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分子是只批判，不建設嗎？

上個世紀中葉，美國極具個性和批判性的著名社會學家C.賴特·米爾斯 (C. Wright Mills)在一份自傳體書信中與一位假想的名為“托瓦里奇”的人通信，其中一部分談及了知識分子的生存與責任，以及該如何參與社會。米爾斯曾有一句名言“我力求客觀，但絕不冷漠”。

當今天我們書寫科學的前沿進展、科學背后的深邃思想源流和表達各種意見時，都是科學知識分子共同建設科學文化并反哺社會的重要力量，我們也自然地面臨知識分子所主動或被動地要思考的與自身存在和社會影響密切相關的各種命題。想必今天的我們可以從米爾斯的書信中找到共鳴和啟迪，也許你會更有動力，在新的一年，拿起筆，去寫作！

祝愿各位讀者新年快樂！

下文節選自米爾斯書信與自信集，標題為編者所擬。

翻譯 | 孫宇凡

編輯 | 婉燕

部分摘編自公眾號“社會學理論大缸”

C.賴特·米爾斯（1916-1962）

當一個真正的知識人，意味著必須在一些重大但未必“宏大其詞”的選擇之間作出取舍。第一個選擇涉及日常生活，可以這樣表述：大多數人沉浸在自己熟悉的生活圈層里，接受自己的位置，認同它的價值觀，認為那才是“最宜人的生活”。畢竟，家庭日常、孩子的笑臉、一份穩定體面的工作（比如大學教授），幾年發表一篇文章，再寫本教材，這不就是一種不錯的生活嗎？今天的許多人，恐怕會立刻點頭說：當然是的。

另一種選擇，則可以用一連串問題來提出：我是否應該以某個超越日常、超越私人領域的“項目”為我生活的中心？我是否愿意在必要時與日常世界保持緊張甚至對抗？我是否愿意不僅把自己當作普通人，也當作某種“理性之聲”的代表？

這里的關鍵詞是“項目”或“計劃”（project），這是我從西蒙娜·德·波伏娃那里學來的。她是位令人欽佩的女性，選擇了這種生活方向，如果你還沒讀過她——尤其如果你是女性，或者認識一位女性——那么你該去讀。另一個詞是“標準”，我指的是你為自己設定的那些要求。與其說你為“思想”而活，不如說你離不開思想——否則，你其實也可以“存在”，但不會真正“活著”。你不會甘心成為日常庸常和體制強制的奴隸。

大多數人不會去追逐遙不可及的東西，但知識分子、藝術家和科學家就是要去夠那看似夠不到的地方。這幾乎是他們的職業本能——望著畫布，盯著手稿，反復推敲一個公式，他們總覺得“還不夠好”，甚至覺得永遠不可能“夠好”。

對世界的走向感到不滿，并不意味著你是個消極的人；對世界感到焦慮，也不意味著你對自己沒信心。即使某些生活經驗可能是必然疏離的，你仍能保有體驗生命的能力。這意味著什么？這意味著你可以適當地與世隔絕，而不是被時代異化；你可以生活在一個“過度發達”的社會，而不必淪為一個“未發育完全”的人。

關鍵在于：你如何逃避自身和所處世界中那些令人不快的部分。每一個有活力的人，都時常“逃走”，并不斷策劃下一次逃離，希望從中更多認識自己和世界。因為逃離的意義不在于逃離本身（那只會讓你原地踏步），而在于你如何選擇、如何使用它。

你我，托瓦里奇（同志。按：米爾斯虛構的收信人/對話伙伴），都是學生、寫作者與讀者；我們屬于比任何國家機器都更宏大的共同體。我們的忠誠——如果非要用這詞的話——指向的是超越任何一個國家之上的東西。政治上的忠誠，應當服從于理性，而理性的邊界不由國界劃定。

這是我們對話能繼續下去的關鍵前提：知識分子的生活不屬于某個國家，知識的生產本質上就是跨國的。知識分子的思維，是通過一個國際性的過程塑形的，他們的工作，也總是在全球范圍內流通。

理性與感性的國際主義，并不是某種抽象的口號，也并不遙遠。你可以在街角書店找到它，也可以在市中心圖書館里找到。它像鋼梁帶來的觸感一樣堅硬，像竹筍初生的姿態一樣具體，像“自然”或“人類”這樣的觀念一樣普遍。

這種國際主義，根植于知識分子的基本準則：一切信念都應當經由個人理性批判而成立；一切道德與審美偏好，都應當成為自覺自我修養的產物。除此之外，所謂“自由使用心智”就毫無意義，自我解放也就不過是一句空話。

作為一名寫作者，我始終試圖做一件事——雖然方式各不相同——那就是：描繪并戲劇化我們所處時代的本質特征。無論我寫的是勞工領袖還是農民，企業高管還是波多黎各移民，辦公室職員還是家庭主婦，我總試圖把他們當作20世紀這出戲劇中的角色來理解。

我常常失敗，今后還會失敗，但那依然是我所追求的方向。

一個好的寫作者，會試圖把私人生活與公共事務聯結起來。他會通過讓私人生活變得“具有公共意義”來豐富它；同時，又會為公共事務注入人類意義，使其不再冷硬，而是能容納、甚至邀請多種體面生活形式的出現。

我們不應把“私人”和“公共”割裂開來。因為衡量公共事務是否合理的標準，始終應該是它允許何種私人生活。然而，我們如今所面對的一大陷阱，就是以為私人生活的困境和公共生活的危機可以各自分開解決。寫作者真正需要做的，是把這些陷阱逐一轉化為任務來處理。

我們太習慣扮演“困獸”，以至忘記自己不僅僅是獸，也不僅僅是困的。

我們還應記住一件事（我自己也常常忘記）：不要低估哪怕極少量的思想傳播所能產生的效力——尤其是那些看似荒誕、甚至有些滑稽的思想。有權者無趣而嚴肅，這個時代我們最有力的武器之一，就是大膽和幽默。

我希望自己能多一點笑聲，托瓦里奇，但我恐怕既寫不出來，也笑不出來。

寫作，到了一定階段，會形成一整套習慣和敏感，它們幾乎塑造了你對世界的一切經驗。寫作，同時也是一種探明自我的方式：有些想法，有些感受，唯有通過寫作，你才能真正理解它們。

托瓦里奇，我當然不敢說自己完全明白人們為何寫作——不論是深層動機還是表層原因——但至少對我來說，有一個清晰的動機：在真正投入寫作時，那種用秩序、結構和概念去掌握世界片段的感受，會讓我覺得自己稍微馴服了一點混亂。寫作，是一種推理的行動，是與混沌斗爭的方式。

有時候，當你覺得自己“通過理解在征服一些東西”（至于事實如何，反倒不重要了），一種獨特的熱情便會席卷你。而這場斗爭，也同時是對其他觀念的抗衡——在道德上、邏輯上、事實層面上，你都在與那些你不同意的想法、敘事和影像對陣。

除此之外，寫作還含有一種美學維度——這大概是所有“賦予形式以存在的活動”所共有的，比如雕刻石塊，打磨木頭，構造樂音。但對我而言，這一切在語言媒介中最為復雜，也最令人欣慰。寫作，不只是分析，不只是抗爭，它也包含一種“形式之美”，讓思想以它自己的節奏和形狀降臨紙面。

歸根結底，或許我之所以沒有被“異化”，是因為我在寫作。寫得夠久，你會明白：當你完全沉入那種思維的奔流之中時，你是何等鮮活有力。連續四五個星期沉默寫作，某天早晨回望，發現自己用一百頁紙擊中了混沌的一角。即使經歷過二十多年，這一刻依舊令人驚異：曾經一無所有，如今文字成為“你最清醒的時刻”所凝結的記錄。

翻譯來源

Mills, C. W. (2000). C. Wright Mills: Letters and autobiographical writings.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本文經授權部分轉載自微信公眾號“社會學理論大缸”。

賴特·米爾斯名著《社會學的想象力》（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

注：本文封面圖片來自版權圖庫，轉載使用可能引發版權糾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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