飛奪瀘定橋，國軍將領(lǐng)劉文輝做了1個決定，讓他在建國后當上部長

1949年12月9日夜，細雨淋透彭縣縣城，川西平原的泥土氣味摻著火藥味飄進指揮部。劉文輝將一張電報撕成紙條扔進火盆，他清楚，起義的那一槍一響，就再也沒有回頭路。幾個小時后，他與鄧錫侯聯(lián)合宣布起義，國民黨苦心經(jīng)營的川西決戰(zhàn)瞬間崩塌。成都百姓只知道大街上鞭炮連響，卻不明白中央為什么對這位舊軍閥如此信任，這份信任的種子，其實早在十四年前就埋下。

時間撥回1935年5月，紅軍剛在安順場用木船強渡大渡河，三萬多人卻只找到幾只小船，稍有遲滯就可能被薛岳兵團切斷退路。毛澤東、朱德決定搶奪上游瀘定橋。唯一的通道，就是那座十三條鐵索懸空、長度百余米、被稱作“康熙遺珍”的鐵索橋。

蔣介石第一時間急電西康省主席劉文輝，命令炸橋。電文措辭刻薄：“如違令，當軍法從事。”在成都公館，劉文輝反復摩挲那張電報，眉頭幾乎擰成一塊。秘書低聲問：“炸嗎？”劉文輝搖頭：“橋沒了，百姓怎么過河？拆木板，算是給委員長交代，也給自己留條路。”短短一句，決斷已下。

5月27日傍晚，劉部工程兵拆光木板，僅剩光滑鐵索懸在湍急江面。蔣介石以為大功告成，還回電“切勿心慈”。他沒想到的是，紅軍可以“飛”過鐵索。5月29日午后，中央軍委在瀘定縣城外一片松林里開會，決定抽調(diào)紅4團最精銳的22名戰(zhàn)士組成突擊排，由楊成武指揮，廖大珠領(lǐng)隊。黨員干部優(yōu)先，戰(zhàn)斗英雄次之，人人腰插盒子槍、懷揣手榴彈。

當日下午四時，瀘定橋槍聲驟起。突擊隊員以毛板鋪索，一名戰(zhàn)士匍匐向前，身后兩人遞木板，再后面步槍掩護，還有一個機槍組死死壓住對岸火力。鐵索搖晃得像狂風中的藤蔓，橋面火光四濺。楊成武跪在岸邊，掐著秒表般的心跳指揮射擊。兩個小時后，對岸碉堡啞了，突擊隊沖到橋頭豎起紅旗。22人中4人倒在橋板上，其余滿身血污，卻咧嘴大笑。

瀘定橋得而未毀，后續(xù)主力才得以晝夜不停通過，最終跳出“第二個石達開”的宿命。說白了，若當初橋被炸成斷索，中央紅軍要么被迫折回金沙江，要么硬渡湍流，傷亡數(shù)字難以想象。劉文輝那晚的“拆板不炸橋”，成了決定紅軍生死的一招。

很多史學者追問：劉文輝當年為何敢違蔣介石之令？原因并不復雜。其一，川西是他的地盤，蔣介石如果借追剿之名長驅(qū)直入，劉家軍恐怕連老巢都保不住。其二，他與中央始終保持微妙聯(lián)系。1935年秋，劉文輝通過地方進步人士與紅軍后方搭上線；1938年2月，重慶林森路一棟小樓，劉與周恩來密談半夜，兩人相約“各守本土，集中抗日”。同年六月，中共中央在他部隊里架設(shè)秘密電臺，“雪峰”呼號此后十年從未中斷。

戰(zhàn)爭進入解放階段，西南局面急轉(zhuǎn)直下。1949年11月，劉文輝在重慶以“和平請愿”為名試探，中央電臺回復四字：“組織起義”。12月9日，彭縣槍響。他帶著軍政系統(tǒng)十二萬余人倒向人民解放軍，西南戰(zhàn)局提前結(jié)束整整兩個月。這份功勞，加上瀘定橋那樁舊賬，使他在1959年被任命為林業(yè)部部長，時年六十四歲。

有意思的是，劉文輝掌林業(yè)期間，常把“十三條鐵索”掛在嘴邊。一次部務會議，他說：“若非那橋沒炸，我今天未必能坐在這張椅子上。”眾人會心一笑。1976年6月12日，劉文輝病逝于北京，終年八十一歲。厚厚檔案里，他的履歷劃出一道獨特曲線：從舊軍閥到共和國部長，關(guān)鍵就在那年春夏之交的瀘定江畔。歷史有時就這樣拐了一個彎，橋面不曾崩塌，人和時代都順著鐵索走到了新的岸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