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紅軍長征五個軍團十二個師，這些師長都是誰？授什么軍銜？

1934年10月7日夜，湘江北岸，篝火不旺，寒氣已濃。“跟我來，沖過去！”短促的一聲令下劃破夜色。就是在這樣的緊張氣氛里，中央紅軍宣布按五個軍團、十二個師重新編組，八萬六千余人即將踏上一條生死未卜的道路。很多人不知道，那張整編命令背后，幾乎囊括了當時紅軍全部的骨干力量，十二位師長也在此時被定格在歷史的坐標上。

臨行前，指揮部把番號排布得極為緊湊。第一軍團握有一師、二師和少共國際師十五師。先鋒一師由湖南安化的李聚奎掌旗，他在平江起義時因擲彈果敢被譽為“硬骨頭”。烏江之戰他率部夜涉激流，三十二小時后打開南岸缺口。1955年授銜時，他雖已轉入后勤體系，但依舊補授上將。二師師長陳光則是湘南起義錘煉出的猛將，長征后期一度代理彭德懷的軍團長職務；惜因性格激烈，1946年意外身亡，未趕上授銜。至于臂上只剩一只袖管的十五師師長彭紹輝，強渡大渡河時曾用殘臂攀藤纜，被戰士們抬進船里還在高喊“別停槳”。建國后，他與在旁督戰的政委蕭華雙雙列入上將序列。

第三軍團由四、五、六師支撐。四師最先由洪超帶隊，他是黃埔四期，與林彪同宿舍。老同學相見無言，卻在湘江邊以身殉職，彈片擊穿心臟。接任者張宗遜在草地里挺了過來，建國后補上上將肩章。五師師長李天佑出身廣西臨桂，百色起義后一路沖殺，翻越夾金山時他脫下棉衣丟給負傷警衛，自己披單衣行進，被戰士私下稱作“鐵人”，1955年理所當然躋身上將。六師的曹德清和政委徐策沒那么幸運，一個病逝扎西魚井，一個在滇西游擊中倒在槍火里，名字沒有出現在授銜名冊，卻留在川滇老鄉的山歌里。

第五軍團兵力略少，僅十三師與三十四師。十三師師長陳伯鈞黃埔畢業，井岡山時搶救因槍走火誤傷同志而背負沉重心理包袱。抗戰初期，他在山西遼縣和日軍遭遇時一巴掌扇走旅長頭銜，卻憑硬仗打回上將軍銜。三十四師是全軍總后衛，師長陳樹湘在湘江一役左腿中彈被俘，烈火中撕腹取腸殞命，留下八個字：“為蘇維埃流盡最后一滴血”。政委程翠林同日戰死，整師犧牲率高達九成七，在中央檔案館的花名冊幾乎被黑線劃滿。

第八軍團則是后來“拼”出來的部隊。二十一師師長周昆資歷老，卻在1938年攜公款失蹤，至今成謎；政委黃甦于1935年貴州金沙江北岸掩護主力時中彈犧牲，同伴只來得及在亂石中豎根木棍為碑。二十三師師長孫超群僅授少將，原因很簡單：此師原是地方武裝擴編，戰斗力有限，長征途中多半時間負責警戒和籌糧。政委李干輝后來留在敵后堅持游擊，1942年在皖南被捕遇害，未能列入授銜行列。

第九軍團雖規模不大，卻有兩位硬漢。三師師長羅炳輝號稱“羅瘋子”，滇軍舊部出身，在瀘定橋畔把綁腿當繩索拋向對岸樁木，橋面烈火燒焦他的眉毛。1946年梅雨時節，他因積勞成疾病逝南京，錯過授勛。二十二師師長周子昆在皖南事變的山谷里最后一次吹響沖鋒號，隨項英、袁國平同時陣亡，政委王開湘則因積弱成疾在1940年病逝新四軍軍部。

沿著湘江、烏江、金沙江、岷江、嘉陵江一路北上，再轉西出草地，跨雪山，十二個師不斷換番號、換指揮員，也不斷有人倒下。統計顯示，1934年10月瑞金出發時，十二位師長平均年齡僅29歲，最小的26歲，最大的已經步入而立。一年后到達陜北，存活的師長只剩七人，再后來能走進1955年授銜大禮堂的只有五人：李聚奎、賴傳珠、彭紹輝、張宗遜、李天佑。大將黃克誠雖不是師長，卻在長征中以三軍團政委身份記下了全線犧牲數字——逾五萬人。

值得一提的是，長征結束時的番號并未直接沿用到解放戰爭。第一軍團改編為陜甘寧野戰集團主力，第三、第五軍團則分散進入新四軍與八路軍。那些曾經的師長，有人進入高等軍事院校任教，如宋任窮；有人轉行至后勤醫藥，如李聚奎；有人因意外錯失軍銜，如陳光、周昆。不同軌跡，卻都起步于1934年那張整編令。

細看授銜榜，十二位師長僅孫超群是少將，其余存活者全部為上將，未授銜者不是犧牲就是病故或失蹤。軍銜只是符號，背后是體溫、是呼吸，也是無數夜行山川的腳印。長征并未把所有人帶到延安，卻把他們的姓名寫進了史書：或沉甸甸的勛章，或一行注解——“犧牲于湘江”“病逝于扎西”，簡單，卻足夠厚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