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向榮將軍夫人余慎，不習慣別人稱她某某夫人：我有自己的事業

1951年12月的北平，城里落了第一場雪。軍委十一小學的操場上，孩子們舉著呼啦圈奔跑，一個身材瘦削的女校長緊了緊呢子大衣，一邊用山東口音提醒學生不要滑倒。她就是余慎。許多路過的干部好奇：那不是蕭向榮副政委的夫人嗎？可校內掛牌寫的只有“校長余慎”三個字，旁人若是多一句“蕭夫人”，她總含笑搖頭。

有人認為她謙虛，事實恰好相反。她骨子里帶著“不靠誰”的倔強。1960年軍委辦公廳急缺熟悉部隊教育的人才，幾位老同志規勸她回部隊：“蕭主任事務繁重，你回來幫襯，多好。”余慎抬手擋了擋初夏的陽光，只回一句：“我還有課表沒排完。”說完匆匆進了辦公室。

時間撥回1916年9月，山東單縣一戶泥墻低檐的小院，余慎呱呱墜地。父親為了口糧參軍走了，母親帶二女兒去地主家打長工，五歲的余慎被送到巨野姑母家，改名王素卿。寄人籬下的日子里，她最喜歡的是教私塾老先生磨墨，默背《孟子》，因為念書能夠暫時忘掉自卑。

13歲那年姑父家道中落，書要停，余慎急得整夜睡不著。她打聽到菏澤師范專科學校免學費還包飯，遂獨自去考，行囊只有半塊干餅。三年后，她把畢業證壓在箱底，悄悄逃離逼婚的姑母家，踏上去濟南的火車。站臺冷風撲面，她對自己說：“能教書，才算安身。”

1935至1937年的濟南，各校課堂里抗日演講此起彼伏。北大返鄉的青年、留日期生把游行照片在宿舍墻上展得滿滿，余慎聽了心跳。盧溝橋炮火響后，她辭掉小學教員職務返回單縣，在地下抗日宣傳隊里謄寫傳單。單薄的油印紙，一夜可以貼滿全城。

1938年1月，余慎冒險穿過封鎖線抵達延安，考入抗大四期。課堂里她的課堂筆記密密麻麻，連警衛員看著都頭疼。同年4月加入中國共產黨。軍委編譯科缺秘書，處長郭化若點名要她，因為“寫得一手清爽小楷”。譚政的夫人王長德看到這個山東姑娘，直夸“有主見”。

當時的宣傳部長蕭向榮已28歲，人前熱情，實則悶頭鉆業務。王長德半開玩笑：“小蕭，你成天蹲稿堆，不找對象？”蕭向榮笑笑沒吭聲。幾次工作對接后，他被余慎的干練吸引，借著交文件的空隙聊起教學法。1939年3月5日，延安窯洞里兩面喜字并排貼，一面給王稼祥，一面給蕭向榮。

婚后兩人聚少離多。1946年底，東北局決定辦子弟學校，羅榮桓的夫人林月琴任校長，找來余慎籌校。哈爾濱零下三十度，教室玻璃一遇熱氣就結霜，她帶著老師們捧煤爐，用舊報紙糊窗。有人埋怨條件差，她只說：“先把課上好，再談其它。”

1950年春天，華南軍區機關南遷廣州。嶺南酷暑濕熱，孩子們一中暑就發痱子。為了建中南軍區第二子弟小學，余慎連跑三天，與地方教委敲定校舍。教室修好那天，她拎著石灰粉親手粉墻，袖口沾白點也顧不上抖。

1952年，抗美援朝部隊子女陸續返國，軍委決定在北京擴建十一小學。林月琴舉薦：“北方教學骨干里，最能打硬仗的就是余慎。”她接下副校長職務，主抓教學。她提出“學具自制”——算盤、木尺都由高年級學生自己加工，不僅節省經費，還訓練動手能力。

1956年裁軍，許多教職被分流。組織上考慮到余慎行政經驗豐富，調入國務院交通部政治部。她先是愣了一下，然后說：“只要需要，我去。”這一年她40歲，重新摸索鐵路港務流程，從頭學報表代碼，有時深夜燈還亮著。不得不說，她對“站住腳”有一種近乎執拗的執念。

1960年，軍委辦公廳征求意見，希望她回到軍隊系統掛職。只要她點頭，少校、上校軍銜都有可能。辦公室同事回憶：“文件遞到她桌上，她看完笑了笑，隨手夾進篇幅厚厚的港口規劃案里，再沒提。”

文革后期，交通部恢復正常運轉，余慎已逾花甲，仍堅持每天七點半到崗，記筆記用放大鏡。1979年離崗時，同事起立鼓掌，她揮手：“別叫夫人，余慎可不是打醬油的。”笑聲里，她把桌面收拾得干干凈凈。

1991年1月18日清晨，呼吸科病房窗外陽光微冷。余慎對護士輕聲道：“麻煩把文件夾遞給老蕭。”說完閉眼離世，75歲。文件夾里是她未完成的《中國內河航運干線師資培訓提要》，封面左上角寫著：“余慎，一九八九年始。”

從貧苦農家少女到部隊校長，再到國家部委干部，她始終堅持“不依附”三個字。當年她講課時喜歡用一句老家俗語：“好鐵還要自己煉。”聽懂的人會心一笑；不懂的學生起初滿臉疑惑，后來也慢慢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