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劍 | 參與歷史，創造歷史

彭劍

參與歷史，創造歷史

——讀章開沅先生《走出中國近代史》

題記：今年三月，欣聞章開沅先生的《走出中國近代史》一書出版。雖同在武漢，且供職于同一個研究所，但因“戰疫”尚未結束，無從當面向先生索贈。于是網購一冊，先睹為快。作為北京出版社“大家小書”的一種，本書所收錄的是章先生的學術隨筆和演講稿，共30篇。這些文章充滿人文關懷，在全球“戰疫”的當下閱讀，別有一番滋味。

章開沅先生

今年三月，欣聞章開沅先生的《走出中國近代史》一書出版。雖同在武漢，且供職于同一個研究所，但因“戰疫”尚未結束，無從當面向先生索贈。于是網購一冊，先睹為快。作為北京出版社“大家小書”的一種，本書所收錄的是章先生的學術隨筆和演講稿，共30篇。這些文章充滿人文關懷，在全球“戰疫”的當下閱讀，別有一番滋味。

01

走出歷史的途轍

《走出中國近代史》是書名，也是收入書中的一篇文章的標題。作為《近代史學刊》的發刊詞，該文提出，為了更好地建設中國近代史學科，從事近代史研究的學者必須走出中國近代史。“走出”的途徑有二：在時間方面，走出1840-1949這110年，向上延伸到明清，向下延伸到1949年以后；在空間方面，注重局部與整體的關系，把中國史當作世界史的一部分，并努力把社會學、經濟學、政治學、法學、文化學、人類學、宗教學、心理學等相關學科的理論與方法引進史學研究。如此，所謂走出中國近代史，乃是從時空兩個維度入手，深化、推進中國近代史研究。不過，文章也說：“歷史學家不僅應該積極參與現實生活，而且應該成為把現實與過去及未來連接起來的橋梁，用自己的研究成果豐富與影響現實生活，并且與人民一起追求光明的未來。”這就提示了走出中國近代史的另一種取向：參與現實。

章先生主張歷史學家積極參與現實，最為集中地體現于“參與的史學”這一命題中。為了闡釋這一命題，他做過多次演講，并撰寫了一篇《參與的史學與史學的參與》（亦收入此書）。所謂“參與的史學”，就是參與現實生活的史學。

為什么史學應該參與現實生活？因為“人類文明業已生病”。回首20世紀，章先生發現，人類已經處于嚴重的災難之中，并且面臨著更為嚴重的災難，直至可能自我毀滅。在這種情況下，“人類不應該繼續自相爭斗、自相殘殺”，而應該聯合起來圖謀自救。“不要相信那些諸如東西文化沖突之類的兇險預言，也不必沉溺于東西文化孰優孰劣的無止無休的爭論。我們首先應該加強不同文化之間的平等對話，尋求相互溝通與相互理解；然后在人類文化總寶庫中發掘一切健康有益的精神資源，弘揚而又超越，熔鑄以求創新，共同糾正現今人類文明的嚴重缺失。”在這場拯救人類文明的事業里，歷史學家不能緘默，而應積極投身其中。

02

與古人對話

那么，其道何由？

他提出，“參與的史學”的實現途徑，主要是“史學的參與”。所謂“史學的參與”，乃是“積極參與歷史生活”。這與陳寅恪所說的“神游冥想，與立說之古人處于同一境界”是一個意思，也就是今日學者常說的“到晚清上班”，“到民國上班”，也就是章先生自己常說的“設身處地”。對歷史學家而言，“設身處地”是為了更好地理解古人，而理解古人的最好方法，乃是與古人對話。此書收錄的文章中有兩篇在標題中有“對話”一詞，其他文章中涉及這一問題的也不少，可見他對此的重視。

對話并非易事。就是生活在同一時代，人與人之間要進行有價值的對話都很難，經常出現“雞同鴨講”的情形，或陷于“公理”“婆理”的自說自話。跟古人對話，當然更難。章先生很欣賞年鑒學派創始人布洛赫的主張：“要窺見前人的思想，自己的思想就應當讓位。”而他在《廣義的對話》一文中提出的“虛靜”，則不妨視為與古人對話的先決條件。

“虛”即是“空”，將自己以前的所有見解都拋開，使此心空空如也，才能真正傾聽歷史人物的述說，才有可能達致真正的理解，實現有效的對話。否則，帶著滿腦子的“歷史認識”去跟古人“對話”，很容易用一己成見評判古人，無法傾聽古人的聲音，“對話”之后所得到的，都是自己早已預設好的，都是自己想“聽到”的。在現實中，人群之間經常會為一些事情嚴重“撕裂”，相互之間根本無法進行有效對話，也是因為雙方即使在同一張桌子旁坐下來，但也都只懷揣自己的固有認識，從頭到尾只是向對方傾瀉自己的主張，結果，“對話”結束，聽到的都只是自己的聲音。放空自我，學會傾聽，是實現有效對話的重要前提。這不僅僅是從事史學研究的學人應該修煉的，從此次疫情期間國人在一些問題上的“撕裂”來看，也是所有國人應該再三致意的。

“靜”似乎比“虛”要好理解，但章先生強調，對學者而言，“靜”所針對的，主要不是外在環境，而是學者內心。當歷史學家“走出中國近代史”，踏入現實，就會發現，“外面的世界很精彩”，熙熙攘攘，很難與“靜”字掛鉤。真正重要的，是心的平靜。結廬在人境，心遠地自偏。不管外界環境如何匆迫煩擾，但只要內心平靜如水，“超然物外”，同時又“沉潛于學”，便能“有所悟解”。在此基礎上，才有可能推出有價值的史學作品。章先生告訴我們，提供史學的精品，乃是歷史學家參與現實的最重要的途徑。

關于如何提供學術精品，除了“對話”，書中收錄的其他文章還談到必須堅持實證（《史學的品格》）、不能照搬西方理論（《走自己的路》）等方面，內中尤以涵養獨立人格、不做政治婢女振聾發聵（《治學不為媚時語》）。

03

理性愛國

章先生追求學術精品，但也批評“滿足于寫些論著在很小的圈子里面自我欣賞”的純象牙塔式的學問，在他看來，歷史學家應該將自己在研究中得到的智慧奉獻出來，對現實的發展有所幫助，也就是說，不但要研究歷史，而且要創造歷史。收入此書的一些文章，就分享了他自己在研究中得到的智慧，今日讀來，也頗有味道。

比如，他在研究“狀元實業家”張謇的時候，發現張謇是一個愛國者，并且，是一個理性愛國者。1900年，當義和團在北中國掀起排外風潮，清廷突然豪情萬丈，以一敵八，宣布對列國開戰之際，張謇沒有跟著頭腦發熱，“扶清滅洋”，而是在冷靜思考的基礎上，拒絕清廷的“亂命”，跑去游說兩江總督劉坤一等人，促成“東南互保”，從而保住了國家的命脈。章先生號召國人學習張謇的理性愛國精神，提出，近代以來國人愛國主義中的非理性，與長期遭受帝國主義侵略的歷史有關，但是，在經歷了一百多年翻天覆地的變化之后，今日更加需要理性愛國，使中國與世界朝著和諧互利的良好局面持續發展。為此，“今天的愛國主義更需要大智大勇的理性，更需要有全球全人類的博大胸懷，更需要以大格局的思路與戰略來化解各種各樣國家之間的歷史恩怨與現實利益沖突”，而不是相反。（《學習張謇的理性愛國主義》）

又如，在20世紀與21世紀之交，全國乃至全世界都掀起了一股高昂的“世紀熱”，預言“21世紀是中國的世紀”者有之，預言在新世紀將出現“中美兩國領袖攜手引導世界潮流”者亦有之。實際上，中國人對于“新世紀”的憧憬，不是始于這個世紀之交，而是始于上個世紀之交。19世紀與20世紀之交的仁人志士思考新世紀時，滿懷深沉的憂患意識，這使他們能夠“清醒地審視時代潮流與世界局勢”，而20世紀與21世紀之交的國人在思考新世紀的時候，則一片狂歡，缺乏應有的理性。因此，章先生乃在研究辛亥革命時代的世紀意識時，順帶給國人的“世紀熱”降降溫。他率直地批評這次“世紀熱”是“淺薄的狂熱”，提醒國人不要自我膨脹，不能只考慮自己：“任何一個國家都與世界連成一體，任何一個國家都難以獨善其身！因此，我們在考慮21世紀中國的命運時，還必須同時考慮全人類的命運。”（《珍惜辛亥歷史遺產——以世紀意識為例》）

04

同歡樂 共悲傷

撰寫文章、向當局者建言、發表演講，都是章先生貢獻智慧的重要方式。這本書中所收的很多文章，都是演講的整理稿，其中的很多演講，我都有幸聆聽，因此倍感親切。

比如，《“頭是X姓物”》是上個世紀末他在多個場合演講過的一個題目。年過花甲的兩江總督劉坤一在義和團運動期間幾經躊躇、最終決心違抗朝命、牽頭推進“東南互保”之際，慷慨激昂地說了一句“頭是劉姓物”。重讀此文，腦中自然浮現出大學期間聽演講時的一幕：他在鋪陳了劉坤一做出決策之艱難、引出“頭是劉姓物”之前，驀地一拍講桌。正是那一拍，加上緊接而來的“頭是劉姓物”一句語調的升高，恰到好處地烘托出湘軍宿將劉坤一勇于擔當的氣概，使聽者為之一震，產生“好男兒自當如此”的心靈共鳴。

又如，《“拉貝”現象》的主題，他也在相關演講中展現過。出生于漢堡的商人拉貝是一個納粹黨員，卻在南京大屠殺期間竭盡所能保護中國難民，這一故事足以警醒世人，人性復雜，遠不是“非黑即白”所能涵括。這是章先生研究南京大屠殺的重要心得，充滿人生的智慧與人文關懷。重讀此文，我不但想起章先生的相關演講，還想起他其他一些文章（未收入此書）中反復引用的一首小詩，那也是頗能反映他的人文關懷的。小詩的作者是一個沒有留下名字的日本學生兵，正在走向戰場，走向死亡。小詩寫道：“為什么日本人的死，只有日本人悲傷。為什么別國人的死，只有別國人悲傷。為什么人類不能共歡樂，共悲傷？”在全球戰疫、世界很多角落又出現人心閉塞之象的今天，這首小詩依然震撼人心。

章先生就是這樣，即使在耄耋之年，也仍然熱情洋溢地將自己從史學研究中得到的智慧貢獻出來，或發表演講，或執筆成文，不改初心。看到這本書的名字，人們很容易想到一句歌詞：“出走半生，歸來仍是少年。”少年、老年并非僅僅區分年齡，也常用來刻畫心態。若常葆赤心，耄耋老翁實乃少年。并且，閱歷越豐，越顯年少。關于這一點，蘇東坡早就意識到了，因此，他說：“萬里歸來年愈少”。

05

走進歷史，開悟人生

章先生在實踐“參與的史學”時，跟他從事“史學的參與”一樣，不乏激情，又充滿理性，執著認真，一片赤誠。他所奉獻出來的智慧，也確實產生了實在的影響。但是，若問他所奉獻出來的諸如上述來自史學研究的智慧是否都已被人們用來“創造歷史”？那就有點難說。就拿“世紀熱”來說吧。在跨入新千年之前，他想給“世紀熱”降溫，但很快發現，自己的“盛世危言”被淹沒在“新千禧年的舉國狂歡之中”（《百年銳于千載——辛亥革命百年反思》）。本來，世紀之交的無情事實應該足以給人們的“世紀熱”當頭一棒——才預言完中美攜手引導世界潮流，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就被炸了；才預言完新世紀和諧美好，各種恐怖襲擊就出現了（其中最為駭人聽聞的當屬“911事件”），“非典”也來了，“禽流感”也來了。章先生不失時機，在2004年的一場演講中舉出諸如上述的事實，希望國人清醒（《走自己的路》）。但是，從2020年疫情期間的情況來看，世紀之交的那些慘痛事實并未使國人吸取教訓。當疫情在全世界肆虐的時候，有一些國人不是將“全人類的命運”裝在心中，而是莫名地狂喜，覺得“中國的世紀”就在眼前，甚至充滿戾氣，以別國疫情嚴重為快，盲目自大與排外，與義和團運動時頗有幾分類似。他所倡導的“理性愛國主義”并未得到落實。

不過，這也從另一個角度顯示了本書的價值。既然他的一些呼吁還沒有落到實處，則不妨再次傳播；而另一些曾經打動過人心的呼吁，也可以叩問更多的人心。因此，有心之人，不妨靜下心來，放空自我，踏著這位耄耋少年走出中國近代史的腳印，做一回“逆行者”，走進中國近代史，也許能開悟人生，完善理性，增長智慧。

本文作者與章先生合影（2012）

【本文主體已刊登于《團結報》2020年7月23日“文史周刊”專欄，此處用的是原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