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7日,泰國總理阿努廷在全球伙伴關系打擊網絡詐騙國際會議上拍著胸脯承諾“說到做到”。轉天,泰軍方就高調宣布,端掉了6個藏在柬埔寨境內的詐騙基地。這可不是一次簡單的邊境清剿,而是東南亞反電詐斗爭進入硬核行動階段的標志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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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場操作背后,藏著跨國犯罪治理里主權、利益和國際合作的多重博弈。看似雷霆出擊的反電詐行動,真能一勞永逸解決問題嗎?
從外交承諾到軍事行動的快速轉化
阿努廷政府2023年8月上臺后,反電詐這事兒辦得比前任利索多了。先是在APEC和東盟峰會上主動攬活,要當反電詐國際合作的東道主。到2025年12月,直接把國際會議開起來,還發布了《曼谷聯合聲明》。這效率,確實讓人刮目相看。
這么積極可不是心血來潮,實在是被國內的電詐形勢逼的。泰國警方2024年的數據顯示,境內電詐報案高達8.7萬起,涉案金額超420億泰銖,折合美元差不多12億,同比漲幅飆到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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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里要提醒一句,泰國不只是電詐受害國,還因為簽證政策松、金融系統發達,成了詐騙團伙的中轉站和洗錢窩點。里外里沾著關系,再不行動真說不過去。
《曼谷聯合聲明》里敲定的未來五年行動框架,有三個實打實的機制。建立跨國執法信息共享平臺,24小時內響應緊急協查請求;推動金融系統反洗錢合作,把可疑賬戶凍結審批時間從平均15天壓縮到48小時;設立區域性受害者援助基金,初始規模5000萬美元,各國按GDP占比掏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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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指標能不能落地,直接能看出各國合作的誠意到底有多少。 泰軍方這次端掉的6個詐騙基地,來頭不小。其中就有美國財政部2023年11月制裁過的亨利柬埔寨度假村和利華賭場酒店。
這兩處地方被指控專騙美國公民,涉案金額超8億美元,受害者超過4.5萬人。選這兩個目標,泰國打得一手好算盤。美國都公開制裁了,泰軍行動就有了國際合法性背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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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擊美國關注的目標,還能給自己擋掉不少國際上的批評聲音。美國國務院后來呼吁“克制”,泰方直接拿“保護包括美國公民在內的全球受害者”回應,讓華盛頓根本沒法繼續施壓。
軍事打擊背后的主權與利益博弈
泰軍越境打擊的真實動機,可比“反電詐”三個字復雜多了。泰柬邊境的主權爭議早就不是新鮮事,尤其是柏威夏寺的歸屬問題,2008年還爆發過武裝沖突,造成雙方數十人死傷。
這次行動明面上是掃電詐,暗地里其實在試探柬埔寨的反應底線。 從目前情況看,柬埔寨政府除了外交抗議,并沒調動軍隊反擊。這么看來,洪瑪奈政府是權衡利弊后,選擇了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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詐騙基地和柬埔寨權力結構的牽扯,是繞不開的關鍵點。聯合國人權理事會2024年的報告指出,柬埔寨至少有120個詐騙園區,直接雇傭的人超過10萬,其中約40%是被人口販運脅迫勞動的。
這么大規模的產業鏈,沒有地方政府和軍警系統的默許甚至參與,根本運轉不起來。西港、波貝這些地方的詐騙園區,很多都和柬埔寨軍方或者地方實權人物有股權關系,要么就是受他們保護。
泰軍摧毀的6個基地,都在柬泰邊境10-15公里的范圍里。這些地方屬于金邊中央政府管控薄弱的區域。當地勢力過去靠賭場和走私過日子,近幾年才轉型搞詐騙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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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的軍事打擊,客觀上幫洪瑪奈政府削弱了地方割據勢力,但同時又在主權問題上讓柬埔寨顏面盡失。這種微妙的平衡能維持多久,全看雙方后續的博弈。 柬埔寨警方2024年公布的反電詐成果看著挺亮眼,逮捕嫌疑人2.3萬,摧毀窩點187個。
可細扒一下就會發現,2.3萬嫌疑人里,約1.8萬是外籍人員,主要來自中國、越南、菲律賓。真正被起訴的柬埔寨籍犯罪頭目,還不到200人。更有意思的是,被端掉的187個窩點里,超過70%在3-6個月內就換個新公司的名頭重新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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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打而不絕的狀態,根源很簡單。詐騙產業已經成了柬埔寨部分地區的經濟支柱。西哈努克省2023年的財政收入里,約35%來自詐騙園區相關的稅收、租金和保護費。波貝市更夸張,約70%的就業崗位直接或間接和詐騙產業掛鉤。
跨國犯罪網絡的生態系統特征
阿努廷說網絡詐騙往往和人口販運、毒品犯罪、地下賭場、走私、非法武器交易攪和在一起。這個判斷,算是說到了點子上。詐騙園區從來不是孤立的黑產,而是一套完整的生態系統。
我們接著看這套系統的運作模式。先通過虛假招聘廣告這些人口販運渠道,從中國、越南、菲律賓等國騙來勞動力。這些人被強制搞詐騙,每天工作12到16小時。完不成業績就要挨體罰,甚至被轉賣給其他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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詐騙得來的錢,通過地下錢莊或者加密貨幣洗白,再投入房地產、賭場這些合法產業。部分園區還順帶做毒品生意,給詐騙人員提供冰毒等興奮劑提神,同時往當地社區販賣。
武器則用來維持園區安全,以及解決和其他詐騙團伙的地盤沖突。 聯合國毒品和犯罪問題辦公室2024年的報告估算,東南亞跨國有組織犯罪的年產值在1500到2000億美元之間。
其中詐騙產業占比30%到35%,是增長最快的部分。這個規模,已經超過了柬埔寨、老撾等國的GDP。它對地方政治經濟的滲透能力,可想而知。 治理這種犯罪的難點,在于犯罪網絡的跨國性和執法體系的國家性之間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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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個實際例子,一個詐騙團伙的服務器可能在云南,話術培訓在菲律賓,詐騙人員窩在柬埔寨,受害者遍布中國各地,資金流向香港或新加坡,洗白后又拿去投資泰國的房地產。這條鏈條上的每個環節都在不同的法域,單靠一個國家的執法力量,根本沒法全鏈條打擊。
長期治理的結構性障礙
東盟內部在電詐治理這件事上,分歧其實不小。新加坡、馬來西亞公開支持泰國的行動,因為它們自己也是電詐受害國。2024年新加坡的電詐損失達4.2億新元,馬來西亞超12億林吉特。
但越南、老撾的表態就比較謹慎,畢竟它們境內也有不少詐騙園區。緬甸因為內戰自顧不暇,可緬北的詐騙園區問題特別嚴重,估計雇傭人數超過5萬。 國際合作的最大障礙,是各國對國家安全的理解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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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埔寨直接缺席曼谷會議,深層原因是《曼谷聯合聲明》要求 180 天內關閉所有已知詐騙園區,這一目標遠超其承受能力,不愿迫于國際壓力作出承諾。這么看來,真正的考驗從不是辦一場會議、端幾個窩點,而是能否建立可持續的跨國治理機制,從根源上鏟除犯罪滋生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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