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選擇,一旦踏錯,便是萬劫不復。尤其是在民族傷痕未愈的時刻,任何對罪惡的妥協,都終將被歷史釘在恥辱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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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的幾十年里,他的人生一路向上,這背后離不開一樁關鍵的婚姻。江一平娶了上海資本家虞洽卿的女兒虞譫涵,妻子比他大10歲,這段婚姻更像一場資源互換。有了岳父在黑白兩道的人脈和財力提攜,江一平的事業徹底起飛:1932年獲復旦大學名譽法學博士,1936年當選制憲國民大會代表,還擔任東吳大學教授、復旦校董、上海律師公會常委,連上海租界和華界的雙牌照汽車都能弄到,成了上海灘響當當的人物。但他沒完全丟掉底線,1940年汪精衛偽政權邀他出任司法部長,他果斷拒絕,帶著家人輾轉到重慶,還兼任了復旦大學副校長,那時的他,仍是堅守民族氣節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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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也沒想到,抗戰勝利后,他會親手毀掉自己的名聲。1945年9月9日,岡村寧次代表日本中國派遣軍在南京簽署投降書,這個在中國待了32年的戰犯,雙手沾滿了中國人的鮮血。1928年他參與制造濟南慘案,1932年指揮一二八事變,1941年任華北方面軍司令官時推行“三光政策”,僅1942年就造成華北270萬平民死亡,還策劃過九一八事變、參與簽訂《塘沽協定》,幾乎貫穿了日本侵華的全過程。
可這樣的劊子手,卻被蔣介石悄悄保護了起來。日本投降后,內戰即將爆發,蔣介石需要岡村寧次的軍事經驗,也想要留在中國的百萬日軍武器,于是給了他“中國戰區日本官兵善后總聯絡部長官”的名義,實則當成秘密軍事顧問,軟禁在南京的別墅里。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三次要求引渡岡村寧次,都被蔣介石以“身患肺結核”為由拒絕,甚至特意讓特使害怕傳染不敢靠近核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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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江夢花得知后氣得臥床不起,指著他罵“你對得起死去的同胞嗎”,還登報聲明要斷絕父子關系;妻子虞譫涵也放話“你敢接我就離婚,我不能跟漢奸生活在一起”。可江一平還是答應了,甚至要求“對外保密”,哄騙父母只是“走個過場”。
1948年8月23日,上海參議會大樓外擠滿了憤怒的民眾,法庭里座無虛席,外面還裝了擴音喇叭全程直播。江一平坐在辯護席上,身邊還有國民政府安排的另外兩位律師楊鵬、錢龍生,但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他身上。可他站起身,第一句話就讓全場炸鍋:“岡村寧次無罪,應予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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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場審判一拖就是幾個月,1949年1月26日,蔣介石下野后的第五天,第二次審判秘密進行,江一平和楊鵬都沒敢到場。庭長石美瑜手都在發抖,低聲宣讀了“無罪釋放”的判決,連岡村寧次自己都不敢相信,呆立在被告席上,最后被法官趁混亂從后門引走。此時代總統李宗仁已下令重新逮捕岡村寧次,可京滬杭警備總司令湯恩伯扣壓了命令,遵照蔣介石的秘密旨意,1月30日就把岡村寧次送上美國“維克斯”號輪船,和259名日本戰犯一起送回了日本。
江一平以為押對了寶,卻成了被用完即棄的棋子。審判結束后,報紙天天罵他,民眾聚集在他家門口砸玻璃、喊口號,他不敢出門。很快,他的立法委員職務被罷免,復旦大學、東吳大學解除所有兼職,上海律師協會也注銷了他的會員資格。父親在悲憤中中風病逝,臨終前說“我沒有你這個兒子”;妻子兌現承諾提出離婚,帶著三個子女回了娘家,孩子們后來都改了母姓,跟他徹底斷絕往來。
1949年4月,江一平跟著國民黨逃往臺灣,本想謀求一席之地,卻發現“為戰犯辯護”的標簽永遠撕不掉了。沒有律所敢聘用他,沒有單位敢收留他,連找個保姆都沒人愿意來,再高的報酬也沒用。他只能租住在臺北的簡陋公寓里,靠變賣舊物勉強糊口,鄰居們知道他的身份后都避之不及。
1961年,岡村寧次特意赴臺拜訪他,感謝“救命之恩”,可這次見面反而讓更多人唾棄他,處境越發艱難。而岡村寧次回到日本后,1966年病逝時,日本右翼還稱他為“英雄”。1971年10月15日,73歲的江一平在睡夢中離世,房東發現時,他已經去世多日。最后只有一位舊友幫忙料理后事,沒有葬禮,沒有悼念,墓碑上連名字都不敢刻,只有一塊無字碑靜靜立在那里。
曾經的他,為正義挺身而出,拒絕過偽政權的誘惑;可后來的他,為了名利背叛民族,為惡魔辯護。那些死在岡村寧次屠刀下的冤魂,永遠不會原諒。民族大義面前,任何妥協都要付出代價,江一平的一生,成了最沉重的注腳。如果當初他能守住底線,會不會是另一種結局?歷史沒有如果,只留下一聲嘆息,和永遠的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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