直都在歸一。
硅谷貌似脫胎于反主流文化,但實情并非如此。硅谷信奉的所有價值觀都是20世紀60年代的價值觀。
比如,奇點主義類似基督教啟示錄:“在人工智能啟示錄中,技術研究和宗教類型融為一體,極為完整。”
比如,西方大學以前是有錢人進修學校,現在成了知識工廠。對此,我極為認可,并且發現:如今的大學正在變成崗前培訓機構,AI時代就此給大學施加了前所未有的壓力。文科無用論在此背景下喧囂塵上。
再比如,AI時代的文化壟斷危害更大:
在經濟學中,網絡的危險是壟斷——一個競爭激烈的市場變成了被各個大公司左右的市場。在文化上,網絡的危險則是墨守成規——市場上思想之間的交鋒不再那么激烈,重點則轉向達成共識。
這種觀點明顯承接波茲曼的《技術壟斷:文化向技術投降》。不過,這一次并不是老牌文人被擠壓那么簡單,AI時代將滅絕文人,無論新舊。這就像磨刀人現在消失了,原理都一樣:技術發展之后,每個人可以自己磨刀,也可以自己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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