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訊 I 哈維·懷特豪斯《文明的遺產：現代世界的演化起源》：從眾性、宗教性、部落性

《文明的遺產》

定價：98元

作者：【英】哈維·懷特豪斯(Harvey Whitehouse)

書號：ISBN 978-7-5217-8200-4

出版時間：2026年1月

編輯推薦

1.著名人類學家40年心血寫就，一部具有理論顛覆性的人類文明展演史。這是一部被《人類簡史》作者尤瓦爾·赫拉利等全球知名學者力薦的重磅社科作品。用綜合性研究系統闡述人類文化天性，提供了“反常識”的思考視角，打破傳統與現代、自然與文化的藩籬。以此解釋人類的歷史發展、社會結構——這既是千萬年自然選擇的結果，也是數千年文明演進的鍛造。

2. 讀懂社會現象，重構認知工具。從農業革命到多民族帝國的興衰，從傳統儀式到現代廣告對消費者的情緒操控，用多重視角重寫人類故事，舉重若輕地重述了理解人類行為的底層邏輯。讀這本書你會恍然大悟——建起人類文明大廈的基石，正是當下撕裂與危機的根源，那些被視為“現代病” 的問題，早已埋藏在文明的源頭。

3. 打破僵局，危機應對的破解之道。三大文明天性既左右個體選擇也決定社會走向，面對危機作者提出的解法，不是壓抑和對抗人性，而是善用這份遺產重構合作。無論是在日常的生活、工作中，還是對于宏觀的公共議題，都能從中找到破局思路。

內容簡介

作為人類這一物種的一員，我們每個人都被賦予了一份獨特的遺產——一系列源自進化的固有傾向和文化工具，它塑造了人類行為的方方面面。在人類繁衍生息的無數世代中，這份文明的遺產曾驅使我們不斷攀上高峰，為歷史上一次次重大變革推波助瀾：它推動了先進技術的發明、有組織的信仰的形成，以及龐大帝國的擴張。然而，這樣的文明天性卻在今天令我們陷入困境，使現代社會向著深淵迅速滑落。要理解歷史和人類社會的種種成敗興衰，就不得不正視這一文明天性的源頭。

在這本書中，著名人類學家哈維·懷特豪斯從嶄新的角度審視了人類發展的歷程和人類文明的根本特性，并將其總結為“從眾性、宗教性、部落性”三種主要傾向，這是自然選擇的結果，也是數千年文化進化的鍛造。人類熱衷于模仿、群體儀式和習俗，普遍形成并傳播關于神明、靈魂和祖先的觀念，對所屬群體的狂熱忠誠更是屢見不鮮。這些天性在人類社會發展中起到了關鍵作用，如推動傳統的傳承、促進社會體系復雜化等，但也帶來了諸如暴力、不平等和群體間沖突等問題。

由古及今，懷特豪斯帶著我們深入現代社會的大規模從眾事件、廣泛存在的信仰和大型“部落”，用人類學家敏銳的視角剖解資本主義、消費主義、政治極化、環境破壞等種種危機的本質——當我們對文明遺產的不當使用導致現代社會難以駕馭人類源自進化的天性時，這個世界正逐漸失控。通過揭示人性如何塑造集體歷史，我們將重新思考“我們是誰”，以及如何應對現代社會的緊迫局面。

目錄

中文版推薦序 從儀式出發理解文明 V

中文版序 XI

導論　人類的非自然史 XIII

人類天性和非自然史 XVI

一門全新的社會科學 XXI

三大思維傾向 XXVI

第一部分 人類天性的進化

第一章　模仿文化 003

儀式動物 007

無處不在的儀式思維 010

過度模仿的起源 014

從眾機制 018

第二章　原生宗教 029

傳教士、靈魂與祖先 031

原生宗教 036

原生宗教的直覺基礎 040

引人注目的反直覺現象及其社會影響 048

神靈主宰一切 053

宗教與道德 056

第三章　社會黏合劑 065

自我犧牲行為的進化 069

儀式考驗與共同苦難 072

共享本質與身份融合 076

身份融合的來源 080

為群體戰斗、為群體犧牲 091

第二部分 人類天性的擴展

第四章　從眾性是如何被強化的 101

儀式、慣例和最初的大型群體 107

常規化的出現 116

常規化和社會復雜性的提升 122

農耕與前瞻性 127

第五章　宗教性與超自然權威的興起 135

為何要祭拜祖先 ? 140

王權神授 145

人祭的興起 153

人祭的消亡 159

宗教道德化 166

第六章　部落性和戰爭的演變 175

戰爭和部落性的演變 178

兩種形式的群體聯結 184

擴展融合和戰爭 191

神圣價值觀和帝國主義的崛起 195

第三部分 重塑人類天性

第七章　從眾性與氣候危機 207

資本主義的非自然性 212

經濟生活中隱藏的儀式 219

從眾性與資本主義 224

儀式和未來意識的重生 230

第八章　被營銷策略利用的宗教性 243

萬物有靈論與廣告 247

道德偏見和新聞 256

道德傳染和社交媒體 262

第九章　當今的部落性 271

融合、媒體和暴力極端主義 276

相互確保摧毀時代的部落性 285

回到部落 292

后記　超級部落的崛起 305

常規的革新 307

世界宗教再思考 312

全球部落 317

致　謝 327

注　釋 331

作者簡介：

【英】哈維·懷特豪斯(Harvey Whitehouse)

人類學家，牛津大學社會人類學教授、社會凝聚力研究中心主任，Seshat全球歷史數據庫創始人之一。他的研究涉及人類學、神經科學、歷史學、心理學，通過多學科視角，研究人類社會的團結和崩潰、興起與衰落。懷特豪斯是“宗教認知科學”的奠基人之一，這種研究方法極具影響力。他的“宗教狂熱模式”理論一直是人類學家、歷史學家、考古學家、認知科學家和進化理論家廣泛討論的主題。懷特豪斯曾在歐洲、亞洲、非洲、南美洲、大洋洲等不同地區進行實地研究，出版專著多部并擔任BBC紀錄片《非凡儀式》的首席顧問。

媒體與專家評論：

這是對人類演化遺產極具洞察力且令人驚嘆的探索，揭示了我們這個物種最輝煌的成

就與最慘痛的失敗的底層原因。

——尤瓦爾·赫拉利 歷史學家、《人類簡史》作者

哈維?懷特豪斯將他對人類天性的深入研究融入了一本極具可讀性的著作中，旨在幫助

我們更有效地應對當下的各類問題。他提出了一個有力的觀點：我們所需的行為改變，

更有可能通過利用人類進化而來的本性實現，而非試圖超越它。

——彼得·辛格 倫理學家、《動物解放》作者

這是一份大膽且全面的分析，其視野跨越漫長時光、不同地域與各類人類社會。這部著

作兼具罕見的宏大志向與廣闊格局。

——彼得·弗蘭科潘 歷史學家、《絲綢之路》作者

這本書巧妙融合了心理學、人類學與宏觀歷史數據分析的洞見，深刻揭示了人類社會的

進化軌跡，以及我們如何能共同為人類塑造更美好的未來。

——彼得·圖爾欽 歷史動力學之父、《危局》作者

這是一部令人興奮的書，它讓人類學重新敢于提出“宏大問題”，而不是僅僅記錄“地方聲音”。懷特豪斯的講述提醒著我們，文明的真正遺產，或許不在制度，也不在信仰，而在我們每一次共同感受、共同記憶、共同行動的瞬間。那一刻，我們不僅在延續文明，也在重新發明它。

——關凱 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院長

哈維·懷特豪斯在本書中講述了其在“認知人類學”這一新學術領域的成果——以人類認知的性質、特征、偏差解釋人類文化發展的共通大趨勢。對于傳統人類學者而言，其對人類天性大同、人類

文化共通性的強調，對實驗方法的熱愛，以及對演化論式思維所抱持的開放態度，可能是離經叛道

的。然而，這也推動了跨學科的對話合作，為未來人類學的發展提供了更廣闊的出路。本書深入淺

出、思路清晰，即使是普通讀者，也能在作者清新誠懇的敘述中輕松吸收大量新奇有趣的洞見。

——楊德睿 南京大學社會學院人類學研究所所長

哈維·懷特豪斯的《文明的遺產》一書，把儀式性模仿、宗教直覺與部落性這三種人類傾向納入一個比較框架，創造性地聯結了民族志、實驗與量化歷史三種不同性質的研究，解釋了現代社會如何在漫長的“非自然史”中逐漸形成，又如何在當下受到市場、媒體與政治的塑造。這本書讓我們看到了人類學論述長時段宏大問題的魅力，也讓我們更 加理解正在形成的“全球部落”。

——梁永佳 浙江大學人類學求是特聘教授

《文明的遺產》兼具許多看似原本難以互相融合的特質：博學而精煉，優雅但深邃，親和且有力。懷特豪斯展現了經典人類學思考在今天的價值，并且賦予其不斷進入時代新議題的潛能。在信息爆炸但充滿焦慮和倦怠感的今天，種種以“常識”為旗號實則充滿謬見的觀點在生活中大行其道，本書是針對這一現象的有力回擊。真正的智者啟發思索而不散布斷言，真正的學習依賴陪伴而非訓誡。反思中蘊含著自由的可能，這就是優秀作品的力量。

——袁長庚 云南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在可以預見的未來，社會環境的劇變和新技術的層出不窮，都將給人類的明天帶來諸多挑戰。面對這些狀況，哈維·懷特豪斯用人類學家特有的縱橫古今的宏大視野，從“文明的遺產”中找到了問題的起源和解答。本書雄辯地告訴我們，當今社會種種現象，都能借助從眾性、宗教性和部落性這三種思維傾向得以詮釋，而這些都可追溯到看似遙遠的部落智慧那里。

——張經緯 上海博物館副研究館員、人類學家、作家

“文明的印痕”系列

《文明的遺產——現代世界的演化起源》

《文明拂曉時——早期文明的歷史啟示》

《馬匹與文明的締造》

《河流是部文明史——自然如何決定文明興衰與人類未來》

《人類成功的秘密——文化如何驅動人類演化》

系列圖書：

導論：人類的非自然史

作為一名人類學家，我早已習慣人們把我看作是怪人、傻子、或奇怪的傻子。

我曾經在太平洋的一個熱帶島嶼上生活過兩年。那是我第一次做田野調查，跟著當地人來到墓地中的寺廟，觀察他們在那里為祖先獻上祭品。當時，我還在英國劍橋大學讀博士，打算花兩年的時間在遙遠的巴布亞新幾內亞的一個土著部落做研究。這個部落位于雨林深處，沒有電和自來水，沒有人記錄過他們的語言，甚至幾乎沒有人聽說過他們，可以說是當地現有研究最少的土著文化之一。在那里，我認真地參與當地人的日常生活，對人們進行訪談，并把一切都記錄在冊。

寺廟看起來和村里其他房子沒什么區別，都是用斧頭和砍刀在周圍森林里收集來的建筑材料，都是茅草屋頂；但是，它卻承擔了非常特別的宗教功能。作為一名認真好學的好學生，我認為有必要從各個角度都了解一下這個供奉祖先的想法。祖先能夠穿過堅固的物體，比如寺廟的竹編墻嗎？他們真的會吃下供奉給他們的食物嗎？他們會對人們準備的祭品感到滿意嗎？

每多聽到一個問題，我當地的朋友們似乎就變得愈加困惑一點。田野調查剛開始的幾個月里，他們就漸漸習慣了我總會提出一連串天真的問題。總體來說，他們非常寬容，似乎有無限的耐心幫助我解開種種誤解。然而，這次的一系列問題似乎顯得格外荒謬。他們回答說，“祖先當然可以穿過墻壁！”“祖先當然沒有真的吃下食物，這太離譜了！”“祖先當然會對祭品感到滿意，不然我們為什么要給他們獻上這些呢？”

相比于其他問題的答案，我對最后一個問題的答案更感興趣。“哇！”我脫口而出，“所以說，祖先沒有肉體，卻有思想？”我的“報道人”（informant）驚訝地朝我眨了眨眼睛，說道，祖先當然有思想。不過，他們出于禮貌沒有說出口的話可能是，邀請我這個白癡參加他們最為神圣的儀式真是個錯誤。

接受人類學訓練的過程中，我常被鼓勵拋開自認為了解的一切，盡可能不受自身文化背景影響、不帶任何偏見和預設（如民族中心主義），以開放的心態進行田野調查。但事實上，當我向當地人詢問有關祖先的事情時，我心里清楚答案會是什么。為什么呢？因為當地人說得沒錯，這些問題的答案顯而易見；而且，對所有人而言都是如此。在地球上幾乎所有的人類社會中詢問關于死者的問題，人們都會作出相似的回答。因為人們普遍認為靈魂雖然沒有實體，卻有思想，能夠表達情感、能夠記憶、還能夠理解我們人類所談論的內容。其實，這與“靈肉可分離，靈魂永生”的思想是完全一樣的。英國人認為鄉間小院里有鬼魂，非裔巴西人認為靈魂可以附體，而中國人信仰祖先，這些想法都與此類似。

這些觀念之所以普遍存在，是因為它們源于人類天性（human nature），僅僅只是在代際傳承的過程中不時更新了表現形式。而這些自然產生的信念是人類最顯著的特征之一。通過觀察黑猩猩、倭黑猩猩和大猩猩的行為，我們發現這些與人類最相似的靈長類動物，并不認為需要向死者的靈魂供奉食物、安撫它們、或向其尋求幫助。然而，這些觀念在人類社會中像野火一樣蔓延。盡管在不同的文化群體中有著各種不同的表現形式，但它們的基本構成卻在人類歷史中不斷重演。

換言之，人類代代相傳的東西，比如文化傳統，雖然有著十分多樣的表現形式，但都根植于人類在進化過程中所形成的心理特征。而這些在人類進化過程中形成的文化傳統和生物直覺，共同構成了人類的集體遺產，歷經無數祖先留存至今。本書的主題正是聚焦于這一人類遺產以及揮霍它們帶來的危機。同時，本書還聚焦于討論，我們人類未來應該如何更明智地對我們的遺產進行投資。

人類天性和非自然史

人類存在三種自然傾向（natural bias），構成了人類的共同遺產。第一種傾向是從眾性（conformism）。人類熱衷于模仿他人，并吸納所屬群體的儀式和其他習俗，比如，當周圍人會在特定的地方供奉食物時，我們也會照做。第二種是宗教性（religiosity）。人類會自然而然地形成并傳播關于神明、靈魂和祖先的觀念。第三種是部落性（tribalism）。無論是熱衷于大擺宴席，還是冒著生命危險征戰沙場，人類總是狂熱地忠于所屬的群體。這三種傾向對于理解世界歷史為何以及如何展開至關重要。

不過，盡管我也認為這些觀念有一定的自然基礎，但本書并非一部粗暴地將人類行為歸結為基因決定的簡化主義進化心理學作品。本書要探討的是，經過數千年的文化進化，我們的自然傾向是如何被利用并擴展的，這使得我們能夠克服自然的局限，從而在規模日益龐大的社會中實現合作。文化進化也強化并擴展了人類的自然傾向和感受性。生物和文化這兩種進化過程共同作用，促進了知識和技術積累，并創造了現代世界。

在不同的時間和地點，我們利用人類天性并克服其局限性的方式有所不同。但看似多元的表現形式背后，卻隱藏著驚人的相似性。為更好地理解這一過程的深層結構，不妨把人類居住的世界想象成一個巨大的花園。花園里奇花異草種類繁多，恰似世界各地文化的多樣性。其中，許多野草灌木肆意生長，它們就像那些根植于人類天性中對從眾、信仰和歸屬的自然傾向所產生的文化習俗。盡管人們出于科學、宗教正統或其他權威來源的考量，極力想要鏟除或至少控制這些野草，但它們仍然無處不在地生長著。

盡管如此，花園中也有一些植物是精心種植的，這些樹上結著奇異的果實，通過選擇性育種，它們原本用來抵御捕食者的尖刺防御已被“馴化”。這正是人類的天性和感受性得以利用和延續（或者說，被培育）的方式，由此產生了豐富多樣的文化體系。這些樹木代表了世界歷史上最早的國家形態和宗教組織，自此專制統治者登上歷史舞臺，為了取悅和安撫神靈，他們常會殺害普通人。盡管某些品種的果樹早已被砍伐，但它們曾廣泛分布于花園內的許多區域。而且，由于遺留的樹樁仍然散落在各處，數千年后，它們也依舊是花園中根深蒂固的存在。

最后，整個花園里整齊地排列著克隆樹。這些樹是數千年培育的產物，代表著極度非自然的社會系統，而它們構成了人類當下的生活。其中一些克隆樹的周圍生長著野生植被、各種被“馴化”的蔬菜和水果，就像在世界許多地方，民間宗教和祖先崇拜可以和監管最嚴格的教義宗教共存并蓬勃發展。但在花園的某些地方，野生植被蕩然無存，只剩下整齊劃一的針葉樹林。正如高度世俗化的治理和教育體系擠占了大多數原生宗教的空間。花園里的生命和地球上的陸地一樣，隨著時間推移會不斷變化，因為種子會隨風飄散，而園丁也會不斷采用新的園藝策略。

現在，想象一下將這個花園的布局轉化為世界各地文化體系隨著其形成和傳播而形成的地理分布圖。中東、印度西北部、巴基斯坦和中國青海省類似于花園中的某些區域，那里的各類生活方式按照我前面描述的順序蓬勃發展：首先是源自于人類自然直覺的相對未馴化的信仰和習慣，其次是最早的復雜社會組織和宗教組織，最后則是現代世界高度文明的形式。而在其他地區，包括北美和南美，某些文化特征是舶來品，比如，由歐洲殖民主義引入的文化習俗。不過，即使是在最早生長出多種類型植被的區域，早期生長的野生植被也留存至今，與各種人工培育的植被共同生長。比如，在東亞大部分地區，祖先崇拜仍然廣泛存在，并且仍然會將某些領導人描述為某種程度上的神化人物（如泰國國王或教皇）。一旦這些古老的宗教組織形式模型確立起來，它們就幾乎不會從其文化體系中完全消失。它們可能會暫時淡出歷史舞臺，但又會隨著革命、改革、叛亂和其他看似循環往復的動蕩重新出現。

理解人性與文化之間的這種相互作用，對于解決當今世界所面臨的問題是至關重要的。如果我們是不稱職的園丁，忽視了園藝學家過去積累的知識，那么，我們最終可能會破壞導致土壤，造成食物短缺（無論是字面上還是隱喻上）。人類生存的關鍵不僅在于種下更多我們需要的種子，還在于認識到花園的自然局限性，并選擇與這些局限性共存，而不是與之對抗。

如果這種方法聽起來毫無爭議，那么在學術界，情況卻遠非如此。不幸的是，對于大多數社會科學家而言，一個基本信條是，人們在研究社會和文化體系時，可以且應該忽視人類的天性。表面上看，這是一種奇怪的立場。除非受到某種宗教原教旨主義的影響，一般情況下，今天大多數受過教育的人都會認可，人類的大腦和其他生物特征都是在自然選擇下進化而來的。但是，在研究文化認知和行為的創造和傳播時，許多社會科學家更愿意假設人類像是一塊白板。這一假設忽略或摒棄了許多認知科學和行為科學的研究成果。更令人困惑的是，人們經常把粗糙社會生物學與右翼主張相關聯，同時，把白板假設與更左傾或自由主義主張相關聯；但實際上要把這種對應關系調換一下似乎也很容易。

然而，為什么人們要把關于人類天性的討論都拱手讓給那些最保守、最天真的評論員呢？又是為什么，有人會去堅持一套否認或邊緣化人類天性在文化和歷史中作用的教條呢？正如本書將表明，無論人們喜歡與否，自然與文化在人類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緊密相關。在后續章節中，我將展示文化是如何以多種方式受到自然形成觀念的影響和限制。而人類天生的洞察力源于一些非常最基礎的東西，例如，所有靈長類動物在生命早期就會對物質的固態屬性產生直覺，即所謂的“直覺物理學”（intuitive physics）。然而，只有人類才會邁出富有想象力的下一步，假設出違背他們對物理世界的直覺預期的存在，包括女巫、鬼魂、祖先和其他能夠穿過固體墻壁和凌空漂浮的生物。

人類的自然直覺會通過奇特且意想不到的方式融入社會體系。例如，我們在各種文化中都能觀察到，人們在直覺上認為超自然生物與社會主導權之間有所關聯。我和同事們通過實驗表明，當嬰兒看到能夠像幽靈或飛天女巫一樣飄浮的存在時，他們會期待它能夠戰勝那些沒有這種能力的對手。更直白地說，人類本能地敬仰超自然存在。這不僅能夠解釋為什么超級英雄的故事（如圣誕老人和超人）深受孩子們的喜愛，也解釋了為什么人類社會中如此頻繁地尊崇著神奇生物及其塵世化身。人類文化在歷史進程中不斷基于這些觀念，塑造出越來越精細的超自然愿景，將其描繪為難以捉摸的超凡存在。在某些情況下，這些觀念與人類的自然直覺相去甚遠，以至于需要大量的學習和專業知識才能代代相傳，從基督教的三位一體到佛教的四諦皆是如此。

正因如此，我認為本書的主題與其說是“自然史”，不如說是“非自然史”。不可否認的是，自然選擇下人類心理的進化是人類遺產的重要組成部分——它造就了今天的人類。但現代世界也是文化進化的產物，順利傳播的創新觀念得以保留，而其他則被淘汰。人類天性影響并限制了人類的非自然歷史，卻無法完全控制它。如果想要了解人類社會的花園是如何變得龐大和復雜，需要對人類的自然直覺以及刻意培育的社會規范和制度都有所了解。這并不是自然和文化之間的對立，而是理解自然與文化的影響如何共同作用，影響人類。

三十多年前，當我首次開始提出這一論點時，這還是個容易受到抨擊的危險觀點。那時，人類學家被認為應該在一個與科學隔絕的密閉空間里研究文化。試圖解釋文化是如何被人類進化后的心理所影響和限制的，就會被斥為“還原論”或“科學主義”，仿佛還原論分析和科學方法是種罪惡。作為一名學生，如果膽敢提出不同觀點，肯定會聽到這樣的斥責：“這不是人類學”。如果僅僅從對學科現狀的觀察來看，這確實是事實。但同時也是一種被學術共同體排斥在外的隱晦威脅，排除在外。尤其是對尚未獲得終身教職的人來說，這無異于讓你在職業終結和職業流放之間作出抉擇。

不過，很快我就意識到還另有一條出路。從巴布亞新幾內亞的熱帶雨林回來時，我已經掌握了在不必然采納當地信仰體系的情況下，如何安全地融入一個社區的技巧。就像我在雨林里與朋友們相處時學到的那樣，我開始思考我是否可以在大學里也成為一名參與式觀察者，靜靜地觀察同行們的行事方式，并采取一種全新且獨特的方式來思考人類行為。

一門全新的社會科學

從根本上講，這種全新的思維方式的核心在于彌合學術界的隔閡。社會科學家群體與其他人類群體一樣，都有很強的部落性。在我三十出頭、漸漸在大學講師的職位上站穩腳跟時，我已經習慣了政治學家、社會學家、考古學家等各自佩戴的微妙不同的徽章，這些徽章表明了他們各自所屬的“部落”，以及他們對自己所屬“部落”的忠誠度。每年考試季，我都要把學生的考試成績送往學校的各個院系。在各個院系的辦公室里，有時我會遇到像嬉皮士一樣的同事（大多是社會學家）、有時會遇到穿著細條紋西裝和裙子的人（律師）、有時會遇到身上到處都是穿孔的學者（民族音樂學家），還有些時候會遇到穿著寬松燈芯絨衣服且手肘處有皮革補丁的人（歷史學家）。他們不僅形成了具有鮮明特征的“部落”，而且每個“部落”都各自為政，除了他們都會在考試期間相互大聲報出學生的分數。

我注意到的同事群體之間的差異，正是“信息孤島”問題的明顯征兆，各個專業群體傾向于像孤島一樣彼此獨立。這一問題之所以成為問題，并不是因為人們穿著打扮不同，而是因為它阻礙了研究理論、方法和成果的共享，而這些共享本可以惠及所有相關研究者。例如，和實驗心理學家交流得越多，我就越意識到他們的研究可以從人類學中得到啟發，而他們的研究方法也可以用于解決人類學問題。

比如，有一個在我職業生涯早期花費了大量時間去努力解開的謎團。在巴布亞新幾內亞做田野調查的兩年里，我經常看到人們把錢放進特殊的杯子，以求得到寬恕，洗脫罪惡。而這些人又會把通過這種方式籌集到的大部分錢捐給慈善事業。我很好奇懺悔儀式是否在某種程度上導致了人們如此慷慨的捐贈行為。在許多人類文化傳統中（當然也包括天主教會），都存在著懺悔自身罪惡并尋求寬恕的儀式。這些懺悔儀式會讓人們更樂于幫助需要幫助的人，從而增加貧困群體的生存機會嗎？但是，僅僅通過觀察人們的生活方式，或采訪人們為何為此行動并不能回答這個問題。因為僅依靠觀察是不夠的。畢竟人們在懺悔自身罪惡之外，還會做很多其他事情，這些事情同樣可以合理地解釋他們為什么會向慈善事業捐款。或許他們是為了討好上帝；或許是出于對苦難者的同情；又或許是為了展示自己的奉獻精神。即使人們很樂意談論自己的動機，我們也無法判斷這些說法是否真實地反映了他們行動的原因。因此我們需要做實驗。

一獲得研究經費，我就立刻開始招聘受過實驗心理學訓練的博士后來幫助我一起研究這些人類學問題。我用這第一筆經費聘請了一位名叫瑞安·麥凱（RyanMcKay）的博士后（他后來一路晉升，成為倫敦大學的長聘教授）。在我們最早的一項合作研究中，他招募了一批天主教徒作為研究對象，請他們回憶過去犯過的罪行和懺悔的過程，并為他們提供向教會捐款的機會。一半的參與者在被要求捐款前就考慮過要懺悔和尋求寬恕，但另一半參與者則在提到捐贈任務之后才想到要懺悔。

實驗表明，考慮過要懺悔的人比沒有考慮過的人要更慷慨。這個實驗部分受到了我在巴布亞新幾內亞研究過的懺悔儀式的啟發。它提供了一個簡單的例子，說明實驗方法能夠幫助解決人類學研究中最為棘手的問題，即人們為何如此行動。同時，它也表明為了更好地理解人類行為的深層原因，我們需要將參與式觀察的民族志研究方法和控制實驗法結合起來。

在隨后的幾年里，我和我的同事們一次又一次地使用這種方法，即利用民族志研究觀察到的現象來啟發實驗，以更好地解釋人類社會和文化體系的多樣性。在本書中，我將介紹一些我和同事們在不同群體中所進行的實驗，比如巴西的足球迷、利比亞的革命叛亂分子、喀麥隆的農民、印度尼西亞的宗教原教旨主義者、日本的武術團體和瓦努阿圖的酋長。所有這些研究都橫跨多個學術“孤島”，試圖從不同角度尋找回答這些研究問題所需的方法。

在我開始運用實驗法來解釋感興趣的研究問題很久之后，我才開始意識到基于田野調查的定性觀察結果還有一個用途。它們的確可以幫助我們提出有意義的假設，然后，我們可以通過實驗來檢驗這一假設，從而生成新的數據。但田野觀察結果本身也是具有科學意義的數據。只是利用這些數據解釋問題，就需要使用某些比較分析方法。比如那些懺悔儀式。我們不能僅憑一個例子就說明儀式能夠讓信徒們變得樂善好施。但如果有大量的樣本表明進行懺悔儀式的人比不懺悔的人更慷慨，就可以合理地支持我們的論點。這一見解啟發了我的另一位博士后昆汀·阿特金森（QuentinAtkinson），他也是我的第一批博士后，后來也成為奧克蘭大學的長聘教授。阿特金森和我一起建立了一個關于人類儀式的大型數據庫，數據來源于600多項來自數十種不同文化儀式的民族志觀察結果，可以用于檢驗關于人類儀式的原因和影響的各種理論。這項工作成果深刻影響了我們后續對于儀式力量的研究方向。

不久之后，我又意識到民族志觀察結果的用途同樣適用于歷史記載。編寫歷史書籍的傳統方式是基于現存的文本或其他文物，盡可能詳細地描述過去發生的事件或生活特征。這種方式能夠生動地展示很久以前發生的事件和它們在當時的意義。然而，正如我們對當今世界的定性觀察結果一樣，歷史記載并不能科學地解釋人們在歷史上觀察到的行為模式。我們需要更為定量的方法來作科學解釋。我和同事們意識到，只要我們有足夠多的例子說明不同地區的各種制度和發明分別在何時出現，我們就能夠確定它們出現的先后順序。基于因果邏輯（原因先于結果），我們可以開始構建一幅更加詳盡的圖景，揭示在世界歷史進程中推動人類社會各種變遷的因素。于是，我們進入了大數據和古代文明統計分析的世界。

量化歷史和史前史，就像結合民族志研究方法和實驗研究方法一樣，可能被視為有些離經叛道，違背了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的常規規范。即使是那些樂于在廣泛領域內做研究的歷史學家和考古學家，也會認為把對過往特征的描述提煉為成千上萬個小數據點有些令人不安，甚至令人反感。和民族志學者一樣，歷史學家處理的是細節豐富的文本，這些文本處處都可以標上腳注。

這些文本很容易變成高度描述性的歷史事件及其發生的社會和文化背景的卷帙浩繁的著作。然而，我和同事們開始嘗試以一種截然不同的方式來整理人類已知的過去。我們構建了一個包含社會組織、農業、技術、戰爭、宗教、儀式等特征的大規模清單。對于清單上的每一項，我們都嘗試確定它是否普遍存在于那些在世界歷史中延續了數千年的人類社會中。在眾多歷史學家、古典學家、考古學家和人類學家的幫助下，我們最終建成了一個龐大的人類歷史信息數據庫。這些數據可以進行統計分析，從最初的農業社會到現代世界最大的國家和帝國，有哪些因素有助于推動社會體系日益復雜化。正如下文中將提到的，這一過程產生了一些相當令人震驚的發現。

隨著這個項目的雄心壯志日益增長，它開始融合越來越多樣的方法、學科和研究途徑。本書的思想歷經四十年才得以成型，在這期間，我與進化論理論家、數據科學家和統計學家建立了長期合作，同時，也深入了解了歷史學家、考古學家、民族志學家和心理學家的世界。這也促使我在貝爾法斯特女王大學成立了認知與文化研究所（Institute for Cognition and Culture at Queen’s University Belfast），在牛津大學成立了社會凝聚力研究中心（Centre for the Study of Social Cohesion at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這些年，我帶隊在亞洲、非洲、南美、澳大拉西亞以及我開展最初研究的美拉尼西亞等地進行了田野調查，深入參與了世界上最重要的考古遺址、腦部掃描設備和兒童心理學實驗室的工作，并被邀請進入世界上某些最激烈的沖突和極端主義團體內部。所有這些經歷中，我始終嘗試在這些學科最公認的陳舊體系中開拓出一種更具包容性的研究方法論：一門跨學科的社會科學。正是這種對我們人類共同的過去、現在和未來全新的、基于科學的研究，促使我撰寫了這本書。

三大思維傾向

在接下來的內容中，我將介紹幾千年來人類逐漸進化而來的思維傾向，它們是代代相傳而來，而我們人類現在所生存的這個獨特世界也全靠它們的塑造。首先，我將探討人類天性中最基本也最獨特的特征：即使行為的目的不明確，我們也有模仿彼此的傾向。這種模仿的沖動使人類能夠留存前人的發現，從而讓文化傳統和知識得以隨著時間積累。我把人類天性的這一面稱為“從眾性”。

從眾性往往是一把雙刃劍。它既促成了許多令人驚嘆的合作成就，也導致了我們人類犯下某些駭人聽聞的暴行。然而，無論好壞，在最早的大規模社會的形成過程中，儀式化從眾行為頻率的急劇增加發揮了關鍵作用。它使共享的地域文化得以融合，全新的政治統一模式得以形成，也使人類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有遠見。

不幸的是，隨著政治極化和不可持續的過度消費主義的盛行，當今世界許多地區的凝聚力和前瞻性正在下降。然而，本書將證明，那些將我們引向毀滅之路的從眾本能，也能引領我們走出困境。

本書討論的第二個主要傾向對人類歷史同樣重要，它就是宗教性。宗教并非如許多無神論者所認為的那樣，只是人類文化中可有可無的補充物；也不像許多宗教組織的信徒們所堅信的那樣，是上帝賜予人類的禮物。相反，我認為宗教是人類大腦進化過程中不可避免地產生的“副產品”。數千年來，宗教在建立新型領導模式、促進社會體系復雜化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這一進程使人類經歷了祖先崇拜、權力世襲體系、君權神授等階段，并最終催生了廣泛傳播于當今世界大部分地區的道德化宗教階段。

然而，隨著宗教組織的控制力逐漸減弱，新的宗教形式正在悄然興起，且大多不為公眾所察覺。廣告業、社交媒體和大型新聞集團正以越來越有創意的方式利用人類天生的宗教直覺，例如利用品牌擬人化和行為矯正等技術手段。這樣一來，少數精英群體不斷地從人們的輕信中獲利，且其獲利規模遠超歷史上任何的宗教組織。更糟糕的是，代價往往由那些最無力支付的人承擔。然而，在此我要再次指出，我們有能力掌控全球資本主義所肆意利用的那些人類天性，并利用這些人類天性來實現我們都認同的結果，例如通過改革社交媒體平臺和新聞機構。由于宗教直覺對于人類而言是與生俱來的，我們無法消除這一人類天性，但我們至少可以管理和利用它，使其有益于人類的繁榮，同時控制它可能會給人類帶來的非理性且具有破壞性的影響。

最后，我們將討論第三種傾向：部落性。我將論證，盡管部落性導致了歷史上一些最殘忍的行為，但它也促成了許多和平且具有創造性的合作模式。我也將在本書中探討我們目前關于群體聯結（group bonding）的心理根源及其對行為（無論是好是壞）影響的認識。基于這些心理學研究，我們將看到在歷史進程中，我們的部落性是如何被利用并擴展的。然而，與此同時，我們在這一課題上的一些發現令人不安。例如，事實證明，推動世界歷史上文明興起與傳播的最有力因素之一便是戰爭。

同時，這些曾經有益的部落沖動如今卻對我們的物種構成了生存威脅。戰爭已無法再像過去那樣為勝利者帶來利益，因為軍事技術的破壞性已遠超以往。然而，我也會提出，解決我們當今許多問題的辦法可能不是減少部落性，而是更多地利用部落性。后續我將討論如何通過一系列實操性方式，將目前最有害的部落性本能轉變為人類的集體優勢。這一變化將不僅限于在地方社會、國家內部和國際外交層面實現，還將通過發展新型全球部落身份來實現。

簡而言之，從理論上講，這些使人墮落的人性特征也可以用于改革經濟、保護地球資源、拓展合作能力和更有效地管理沖突，換言之，用于創建一個人類文明能夠切實繁榮發展的新基礎。這就是為什么本書的每一部分都會在不同背景下，以相同的順序探討三種傾向——從眾性、宗教性和部落性。通過三次圍繞這些塑造了當今人類的三種傾向進行循環探討，我們既能認識到人類某些行為特征的永恒性，也能看到我們現在擁有規劃新道路的潛力。

人類可能會通過各種方式毀滅地球，包括氣候崩潰、饑荒、疾病和核災難。人類能否避免世界末日的發生，將取決于我們能否以明智的、形成普遍共識的方式利用好人類進化而來的心理：明智是指它們以科學為基礎；共識則是指它們建立在共同的道德關切、集體利益和廣泛協商的基礎之上。

如果我們能夠做到這一點，世界的未來可能會比現在能預見的情況更好。這也是為什么這本書傳遞的信息最終是充滿希望的。近期在人類天性、人類社會和文化體系演進方面取得的科學研究突破，能夠應用于當今世界所面臨的所有最緊迫的問題。本書的目的不僅僅是揭示危險，更重要的是，為和平合作與可持續繁榮描繪出實現路徑。挑戰在于如何充分利用我們的自然和文化遺產，而不是將其揮霍殆盡。

內容閃現

我們為何越來越愛“站隊”？是這種天性在被社媒放大

網絡對立為何愈演愈烈？從飯圈互撕、性別對立，到國際沖突、極端主義，我們越來越容易把自己歸入某個“陣營”，并把對方視為“敵人”。

牛津大學社會人類學系主任哈維·懷特豪斯(Harvey Whitehouse)在《文明的遺產》中指出，人類天生具有三種自然傾向：從眾、宗教與部落性。其中，“部落性”讓人類狂熱地忠于所屬群體，甚至愿意為其犧牲或攻擊他人。“身份融合” 是人類部落性的核心機制。一旦我們與某個群體深度綁定，就愿意為其犧牲，甚至發動攻擊。社交媒體不是創造了對立，而是放大了人類本能的部落沖動。

我們無法消除這一天性，但能否理解它、引導它，甚至用它來構建更包容的世界？

部落性與戰爭：從身份融合到擴展

在人類歷史上眾多的大型聚會中，也經常出現極度狂喜與極端消極情緒相互交織的時刻。例如，對失去偉大領袖的集體悲傷，對共同敵人的憤怒與仇恨，或是對殉道者、被獻祭者和角斗士的血腥死亡的恐懼與憎惡等。

長期以來，人們一直認為在大規模群體中共享焦慮情緒對提升群體凝聚力非常有效，但直到最近，我們才開始真正理解這一現象背后的原因。在小規模的新入會成員和士兵群體中，共同經歷的情緒強烈的體驗能夠將個人身份與群體身份融合在一起。當這種融合發生時，人們會愿意為了捍衛和保護自己的群體而做出非凡的自我犧牲。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人們開始面臨一個新的問題：如何在更大規模的群體中（包括在整個文明中）實現這種形式的身份融合？

在大規模的復雜社會中，身份認同尤為重要，因為每個人 都經常與陌生人接觸，比如在繁忙的市場討價還價時，與國家官員交涉時，或去理發店理發時。在許多這樣的互動中，人們扮演的身份是被簡化的，如顧客、公民、客戶等。在極端情況下，個體性似乎完全被社會身份淹沒，個體就這樣消失在人群中。

去個性化、對外群的貶低以及對外群敵意的增加等因素，都是軍事團體的潛在優勢，有助于增強戰斗意愿。身份認同使人們有意愿戰勝其他群體的成員。然而，認同似乎也只能讓人走到這一步。它可以讓人們愿意貶低外群并偏袒內群，但似乎并不足以讓人們愿意為內群獻出生命。由于認同并不涉及任何強烈的個人記憶或深層次的自我意識，以群體為導向的需求

可能會被以個人利益為導向的需求替代。對個人而言，生存就是最強有力的需求，即使這有悖于群體對我們的期待。在危機時刻，對許多人來說非常本能的反應就是試圖躲在人群中，或當機會來臨時趕緊逃跑。

基于這一推理，如果對外群開展暴力敵對行為會危及自身生命安全，那么，認同就不足以激發這種行為。部分研究為這一觀點提供了證據，這些研究直接比較了身份融合和身份認同對個體為群體犧牲意愿的影響。例如，我和我的同事對居住在英國和比利時的200多名穆斯林進行了一項調查，詢問他們作為宗教少數群體成員遭受虐待的經歷。我們發現，在愿意舍

在保護穆斯林同胞的問題上，認同的作用遠遠弱于融合。

身份融合對于打造一支成功的軍隊意義重大。如果士兵能夠做到與軍隊融為一體，那么無論其作戰計劃有多么危險和艱巨，都會成為每個人的個人目標。問題是，隨著軍隊規模的擴

大，個體變得更加默默無聞。群體的紐帶不再是直接的共同經歷，而變成了共同身份的象征。因此，小群體內的身份融合有被大群體內的身份認同取代的風險。

然而，不知何故，數千年來，世界各國的軍隊都找到了克服這個問題的方法。從最初為了抵御暴力鄰國而進行的自衛戰爭開始，軍隊就成功說服了大批民眾為其事業獻身。這是怎么做到的？答案是，存在一種融合模式，它像認同那樣在大規模群體內運作。我們稱之為“擴展融合”，它是人類進入復雜社會以來最為危險的發明之一。

素未謀面，為何同心？

2011年，即“阿拉伯之春”爆發期間，我在利比亞遇到的革命者與營隊中的其他人完成了身份融合。所謂的其他人，包括革命者早已認識的人、共同經歷致命戰斗的人，以及共同躲避坦克攻擊和槍林彈雨的人。這并不奇怪，因為這些強烈的個人經歷正是能夠促成身份融合的要素。但這些士兵還表示，他們與不認識的其他營隊成員也高度融合—這些人對于他們而言完全是陌生人，盡管大家經歷了類似的苦難，但并非是肩并肩一起經歷的。這便是擴展融合的本質：一大群素未謀面的人之間的身份融合。但是，在沒有共同的親身經歷的情況下，擴展融合是如何產生的呢？

最初，我們認為擴展融合的關鍵在于將局部聯系（比如個人直屬的作戰單位）投射到擴展范疇（比如個人所屬的整個營隊）。換言之，我們設想，個體要想與一個非常龐大的群體融合，需要先與一個熟悉且小得多的群體（如家庭）融合，并將這種融合感“投射”到某個更大規模的群體上。我們找到了一些證據來支撐這一假設。

2012年，我們首次發表了一篇文章，嘗試用“投射”理論來解釋局部融合與擴展融合之間的關系。一年后，波士頓發生了一起慘案，恐怖分子在一年一度的馬拉松比賽終點線附近放置了兩個自制的高壓鍋炸彈，導致數百人受傷，17人被截肢，3人因傷勢過重死亡。就在襲擊發生前幾天，我們團隊的一名成員邁克爾·布爾梅斯特剛開始搜集與同胞之間擴展融合有關的數據，并且恰好是對波士頓的參與者進行的抽樣調查。炸彈爆炸的消息一經傳出，布爾梅斯特立即建議調整研究方向，以觀察那些聲稱與自己的美國同胞融合度更高的人是否更愿意用行動證明自己的言論—具體表現為慷慨解囊來支持受害者。

研究發現，那些對受害者表現出強烈心理親緣感的波士頓人，即那些認為自己的美國同胞就像家人一樣的人，在身份融合程度上得分更高，并且更愿意為救援工作捐款。我們認為，這種反應源于融合的“生物學路徑”：與實際家庭的既有融合感被擴展到了一個更大的“家庭”，這個家庭的成員是整個國家的公民。

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們意識到這并不是實現擴展融合的唯一路徑。與局部融合一樣，擴展融合通常也源自共同經歷；只不過，這些經歷是由大規模、素不相識的群體所共享。

我們的多項研究表明，共同經歷變革性事件可以增加大規模、素不相識的社群中人們的融合度。無論是基于與群體共享生物特征的認知，還是基于在更大范圍內的共同經歷，擴展融合都是人類歷史上最強大的部落性形式之一。

我認為擴展融合的發現，與火藥或動力飛機的發明類似：看似無害的創新，帶來了炫目的煙花表演或實現了高速旅行，但也成了高效的殺戮機器。在充滿善意的情況下，擴展融合激發了令人感動的事件，如世界杯足球賽和拯救生命援助非洲慈善演唱會。但它也有著陰暗的一面，這種全新的部落性形式在人類歷史上最具破壞性的戰爭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神圣價值觀和帝國主義的崛起

當人們與某個群體融合時，他們的個體身份和群體身份在功能上變得等同。如果你攻擊某個人，就會激起整個群體的憤怒；如果你攻擊整個群體，也會被視為對個人的攻擊。這正是

為何實現融合的軍隊會具有如此強大的戰斗力。因此，不難理解，當國家或帝國受到攻擊時，擴展融合是如何激勵第一支大型軍隊不畏艱險地投入戰斗的。當武裝群體背水一戰時，無論是局部融合還是擴展融合，都會發揮出最大的作用。

正如我們所見，融合能夠激發心理上的親緣感。在和平時期，熱愛家庭的人們并不希望毀滅其他家庭，而更愿意各自安好，互不打擾。同樣，只有當所愛的群體或其成員受到威脅時，融合才會觸發極端的自我犧牲。

正如與群體高度融合的個人會為了拯救戰友而撲向手榴彈一樣，人們往往也愿意為捍衛自己的神圣價值觀而戰，甚至犧牲生命。阿特蘭認為，當今的西方國家往往低估了這一點。例如，美國的外交政策未能預料到越南、伊朗、伊拉克和阿富汗等軍事實力較弱的對手會有如此的戰斗意志。軍事邏輯似乎在于，通過一開始的武力展示給對手灌輸“恐懼和敬畏”，讓他們明白抵抗是徒勞的，從而摧毀對方士氣。然而，事實并非如此。阿特蘭指出，拿破侖、希特勒和過去其他帝國的領導者都犯過同樣的錯誤。在這種情況下，常常發生的是，數量上處于劣勢的一方在初期遭受重大損失后，會以加倍的決心重返戰場，繼續戰斗。

世界歷史上的所有這些創新都豐富了人類的集體遺產，最終形成了人們當今所處的地緣政治格局。從古埃及人和波斯人發動的戰爭，到蒙古人的入侵和羅馬被洗劫，在人類歷史上的許多重大沖突中，軍隊的動力不僅源自渴望權力的領導者的貪婪和野心，還源自與他們并肩作戰者的擴展融合。

當這些最強大的帝國將世界宗教作為擴展融合的工具時，他們也引入了新的神圣價值觀，這些價值觀可以將不同背景、不同傳統的人們凝聚在一起。世界性宗教及其前身為有著帝國主義野心的軍閥和帝王提供了一種新的方式，用于團結和激勵來自不同種族、階級和地區的人們。這已成為現代戰爭（包括 20 世紀最慘烈的兩次世界大戰）的標志。從這個角度看，近代以來意識形態極端主義（包括法西斯主義、軍事民族主義和圣戰主義等）的興起不過是這一軌跡的自然延續，社會不斷向著擴展融合、帝國主義和暴力性自我犧牲的方向發展。

當今的部落性：融合、媒體和暴力極端主義

從恐怖主義、戰爭到幫派兇殺和足球流氓行為，現代世界中的諸多暴力現象，皆源于三種古老的力量：對內群體的偏愛、對外群體的敵意，以及縱容使用武力或威脅使用武力的規范。為預防其最具破壞性的影響，我們首先要理解，這三種因素混在一起為何會如此容易引發暴力。

身份融合最初是為了在小群體中增強韌性和促進合作而進化出來的，如今卻能夠將前所未有的大群體團結在一起，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媒體的興起。如今，新聞報道能夠在跨國移民群體和世界性宗教的層面上傳播共同體驗。不久之前，人們還只能通過親身經歷來與他人共享強烈且具有個人變革性的經歷，如大型國家儀式或大屠殺、侵略等。然而，隨著通信形式

和媒體報道的發展，強烈的體驗幾乎可以瞬間通過間接方式與他人分享，從新聞攝像畫面到社交媒體上的視頻，途徑無處不在。這為在更廣泛的人群中共享經歷和擴展融合提供了一種全新的機制。

因此，對軍事行動的支持可以在廣闊的地域上迅速形成，有時甚至會促使國家和非國家武裝團體卷入暴力的群體間沖突。如今，已無人能在類似競爭中獲得勝利。將民眾團結在強硬政策背后的這種能力，曾經既是詛咒也是福音：暴力沖突雖然可怕，卻是推動社會復雜性增長的主要機制。然而，如今的情況截然不同。當今武器的破壞力日益增強，這意味著由部落性本能驅動的大規模戰爭只會將人類引向自我毀滅的道路。

新形式的部落性帶來的問題，不僅體現在人們如何與敵人作戰，還體現在如何在群體內部施加懲罰。在人類歷史的大部分時間里，將大量人口監禁起來以防止暴力的做法是聞所未聞的。然而，在過去的兩個世紀里，這已成為全球各國的標準做法。如今，大多數自由民主國家都在監禁并排斥大量“部落”成員，將他們標記為外群體成員，并阻礙他們重新融入社會—這一做法的社會成本是巨大的，好處卻并不明顯。這種社會功能失調的懲罰模式背后的驅動力，正是激發對外群體莫名仇視的部落性。然而，對罪犯的污名化并非基于階級、種姓或種族（至少不一定以一種公開或明確的方式），而是基于道德。

隨著通信技術的發展創造出更加沉浸式的報道方式，通過媒體間接共享變革性經歷以及由此產生的擴展融合現象，其范圍和強度只會持續擴大和加深。我們或許希望新聞報道能更多地關注沖突帶來的關鍵地緣政治影響以及和平解決的策略，而不是一味報道那些容易激發人類情感和嗜血欲望的故事。然而不幸的是，后者才是吸引讀者的關鍵。

但這并不意味著這種情況是無法改善的。人們有理由保持樂觀，原因有二。其一，如今我們擁有越來越有效的手段，可以確定擴展融合在何種情境下更能夠促進和平合作，而非導致具有破壞性甚至致命的結果。其二，擴展融合本身并非問題所在—實際上，能夠在更大范圍內共享經歷，可以帶來諸多積極影響。當擴展融合與對外群體的威脅感知以及縱容暴力的規范相結合時，才是真正的問題所在。那么，我們應該如何利用這些機會來實現集體利益呢？

即便對內群體的心理特征有著深刻的理解，要在恐怖分子采取行動之前發現暴力極端主義也并非易事。每一個潛在的暴力極端分子背后，可能有無數個表達極端觀點但并不構成實際威脅的個體。

因此，執法部門和去激進化項目或許會忽略那些真正重要的跡象，反而去追蹤錯誤的對象—那些宣泄對外群體的極端仇恨但并不真正構成安全威脅的人。在包括英國在內的一些國家，公開發表支持被禁組織的言論屬于犯罪，會被處以重刑。但這種做法是否能降低恐怖主義風險卻值得懷疑，因為它可能反而會加劇人們對外群體威脅、壓迫或迫害的認知。

在分裂的世界中尋找共同歸屬

人類的智慧不僅讓我們能夠從遠處認識地球，還能讓我們理解地球以及地球上的生命都是歷史的產物。早在了解板塊構造或自然選擇下的進化之前，人類就已經開始思考起源問題—我們從何處來，又向何處去。如今，借助互聯網，我們只需輕點一下按鍵，就能基于大量的考古和歷史數據直觀地了解人類的起源。

技術創新有望以一種前所未有的、更具震撼力和激勵性的方式，喚起我們對人類共同命運的深刻認知。如今，我們不僅越發清晰地認識到人類居住在一個共同的家園內，更目睹著全球性問題正日益影響著人類共同的未來。在氣候變化、生物多樣性喪失、珊瑚白化以及海洋污染等諸多問題上，我們已經能較為直觀地感受到人類命運休戚相關。

然而，在沖突、移民、疾病和貧困等許多其他問題的應對上，人類的命運同樣緊密相連。盡管當前的領導者們仍深陷于地方性視野與短期目標，但地球的未來取決于我們能否突破局限，以更具全局性和可持續性的思維與行動模式，攜手共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