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12月的北平,城里落了第一場雪。軍委十一小學的操場上,孩子們舉著呼啦圈奔跑,一個身材瘦削的女校長緊了緊呢子大衣,一邊用山東口音提醒學生不要滑倒。她就是余慎。許多路過的干部好奇:那不是蕭向榮副政委的夫人嗎?可校內掛牌寫的只有“校長余慎”三個字,旁人若是多一句“蕭夫人”,她總含笑搖頭。
有人認為她謙虛,事實恰好相反。她骨子里帶著“不靠誰”的倔強。1960年軍委辦公廳急缺熟悉部隊教育的人才,幾位老同志規勸她回部隊:“蕭主任事務繁重,你回來幫襯,多好。”余慎抬手擋了擋初夏的陽光,只回一句:“我還有課表沒排完。”說完匆匆進了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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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撥回1916年9月,山東單縣一戶泥墻低檐的小院,余慎呱呱墜地。父親為了口糧參軍走了,母親帶二女兒去地主家打長工,五歲的余慎被送到巨野姑母家,改名王素卿。寄人籬下的日子里,她最喜歡的是教私塾老先生磨墨,默背《孟子》,因為念書能夠暫時忘掉自卑。
13歲那年姑父家道中落,書要停,余慎急得整夜睡不著。她打聽到菏澤師范專科學校免學費還包飯,遂獨自去考,行囊只有半塊干餅。三年后,她把畢業證壓在箱底,悄悄逃離逼婚的姑母家,踏上去濟南的火車。站臺冷風撲面,她對自己說:“能教書,才算安身。”
1935至1937年的濟南,各校課堂里抗日演講此起彼伏。北大返鄉的青年、留日期生把游行照片在宿舍墻上展得滿滿,余慎聽了心跳。盧溝橋炮火響后,她辭掉小學教員職務返回單縣,在地下抗日宣傳隊里謄寫傳單。單薄的油印紙,一夜可以貼滿全城。
1938年1月,余慎冒險穿過封鎖線抵達延安,考入抗大四期。課堂里她的課堂筆記密密麻麻,連警衛員看著都頭疼。同年4月加入中國共產黨。軍委編譯科缺秘書,處長郭化若點名要她,因為“寫得一手清爽小楷”。譚政的夫人王長德看到這個山東姑娘,直夸“有主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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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的宣傳部長蕭向榮已28歲,人前熱情,實則悶頭鉆業務。王長德半開玩笑:“小蕭,你成天蹲稿堆,不找對象?”蕭向榮笑笑沒吭聲。幾次工作對接后,他被余慎的干練吸引,借著交文件的空隙聊起教學法。1939年3月5日,延安窯洞里兩面喜字并排貼,一面給王稼祥,一面給蕭向榮。
婚后兩人聚少離多。1946年底,東北局決定辦子弟學校,羅榮桓的夫人林月琴任校長,找來余慎籌校。哈爾濱零下三十度,教室玻璃一遇熱氣就結霜,她帶著老師們捧煤爐,用舊報紙糊窗。有人埋怨條件差,她只說:“先把課上好,再談其它。”
1950年春天,華南軍區機關南遷廣州。嶺南酷暑濕熱,孩子們一中暑就發痱子。為了建中南軍區第二子弟小學,余慎連跑三天,與地方教委敲定校舍。教室修好那天,她拎著石灰粉親手粉墻,袖口沾白點也顧不上抖。
1952年,抗美援朝部隊子女陸續返國,軍委決定在北京擴建十一小學。林月琴舉薦:“北方教學骨干里,最能打硬仗的就是余慎。”她接下副校長職務,主抓教學。她提出“學具自制”——算盤、木尺都由高年級學生自己加工,不僅節省經費,還訓練動手能力。
1956年裁軍,許多教職被分流。組織上考慮到余慎行政經驗豐富,調入國務院交通部政治部。她先是愣了一下,然后說:“只要需要,我去。”這一年她40歲,重新摸索鐵路港務流程,從頭學報表代碼,有時深夜燈還亮著。不得不說,她對“站住腳”有一種近乎執拗的執念。
1960年,軍委辦公廳征求意見,希望她回到軍隊系統掛職。只要她點頭,少校、上校軍銜都有可能。辦公室同事回憶:“文件遞到她桌上,她看完笑了笑,隨手夾進篇幅厚厚的港口規劃案里,再沒提。”
文革后期,交通部恢復正常運轉,余慎已逾花甲,仍堅持每天七點半到崗,記筆記用放大鏡。1979年離崗時,同事起立鼓掌,她揮手:“別叫夫人,余慎可不是打醬油的。”笑聲里,她把桌面收拾得干干凈凈。
1991年1月18日清晨,呼吸科病房窗外陽光微冷。余慎對護士輕聲道:“麻煩把文件夾遞給老蕭。”說完閉眼離世,75歲。文件夾里是她未完成的《中國內河航運干線師資培訓提要》,封面左上角寫著:“余慎,一九八九年始。”
從貧苦農家少女到部隊校長,再到國家部委干部,她始終堅持“不依附”三個字。當年她講課時喜歡用一句老家俗語:“好鐵還要自己煉。”聽懂的人會心一笑;不懂的學生起初滿臉疑惑,后來也慢慢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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