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競爭，中國正押注長期優勢｜IPP編譯

IPP評論是國家高端智庫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IPP）官方微信平臺

導語：

12月，美國雜志《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刊登了一篇圍繞中美長期競爭的分析文章《中國的長期經濟戰》。文章指出，中國并未將當前與美國的貿易摩擦和技術沖突視為階段性博弈，而是將其納入一場以數十年為時間尺度的結構性競爭之中。中國的戰略目標并非通過軍事擴張或正面沖突取代美國，而是在避免觸發“修昔底德陷阱”的前提下，通過持續積累工業能力、金融資本與制度性影響力，逐步削弱美國的結構性優勢，并爭取在全球體系中獲得與美國并列、甚至在部分領域實現超越的地位。

文章批評以GDP、軍事實力或單一技術指標為核心的傳統比較方式，認為其難以揭示中美競爭的真實走向。為此，作者引入源自信貸分析的“四個C”框架——能力（capacity）、資本（capital）、品格（character）與可信度（credibility），系統評估中國崛起的物質基礎、政策取向與國際影響。在作者看來，中國具備承受成本并持續施壓的能力，但全球領導地位仍受限；美國則已無法依賴戰后形成的傳統優勢，卻依然在制度信譽、聯盟網絡與國際秩序塑造方面保有籌碼。

劉宗媛（ZONGYUAN ZOE LIU）

美國外交關系委員會莫里斯·R·格林伯格中國研究高級研究員，哥倫比亞大學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全球政治研究所高級研究員

在過去一年左右的時間里，中國對貿易緊張局勢的回應不斷讓華盛頓的強硬派感到意外。2024年12月，拜登政府對先進芯片實施新的出口限制后，北京立即以禁止多種金屬元素對美出口作為回應。

2025年4月，在特朗普政府威脅對中國加征高額關稅之后，北京選擇強硬應對，對七種對國防和清潔能源制造至關重要的稀土礦物實施嚴格出口管制。5月，中國停止購買美國大豆——這是美國對華出口額最高的單一商品。而在10月，當美國將現有針對中國企業的出口限制擴大至其所有控股子公司后，中國又將五種稀土元素以及一大批先進加工技術納入自身的出口管制清單。這一系列愈發大膽的舉措不僅對美國乃至全球供應鏈構成了重大威脅，也勢必帶來顯著的國內影響。傳遞出的信號十分明確：中國已經做好承受痛苦的準備，以對美國施加真正的壓力。

盡管這種做法十分強硬，但并非魯莽行事。通過選擇經過精心校準的報復措施，北京既保留了談判空間，也為局勢降級預留了出口。在10月底美國總統特朗普與中國領導人在韓國會晤后，中國同意推遲實施多項限制措施。然而，克制不應被誤讀為軟弱。除已宣布的行動之外，中國還逐步構建了一套強有力的非關稅壁壘和法律工具庫，可在必要時隨時動用。隨著此前對美戰略克制的逐步淡出，中國已經清楚地表明，其已準備好將自身在供應鏈上的主導地位武器化。

這一強硬立場同樣受到國內政治因素的強化。中國領導層和談判代表決心避免重演2020年北京與第一屆特朗普政府達成第一階段貿易協議后所引發的輿論反彈——在許多中國評論人士看來，該協議對中國的不利程度堪比西方殖民列強當年與清朝簽訂的條約。

中國領導層已為特朗普的回歸籌備多年，并將貿易戰視為一場更為宏大的長期博弈，其持續時間很可能以數十年計。短期內，北京的優先目標是爭取在先進技術領域獲得讓步，以加快本國半導體產業發展、降低對進口的依賴；中期來看，中國旨在深化自身技術能力、分散出口市場，并在全球供應鏈中獲取更高比例的高附加值出口，從而削弱美國的結構性施壓能力；從長期而言，中國意在構建一套足以削弱美國單邊制裁權力的替代性全球貿易與金融架構。

歸根結底，中國尋求的是對其核心利益的承認：這些利益不應再受西方干預的威脅，中國在其勢力范圍內——包括臺灣及其周邊地區——擁有充分的行動自由，并且能夠以不遜于美國或其他大國的條件，與世界開展經濟往來。

從本質上看，中國正在嘗試一項前所未有的地緣政治壯舉：在不觸發“修昔底德陷阱”的情況下，與美國并肩獲得一個平等的位置——即避免新興霸權與既有霸權因結構性壓力而發生正面沖突。

不同于以往的修正主義大國，中國并不打算通過軍事征服來完成崛起，而是希望通過經濟實力與影響力的持續積累實現地位躍升。要取得成功，中國不僅需要在總體實力上追平美國，還必須在某些領域實現超越，以至于任何美國拒絕承認其超級大國地位的做法，在世界其他國家眼中都顯得難以自圓其說。

隨著這場長期博弈的展開，傳統的并列式比較——無論是經濟數據還是軍事能力——都難以清晰判斷哪一方處于領先、哪一方正在落后，以及原因何在。當一個領域的成功以另一個領域的代價為前提時，其對國家綜合實力或影響力的最終效果往往具有模糊性。歷史經驗表明，一個國家的全球影響力還取決于一些較難量化的因素，例如其所投射的價值觀、國際聲譽，以及吸引盟友和伙伴的能力。為了對中國追求權力的整體態勢作出更清晰的評估，有必要借鑒一個本就擅長處理不確定性與權衡取舍的學科。

在信貸金融領域，銀行和放貸機構通常通過一套被稱為“四個C”的廣泛標準來評估企業的信用狀況：能力（capacity）、資本（capital）、品格（character）和抵押品（collateral）。將這一框架移植到地緣政治分析中，可以為評估中國持續崛起及其對美國的影響提供一種結構化的方法。

隨著華盛頓逐步從多邊主義中后撤，并日益被國內政治極化所牽制，北京將繼續利用各種機會推進自身的地緣政治目標。從表面上看，中國具備充足條件：它能夠以極大的規模動員資源，在綠色能源供應鏈中占據主導地位，擁有世界上規模最大的常備軍，其人工智能企業也已證明自身可以與美國同行保持同步發展。

然而，美國仍然保有其他形式的全球影響力與政治資本，這些優勢并非中國輕易可以復制。正如對“四個C”的深入分析所顯示的那樣，華盛頓與北京之間的競爭，并不僅僅取決于誰擁有更先進的人工智能模型或更多的艦船。那些難以量化的動態因素，很可能與可觀測的經驗優勢和硬實力同等重要。因此，為了應對這場長期競爭，美國需要更清楚地理解中國究竟在追求什么、中國在不同領域相對于美國的真實位置，以及華盛頓自身的政策究竟在哪些方面存在不足。

百萬人口之國

中國的全球實力建立在其龐大的人口規模與資源基礎之上，也可以稱之為其“能力”。早在十三世紀，馬可·波羅就在《馬可·波羅游記》（原意大利文名Il Milione，意為“百萬”）中，對中國城市的規模、財富與疆域之遼闊贊嘆不已。

時至今日，這種體量優勢使中國能夠以前所未有的規模和速度動員資源推動經濟增長，其效率與節奏令大多數競爭對手望塵莫及。1978年，中國仍屬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之一，人均GDP約為157美元，不到美國的六十分之一，也不足巴西的十分之一；而如今，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其商品和服務出口規模居全球首位。

這一前所未有的崛起，很大程度上建立在中國數量龐大、且易于被動員的流動勞動力之上。這一勞動力群體從1989年約3000萬人，增長至2024年的近3億人。這些低薪工人支撐了中國的爆發式增長——他們進駐工廠、運營港口、修建基礎設施，使中國成為“世界工廠”。如今，中國正押注于規模同樣龐大的工程師與科學家隊伍，希望他們能夠在技術與創新領域復制這一成功。

事實上，中國在研發投入方面已幾乎追平美國；中國科研人員在頂級學術期刊上發表的論文數量、以及提交的專利申請數量，均已超過美國同行。而在這些數據背后，是一座深厚的人才蓄水池：中國每年培養約360萬名STEM（科學、技術、工程與數學）專業畢業生，是美國總量的四倍以上。

在中國東部江蘇省宿遷市的一家半導體制造廠，一名技術人員正在操作芯片加工設備。圖源：法新社

然而，這種巨大的“能力”本身也構成了中國面臨的最大挑戰之一。它使中國經濟結構日益失衡，并高度依賴海外市場來吸收過剩產能，從而與多個西方政府之間的摩擦不斷加劇。同時，中國在工業和供應鏈領域的主導地位，也促使許多國家主動降低對中國的依賴，削弱了北京最重要的施壓杠桿。由此，中國卓越的工業實力呈現出一種悖論：中國幾乎可以以極低成本、極大規模生產任何產品，但它越是動用這一優勢，世界對其反感和警惕的速度也就越快。

中國幾乎將全部精力集中于工業基礎建設，這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國內均衡市場的發展。長期疲弱的居民需求，使中國經濟難以成為一個自我驅動的增長引擎。若要讓居民消費在中國GDP中的占比達到與美國相同的水平，中國普通家庭的消費水平需要提高約70%——這一目標難度極高。

中國龐大的工業產能反而使其在某些方面對美國形成了特殊依賴。除作為中國出口的首要目的地外，美國長期以來還是中國政策制定者和企業汲取“最佳實踐”的關鍵來源，這些經驗被反復用于塑造中國自身在工業、金融、技術與軍事領域的發展路徑。即便在一些中國企業早已明顯領先美國競爭對手的行業——如電動汽車和電池領域——美國仍然是不可或缺的人才來源、科研網絡節點和需求市場。

這些現實構成了中國在與第二屆特朗普政府談判時面臨的一個根本性難題：如果中國最終希望在與美國的競爭中實現真正的自立，就必須在此之前將這個對手“拉近”，以便繼續借助美國在銷售體系和產品設計方面的經驗。

最新路透社報道指出，中國企業在電池制造和出口領域占據全球主導地位，2025年電池出貨量大幅增長，六家中國公司占據全球電池供應鏈主導位置。圖源：路透社

歷史反復證明，單純的“產能”并不足以塑造一個超級大國。20世紀初，德國曾擁有世界一流的工業基礎和頂尖工程技術人才，但最終未能建立持久的地區霸權；自20世紀60年代起，日本在汽車制造和電子產業中享有數十年的主導地位，卻在全球其他國家追趕上來之前，未能將這一優勢轉化為持久的地緣政治影響力。

即便在產能確實曾幫助催生超級大國的情況下，如果其他關鍵屬性薄弱，其地位也可能轉瞬即逝。蘇聯曾建立起龐大的工業與科研體系，取得諸多技術奇跡，如首次載人航天飛行和全球規模最大的核武庫；但政治與官僚體制的僵化，加之高度失衡的國家主義經濟結構，最終導致其解體。

今天，中國已經具備超級大國級別的工業產能，但若要在地緣政治層面真正完成這一地位的實現，還必須在其他領域與之相匹配。

富有但還不夠繁榮

除了“能力”之外，志在成為超級大國的國家還必須擁有雄厚的資本——即能夠動用巨額資金在海外影響行為、塑造結果的能力。目前，中國持有超過3.3萬億美元的官方外匯儲備，規模居全球首位。中國政府能夠以幾乎任何其他國家都難以想象的速度和規模動用國家資金進行投資。

此外，中國已通過主權杠桿基金，將其龐大的外匯儲備轉化為一項積極運作的金融治國工具。這些資金載體為中國的產業政策提供融資，支持中國企業在海外進行戰略性并購，并與外國機構合作，以降低對中國資本的政治阻力。以2024年中非合作論壇峰會為例，中國承諾向非洲國家提供超過500億美元的人民幣計價貸款，其中很大一部分由中國國家開發銀行等政策性金融機構承銷。這些貸款既是為了為中國不斷擴張的企業版圖爭取政治支持，同時也服務于推動人民幣國際化的目標。

然而，中國的資本實力與金融影響力，并不像表面數據所顯示的那樣不受約束。觀察人民幣在全球金融體系中的整體地位便可見一斑。從賬面上看，美元的主導地位似乎正在削弱，其在全球外匯儲備配置中的占比已降至56%，為30年來的最低水平。

但盡管中國已成為全球最大的貿易國，美元流失的份額并未主要轉向人民幣或其他主權貨幣，而是流向了黃金及其他非主權資產。自2008年以來，各國央行的黃金儲備增加了25%，達到1970年以來的最高水平。相比之下，美元仍然遠遠領先于歐元（約占全球儲備的20%）和人民幣（僅占約2%）。迄今為止，全球“去美元化”更像是對美國主導的金融秩序信心減弱的反映，而非對某種替代性貨幣的明確背書。

中國正在嘗試一項前所未有的地緣政治壯舉。盡管如此，中國仍在構建金融基礎設施，以降低全球對美元的依賴——即便未必是要徹底取而代之。2024年，中國的跨境銀行間支付系統（CIPS）交易規模同比增長47%，而由西方主導、負責全球大部分美元跨境流動的SWIFT系統同期增幅僅為12%。

目前，CIPS處理的全球交易量仍只是SWIFT的一小部分，但該系統具備迅速擴展的潛力。以俄羅斯于2022年入侵烏克蘭為例，西方政府隨后將多家俄羅斯銀行踢出SWIFT體系；為規避西方制裁，俄羅斯實體開始轉向使用CIPS，如今中俄貿易中約99%的結算以人民幣和盧布完成。

官方數據顯示，截至2025年上半年，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CIPS）業務已覆蓋全球189個國家和地區，處理業務金額達90.19萬億元人民幣，成為人民幣國際化的重要金融基礎設施支撐力量。圖源：路透社

然而，若要真正挑戰美元的地位，中國仍需實現人民幣的完全可兌換，并拆除支撐其金融壓抑體系的資本管制。同時，還必須允許外國投資者以更大規模持有人民幣計價資產。盡管已有一定進展——自2020年以來，外國持有的人民幣計價債券增長了83%，達到5970億美元——但這一規模仍需擴大20倍以上，才能與外國持有的美國公司債和政府債券規模相當。在中國未大幅放寬外國資本進入其債券市場之前，即便全球投資者有意減少美元持有，也將缺乏足夠的人民幣資產作為替代。

與此同時，中國的增長模式正逼近其結構性極限。曾經推動中國崛起的機制——國家主導的金融體系、被壓抑的消費需求以及高度依賴出口的增長模式——如今正反過來制約其未來發展。數十年來，政府通過資本管制、人為壓低的存款利率以及被低估的匯率，將居民儲蓄引導至工業部門。實際上，中國家庭通過放棄投資回報為國家崛起提供了隱性補貼，而世界其他國家則享受了價格低廉的中國商品。但這一模式已難以為繼：自2017年以來，中國外匯儲備幾乎沒有增長，金融壓抑所帶來的社會成本正在不斷累積。

中國正在老齡化的人口結構，已逐漸缺乏足以支撐自身的儲蓄基礎。在生活成本上升、居民消費能力被侵蝕的背景下，年輕勞動者不得不承擔起贍養兩代老年人的重負，從而推動國內需求的持續萎縮。

中國的家庭形成率——即在一定時期內建立新家庭單元的成年人比例——處于全球最低水平之列，而人口自2023年起便開始出現負增長，遠早于中國規劃者此前的預期。最終，中國將不得不縮減對外投資規模，以為社會福利支出提供資金來源。

數據顯示，2024年中國31個省份中，有20個省份的人口自然增長率出現負值。圖源：路透社

中國政府寄希望于新技術能夠抵消這些財政壓力——認為中國可以通過創新擺脫人口衰退的制約，并通過出口來消化工業過剩產能。其基本假設是：只要在先進產業中實現并維持全球主導地位，北京就能創造足夠的繁榮，以緩解國內的結構性弱點。然而，這將是一場極其脆弱的平衡術：必須同時維持經濟增長、保持社會穩定，并有效管理人口下滑。任何一項任務的失敗，都可能顛覆中國爭奪全球經濟領導地位的努力。

正如中國正在逐步認識到的那樣，盡管資本相較于“產能”具有更高的靈活性，但資本同樣是有限的，而且很少單獨決定最終結果。充裕的金融資源并不必然轉化為持久的權力。16世紀的西班牙帝國曾因來自新大陸的大量白銀而財力充沛，但其結構性脆弱性早已注定了衰落的命運。

中國的資本積累同樣伴隨著內在負債：它建立在國內壓制與出口依賴之上，同時又受到人民幣在國際體系中影響力有限的制約，從而限制了中國在海外運用金融杠桿的能力。歸根結底，中國能否真正邁入超級大國行列，不僅取決于其工業產能和資本規模，更取決于其領導層能否將國家資產轉化為持久而穩固的全球影響力。

團結而不效忠

在信貸分析中，一家公司的“品格”（character）——即其既定的經營方式以及培育信譽的路徑——體現為其如何運用自身的能力與資本。類比而言，中國的“品格”，也就是它在國際舞臺上展現自身的方式，可以通過考察其如何使用龐大的工業基礎和金融資源來理解。在自身理念的引導下，中國往往按照本國的原則而非全球規范或外部期待來運用經濟實力。

中國的這一做法與政府對國內合法性的追求密不可分，而這種合法性建立在持續兌現經濟繁榮承諾、終結中國在西方列強手中“百年屈辱”的敘事之上。這套敘事也構成了其更為進取的外交政策基礎，推動北京不斷強調主權與不干涉原則，并鞏固和強化與廣大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價值親近性。

然而，中國的道德姿態本身也帶來了約束。從20世紀80年代到2010年代初期，中國強調與美國及西方的伙伴關系，在發展模式上依賴于融入以美國為主導的全球貿易體系，并獲得西方技術與金融的支持。但在中國領導層看來，融入從來都不是最終目標，而只是加速現代化、恢復國家實力的手段。中國的更高目標，是在不“成為西方”的前提下向西方學習。

隨著中國的經濟與軍事實力不斷增長，而華盛頓對其自由化進程停滯愈發失望，中美關系逐漸惡化，中國也隨之進行戰略再校準。自2018年以來，中國已將“融入”置于次要位置，把“自力更生”確立為中國國家戰略的組織原則。第一屆特朗普政府對華為等中國科技巨頭實施的限制進一步強化了這一轉向，這些措施暴露了中國在出口管制面前的脆弱性。作為回應，“民族復興”逐漸被賦予“自主性”與“隔絕西方壓力”的內涵。由此，中國與美國及其盟友的關系，已從務實接觸演變為原則性分歧。

中國長期存在軟實力不足的問題。盡管如此，北京并不尋求像當年的蘇聯那樣向外輸出一整套替代性的中國價值觀或意識形態。相反，其目標幾乎完全是戰略性的：圍繞主權與發展重塑全球規范，以服務自身利益。通過以否定性的方式來界定自我——不是西方的、不是自由主義的、不是從屬的——北京在部分國家中成功培育了一定的團結感，卻始終難以激發真正的認同與追隨。

中國的全球影響力還受到其與其他國家之間文化親和力薄弱的進一步制約。不同于西方國家，其聯盟關系往往由共同的歷史傳統、語言和價值觀所鞏固，中國缺乏可與之相當的文化或社會紐帶。其伙伴關系在很大程度上是交易性的，并不建立在道義義務或歷史親緣之上。

中國與其鄰國及最接近的文化“親緣體”——越南和臺灣——之間的關系，反而長期處于具有對抗性的狀態，這可能會抑制中國與其他社會之間基于信任的有機聯系的形成，使其長期面臨“軟實力赤字”。

中國的防御性務實主義，也使其不愿在沖突解決中發揮建設性作用。這種親俄姿態加劇了歐洲的擔憂，歐洲領導人和政策制定者愈發將中國視為既是經濟競爭者、也是安全威脅。

正是這些緊張關系，解釋了為何中國往往“令人敬畏卻不受喜愛”：它被視為強大卻不完全可信，其領導力有力卻不夠正當。若缺乏與物質實力相匹配的道義領導力，中國在全球體系中的角色仍將是一個需要被“管理”的力量——甚至可能被畏懼——而非一個值得追隨的對象。

皮尤研究中心的全球調查顯示，在多個國家中，尤其是年輕一代（35歲以下）對中國持更為正面的看法，這可能預示中國文化和軟實力在某些人群中正在提升，而年齡更大或對地緣政治更敏感的群體態度則不一。圖源：新華社

對中國的“不信任感”從何而來？

如果說“能力”界定了一個國家能做什么，“資本”決定了它可以動用哪些資源，而“品格”描述的是它在國際舞臺上選擇如何行事，那么第四個“C”所回答的則是一個更為難以捉摸的問題。在信貸分析中，抵押品（collateral）的作用，是在缺乏信任的情況下讓放貸方相信企業會履行其債務。

在地緣政治中，這一概念可被稱為“可信度”（credibility），即一個國家能否說服他國相信其會兌現承諾、實現其宣示的意圖。可以說，獲得可信度是成為超級大國的終極前提。它既無法用金錢購買，也不能靠宣示獲得，而必須通過長期實踐來贏得。可信度是維系聯盟的黏合劑，是穩定各方預期的基石，也是將影響力轉化為全球領導力的關鍵。

可信度正是中國地緣政治實力中最薄弱的一環。盡管中國擁有龐大的能力、巨額財富以及不斷擴張的海外存在，外界對其真實意圖的持續懷疑依然存在。中國已在國際舞臺上投入大量資源，試圖展示自身的可靠性與正當性——包括氣候外交、聯合國維和行動，以及規模龐大的“一帶一路”倡議；在這一全球發展項目上，中國已投入約1.3萬億美元，并與約150個國家簽署了相關協議。

然而，盡管規模空前，這些努力并未帶來北京所期望的可信度。在某些情況下，中國夸大了自身的實際貢獻，反而加劇了外界對其議程的不信任。例如，中國將自己塑造為全球領先的發展融資來源，但事實上，多邊開發銀行、私人投資者以及傳統西方放貸方在累計規模上仍占據更大比重。

在另一些情況下，中國的海外投資反而無意中放大了外界對其可靠性與透明度的質疑。一個廣為流傳的看法是，北京在與較貧窮國家交往中推行所謂“債務陷阱外交”，盡管實證研究幾乎未發現這種蓄意行為的明確證據，但這一敘事的廣泛傳播，恰恰反映出中國不透明的放貸做法，以及其融資模式中似乎內嵌的政治杠桿，已在全球范圍內引發不安。

圍繞中國工業過剩產能的國際焦慮呈現出相似模式。在許多西方國家首都，一種觀點逐漸固化：認為中國巨大的過剩產能源于一項有意為之的戰略，即通過向海外傾銷廉價商品來摧毀他國的工業基礎。事實上，產能過剩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國長期經濟增長模式的非預期后果。然而，由于中國執著于工業主導地位，加之地方政府、國有企業和國有銀行等既得利益群體的掣肘，北京一直不愿正面應對這一問題。結果，這一指控不斷被強化，進一步加深了外界對中國意圖的普遍疑慮。

西方關于中國經濟增長停滯的理論，也為質疑其可信度提供了又一理由。根據“峰值中國”（peak China）論斷，中國因一系列不斷累積且不可逆的結構性問題而面臨長期、致命的經濟放緩。一些中國問題觀察者甚至推測，若經濟壓力持續累積，北京可能會放棄“和平崛起”的路線，轉而在尚有余力之時采取更具進攻性或脅迫性的行動，以確保自身利益。

中國對海外港口及關鍵基礎設施日益增強的控制，也加深了上述疑慮。中國的國家關聯實體目前在全球100多個海外港口項目中持有股份，其中70%以上同時具備潛在的軍事與民用雙重用途。盡管實際軍事化的證據仍然有限，西方防務戰略界仍警告稱，這些雙用途設施可能演變為中國海軍的全球支撐網絡。

再一次，北京在透明度方面的不足，以及其模糊國家行為體與商業行為體界限的做法，助長了負面觀感。即便這些擔憂可能被夸大，它們仍然具有足夠的合理性，使各國以國家安全為由對中國海外投資提出質疑。從這一意義上說，中國的“可信度赤字”是長期累積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自我造成的。

根據彭博社報道，中國企業已在全球約90多個深水港擁有運營或所有權權益，覆蓋六大洲重要航運節點，其中包括多個世界最繁忙的港口。圖源：路透社

當然，歷史上幾乎所有崛起中的大國都會因其動機而遭到懷疑。20世紀80年代，日本曾面臨“援助帝國主義”的指控，其不斷擴大的貿易順差、高調收購美國資產，以及在技術和制造領域的強勁實力，引發了其威脅美國主導地位的擔憂，并促使保護主義措施出臺。

然而，中國崛起的速度與規模，使其所面臨的可信度問題遠甚于前輩。北京的高度不透明、碎片化的政策制定，以及國家、商業與戰略動機的持續融合，形成了一個自我強化的循環：中國越是試圖彰顯領導力，其行為就越容易引發懷疑——最終呈現出這樣一種狀態：在能力和金融實力上強大，卻在品格上存在不確定性、在可信度上相對薄弱。

耐力測試

不應低估中國。中國過去13年一直在鞏固實力、夯實基礎，為一場可能持續數十年的全球權力競爭做準備。中國也曾遭遇挫折，尤以新冠疫情期間最為明顯：封控措施不可避免加劇了結構性經濟問題，削弱了中國社會對“持續改善的繁榮”的信心。

然而，這一國家整體軌跡并未改變：通過經濟實力的漸進式積累，疊加對戰略自主性的日益強調。事實證明，這一策略在中美貿易戰中為中國帶來了優勢。沒有任何其他國家能在關稅與出口限制上與華盛頓正面硬碰硬卻基本全身而退。自與蘇聯競爭以來，美國首次面對一個不僅能夠挑戰其權力、甚至有能力迫使其作出調整的同級競爭者。

如果以同樣的“四個C”來評估，美國已無法再依賴其傳統優勢。二戰之后，美國在“能力”層面幾乎無可匹敵，其壓倒性的工業實力、金融實力和科學成就，為幾乎所有領域樹立了標桿。數十年來，美國在“品格”和“可信度”方面同樣引領世界：它向數十個國家輸出價值觀、繁榮與安全保護傘，同時維護著一個以美元和法治為基礎、由其主導構建的全球市場體系。但這些優勢正在消退，與之一起消散的，還有“美國優勢是自然法則”的信念。

上一次華盛頓面對崛起中的超級大國，是在冷戰初期，當時它可以依靠一個自信而穩固的盟友聯盟。而今天，這一點已不再成立。再加上近年來美國表現出的財政輕率以及經濟政策的武器化，第二屆特朗普政府對盟友的輕視及其極端化的貿易立場，已對國際認知產生了實質性影響。2025年10月，加拿大宣布有意將對非美國市場的出口規模擴大一倍——這種“去風險化”路徑，原本更多是為中國所保留。北京已經注意到這些裂痕，并正系統性地加以利用和放大。

美國再也不能指望依靠其傳統優勢了。另一方面，中國自身也面臨著持續存在的結構性限制。正因為其具備重塑產業與市場的巨大能力，其無與倫比的“能力”和“資本”反而正在轉化為負擔。在缺乏積極、清晰的全球領導愿景的情況下，中國在“品格”和“可信度”方面仍顯不足，從而引發外界對其更宏大戰略意圖及其崛起路徑的質疑。同時，其國內問題——包括疲弱的消費和人口結構轉變帶來的增長放緩——本身就構成了嚴峻挑戰。即便北京能夠緩解這些問題，美國在既有國際秩序中的先發地位，以及其得天獨厚的自然資源稟賦，仍可能構成中國難以跨越的結構性屏障。

因此，最理想的結果，或許是一種被穩定下來的對峙狀態——沖突被限定在政治、經濟和外交領域，并被謹慎地隔離于軍事升級之外——在這種狀態下，任何一方都難以取得決定性勝利。中國已清楚地認識到，它正處于一場與美國的長期博弈之中。如果華盛頓不希望自身地位進一步被侵蝕，就必須放棄短期戰術思維，轉而進入同樣的長期競爭邏輯。

但與此同時，它也必須認清這場競爭的真正內涵。與許多美國政策制定者的假設相反，中國并不尋求推翻美國、也不打算取代一個中國曾從中大幅受益的全球體系；但它確實希望終結美國的“遏制”戰略，并獲得對美國單邊行動（如制裁）的事實性否決權。通過不斷升級對華行動，特朗普政府在無意中反而強化了北京完成其超級大國地位的決心。

對美國而言，這場競爭的成功不太可能來自對北京的懲罰性措施。相反，華盛頓必須修復并鞏固其在世界范圍內的傳統可信度，并以此引導中國走上一條更少敵對性的路徑——向北京提出兩難選擇而非最后通牒，著眼于長期塑造結果，而非立即強行定調。

反過來，對中國而言，成功意味著在抵御美國壓力的同時維持當前發展軌跡，直至其崛起的代價高到令美國難以繼續遏制；同時，還必須克服國際社會對其宏大目標的普遍懷疑。

然而，鑒于雙方在優勢與弱點上的錯配，以及它們在全球范圍內日益加深的信任赤字，任何一方要取得真正意義上的“更大勝利”都可能遙不可及。這場競爭的勝負，不取決于某個決定性時刻，而將取決于一場關于戰略耐力的長期考驗。

文章原標題為《中國的長期經濟戰爭：北京如何構建無限期競爭的優勢》（China’s Long Economic War:How Beijing Builds Leverage for Indefinite Competition），2025年12月16日刊載于《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雜志網站。內文有所刪減。

編譯｜李政儒IPP實習編譯

IPP公共關系與傳播中心

排　版｜周浩鍇

編　校｜劉 深

終　審｜劉金程

IPP評論熱門文章

關于IPP

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IPP）是一個獨立、非營利性的知識創新與公共政策研究平臺。IPP圍繞中國的體制改革、社會政策、中國話語權與國際關系等開展一系列的研究工作，并在此基礎上形成知識創新和政策咨詢協調發展的良好格局。IPP的愿景是打造開放式的知識創新和政策研究平臺，成為領先世界的中國智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