聶紺弩在北大荒不慎點燃屋子，周總理得知此事后下令：讓他回來吧

1976年10月，經過妻子周穎再三申請求告，聶紺弩以“國民黨軍特警”特赦回京。此時此刻的聶紺弩骨瘦如柴，腳步蹣跚，被折磨得不成樣子。

盡管十多年的牢獄生涯令聶紺弩深陷痛苦深淵，但他自始至終都對生活抱有樂觀的態度。

據說聶紺弩晚年還對上門探望的友人說過這樣一句話：

“我顛簸了一輩子，吃到的快樂遠沒有吞下的苦水多，但我是快樂的！”

鄧小平后來偶然了解到聶紺弩的處境后，說了一句公道話“他算什么軍特警啊”，推動了為聶紺弩平反的工作，至1979年3月、4月間，聶紺弩的“反革命罪”和“右派分子”相繼被平反改正，恢復名譽、級別、工資及中共黨籍

只不過，唯一難改的還是性格。

1980年，公安部為調查胡風案專程派工作人員上門拜訪聶紺弩，當時陪同的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工作人員還特意囑咐：

“聶紺弩是文藝界的名人，“左聯”時期的老作家。1957年之前是我社的副總編輯，因“右派”問題去過北大荒。“文革”中因寫詩罵“四人幫”被紅衛兵抄家抄出，被視為攻擊中央領導的現行反革命送進監獄，后被法院判為無期徒刑，在山西服刑多年，1976年遇特赦釋放回京，起初只給每月18元生活費，現在“右派”和“現行”問題均以平反，恢復了黨籍和原工資級別。他是文藝二級，每月工資287元，現在是我社工資最高的一人，比我們行政10級的社長嚴文井和總編輯韋君宜還高40多元。他脾氣有點怪，你們和他說話時要注意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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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了解聶紺弩之前，我一直以為他只是個文化名人，可實際上，聶紺弩生平經歷之豐富，是遠超我想象的。

聶紺弩1922年參加國民黨，在福建泉州國民革命軍“東路討賊軍”前敵總指揮部任文書，1924年從緬甸回國后，考入了黃埔軍校第二期，并在1926年獲派到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大革命失敗后被蘇聯遣送回國，任南京國民黨中央黨務學校任訓育員、國民黨中央通訊社副主任。

不過在九一八事變后，因組織“文藝青年反日會”，聶紺弩引起了國民黨當局不滿，為了避免被捕逃到了日本。也是在日本期間，聶紺弩經胡風介紹加入了左翼作家聯盟東京分盟，后來又回國參加了在上海的“左聯”的活動。

1934年4月，聶紺弩加入中國共產黨。并在后來數十年歲月里，以筆為刀，寫下了大量的文章。

1947年6月，聶紺弩被組織派到香港，擔任《文匯報》主編，1949年7月，聶紺弩受邀參加了全國文藝工作者大會，并在隨后出席了開國大典。

由此可見，聶紺弩生平經歷實在不平凡。

圖|1928年聶紺弩與周穎南京婚照

不過也正是因為這些不平凡的經歷，聶紺弩的晚年歷經坎坷，也基本上可以這么說，解放后的聶紺弩基本上沒過上什么好日子。

頗為值得一提的是，聶紺弩在1949年2月在香港創作了一首題為《一九四九年在中國》的長詩(該詩收入詩集《元旦》，香港求實出版社1949年7月出版)，該詩“答謝”章的第三節題為“給毛澤東”：

“毛澤東，我們的旗幟，東方的列寧、史太林，讀書人的孔子，農民的及時雨，老太婆的觀世音，孤兒的慈母，罪犯的赦書，逃亡者的通行證，教徒們的釋加牟尼、耶穌、漠罕默德。地主、買辦、四大家族、洋大人的活無常，舊世界的掘墓人和送葬人，新世界的創造者、領路人！……”

這首長詩也讓聶紺弩成為第一個歌頌毛主席的人。

可遺憾的是，短短幾年，聶紺弩的境況就急轉直下。

1954年7月，胡風向中央遞交了一份題為《關于解放以來的文藝實踐情況的報告》，就文藝問題提出了自己的建議，然而這篇報告隨后卻在文藝界引發了軒然大波。

一開始，大家還只是在文藝界討論這份報告，并從思想的角度對胡風予以批判，但隨著后續發酵，漸漸轉為政治上的斗爭。

1955年1月20日，中央宣傳部向中央遞交了批判胡風思想的報告，同年1月26日，中央批發了宣傳部的報告：

“胡風“披著‘馬克思主義’的外衣，在長時期內進行著反黨反人民的斗爭，對一部分作家和讀者發生欺騙作用，因此必須加以徹底批判。”

胡風等人后來被打成了反黨集團，并在后來被捕，隨著全國范圍內展開揭露、批判、清查“胡風反革命集團”運動，致使全國范圍內2100余人受到牽連，其中92人被捕，62人被隔離審查，73人被停職反省。

時任人民文學出版社副社長兼古典文學部主任聶紺弩作為胡風的老朋友，一開始雖然也寫信進行了揭批，但不久之后亦牽連其中，同年7月即被隔離審查，不久后開除黨籍留黨察看，并遭到了撤職處分。

1957年，時任全國政協委員、民革中央委員的的妻子周穎響應“整風”號召，在大會上提出建議，因周穎遞交的發言稿上發現了有聶紺弩修改的痕跡，于是聶紺弩與妻子周穎先后被打成“右派分子”。

聶紺弩本就是一個寧折不彎的性格，一度對此事想不通，后來他在開會時還表示：

“你們磕頭求人家提意見，提了又說反×、反×……這不是騙人是什么?人家不講，非得逼著啞巴說話，說了就定罪名扣帽子打棍子，你們如此這般。究竟意欲何為？”

不過在那個時候，聶紺弩無從申辯，只能忍氣吞聲。

從1958年春，被打成“右派分子”的文化界人士被一批批的集中起來送到北大荒去接受勞動改造，當時聶紺弩年紀已經很大，當時人民文學出版社本來沒想要他去到北大荒去，但聶紺弩后來考慮以他的情況，留在北京日子必然不好過，去了北大荒，閑暇時說不定能看點書，寫點文章。

1958年7月27日，聶紺弩與一批“右派分子”乘專列離開北京，同年8月，聶紺弩被分配到了八五〇農場四分場二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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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大荒的三年，對于聶紺弩來說是一段永生難忘的記憶。

聶紺弩本身年紀大（55歲）不說，而且沒有從事過農業勞動，而北大荒農場的工作十分繁重，生活條件也很艱難，就連年輕人也都扛不住，更遑論像他這樣年過半百的老人。

一開始，聶紺弩認認真真的干，每次都完不成，還要受批評，還是他身邊的人看不下去了，都勸他要找點“投機取巧”的竅門，聶紺弩雖然恍然大悟，但也決不屑于糊弄，仍然故我。

不過很有趣的是，即便是如此困難，聶紺弩也并沒有妥協，而是采取十分樂觀的態度面對，當時在農場里，聶紺弩就是所有人的精神標桿。

后來還是農場方面考慮到聶紺弩年紀確實大，身體又吃不消，就分配給他燒炕的活兒。所謂“燒炕”，其實就是東北地區普通人家取暖的一種措施，在臨睡前把炕燒暖了，晚上睡覺的時候就不冷

本來這是個輕松的活計，可聶紺弩自己卻不愿意干，按照他的話說就是：

“我不會燒炕，燒著了不負責任。”

沒想到的是，聶紺弩這句話一語成讖。

當天晚上，聶紺弩去燒炕，他燒的那間屋子原來是伙房堆放雜物的，因為要住人便搭了炕，結果聶紺弩燒的時候，因為沒注意好火勢（也許是太累睡著了），火苗一下子竄出來，把屋子燒著了。

火燒著的時候，聶紺弩還沒知覺，是聽見大家呼叫，才從屋子里鉆出來，隨后大家七手八腳的一起把火撲滅了，因為滅的及時，損失并不大。

本來這次火災損失并不大，但根據一些資料顯示，似乎是有人故意要整聶紺弩，就把他當成縱火犯抓了起來，虎林縣公安局也派了人趕過來，給他戴上了手銬，押送到了公安局。

這也是聶紺弩在解放后第一次深陷牢獄。

聶紺弩倒是沒有慌張，他在被關期間悄悄給在北京的妻子周穎，周穎當時雖然也被打成了右派，但畢竟還有全國政協委員的頭銜，她不僅在北京找了關系，還親自到了北大荒去探監。

有意思的是，聶紺弩自己在獄中一點也不慌，后來人們問起他入獄緣由，他還興致勃勃的跟周圍的人講，周圍的人一聽說他22年就參加了革命，參加過大革命、抗日戰爭，都要他講故事，在聽說他解放前也坐過牢后，還饒有興致的問他：

“你坐過國民黨的牢，也坐過日本鬼子的牢，又坐了共產黨的牢，哪個好？”

聶紺弩很認真的想了一下：

“還是共產黨的好。”

周圍的人問為什么，聶紺弩回答道：

“我進虎林監獄那陣，正趕上新年、春節一起過，每人發一百個凍餃子，作為兩個節日的伙食改善。他年老體衰，食量很小，這一百個餃子使他連續改善了好幾天伙食。所以嘛，還是共產黨的監獄好嘛。”

不久之后，聶紺弩被釋放出獄。

根據資料記載，聶紺弩的妻子周穎在丈夫入獄后，不僅到了北大荒去探監，回來后還專門找了丈夫的好友、時任統戰部副部長的張執一，張執一則是將此事匯報給了周總理。

周總理很早就了解聶紺弩為人狂放不羈，特意批示了一句：

“讓他回來吧！”

1959年10月，聶紺弩調到牡丹江農墾局《北大荒文藝》編輯部當編輯，次年冬結束勞改回北京，被安排到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任專員，后來又被摘掉“右派分子”帽子。

值得一提的是，聶紺弩此次牢獄之災，反倒讓他與妻子周穎關系發生了巨大的轉變。

聶紺弩年輕的時候狂放不羈，為人瀟灑，他1928年就與周穎結婚，但是在婚后仍然不斷有風流韻事，兩人后來鬧到了要離婚的邊緣。

五十年代中期，聶紺弩、周穎都被劃為右派，但周穎的境況卻又要好很多，如果這時候周穎選擇離婚，聶紺弩也沒什么話可說。

可偏偏周穎對聶紺弩始終不離不棄，甚至在聶紺弩入獄后還四處奔走，積極營救他。這令聶紺弩十分感動，后來他還寫詩盛贊妻子：

“婆來探后回家，行李一肩強自挑，日光如水亦如刀。請看天上九頭鳥，化作田間三腳貓。此后定難窗再鐵，何時重以鵲為橋。攜將冰雪回京去，老了十年為探牢。”

不過，對聶紺弩來說，更大的考驗還在后面。

3

1967年1月25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下發了《公安六條》后十二天，聶紺弩就又被逮捕。

這一次，聶紺弩的罪名就要重得多——“現行反革命”。

根據2009年2月前山西省高院院長李玉臻《中國作家》雜志發表的《聶紺弩刑事檔案》的說法：

“聶紺弩的被捕不是偶然的，至少從1962年9月起，聶紺弩就成了專政機關監視的對象，被盯梢了很長時間。甚至有人故意作局，以喝酒吃飯的方式，誘使他在毫無戒備的狀態下發表“反動言論”。”

根據資料記載，從1962年開始，聶紺弩得知胡風的夫人梅志在北京時，就設法與她見面，1966年胡風獲得“監外執行”后，聶紺弩還多次上門探望，并且一直保持著通信。

大約聶紺弩也意識到在不久的將來，會有一場更大的風暴等著他，于是就把自己的部分文章稿件寄送給在四川的胡風夫婦收藏，避免被毀掉。這部分稿件后來被截留下來。

加上在聶紺弩平素為人豪放，對身邊的人多不設防，這也導致了他在日常飲宴中所說的一些話，也都成為給他定罪的根據

《聶紺弩刑事檔案》記載：

“在聶紺弩的判決書中，他的罪名有兩條：一是“經常與一些‘右派’分子大肆散布反動言論，極其惡毒地誣蔑無產階級司令部”；二是大量書寫“反動詩詞”，為胡風、丁玲等鳴冤叫屈。”

不過即便是如此，聶紺弩的性格依然不改。

1969年，因戰備原因，聶紺弩被轉至山西臨汾的第三監獄關押，1974年4月，聶紺弩被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判處無期徒刑

與此同時的是，夫人周穎在丈夫二次入獄后，不遺余力的奔走營救。后來得到了時任山西省法院審判員和時任臨汾監獄監獄長等人的幫忙。

1975年，中央對在押的國民黨戰犯進行了最后一次特赦，并在當年年底決定對仍然在押的原國民黨縣團以上黨政軍特人員，一律寬大釋放。

恰好當時監獄在釋放的這批人中，有一人因病去世未核消，于是就借聶紺弩曾任國民黨中央通訊社副主任的名義，把他的名字填了上去。

1976年10月，聶紺弩被以“國民黨軍特警”的名義特赦，重新回到了北京，被安排在居委會，每月能夠領取18元生活費。

聶紺弩后來是出獄后，才知道女兒海燕以及女婿自殺的情況，這對他的暮年來說，不啻于是一個天大的打擊。

在妻子周穎陪伴下，聶紺弩還是走出了這個打擊，生活上漸漸安穩下來。

1979年，聶紺弩獲得平反，并被恢復了名譽、黨籍以及職務級別、待遇。同年9月出任了人民文學社的顧問，后來聶紺弩的黨組織關系就掛在了人民文學社古典文學支部。

此后聶紺弩陸續當選為中國文聯委員、中國作家協會常務理事、全國政協委員。

聶紺弩年輕時是頗有成就的雜文大師，被贊譽為不亞于魯迅，至晚年時卻一改年輕時的風格，創作以舊體詩為主，多數都是描寫他在困難時節下對生活樂觀的態度。后來他把不同時期的舊體詩編了三個集子《北荒草》、《南山草》、《贈答草》，后來合為《三草集》在香港出版。

1982年夏，胡喬木偶然從胡繩處看到了《三草集》，對聶紺弩身處逆境仍然樂觀的態度十分贊賞，聶紺弩后來得知此事，還特意寫信給胡喬木：

“綸音霽降，非想所及，人情所榮，如何能外？惡詩臆造，不堪寓目，竟遭青賞，自是異數。”

同年7月，人民文學出版社根據聶紺弩的《三草集》增補《散宜生詩》即將出版，胡喬木得知此事后，還特意要來了清樣，為這個詩集做了序。

不過很有意思的是，根據章詒和在《斯人獨憔悴》稱：

“一天，某知名度頗高的作家讀了詩集后。登門拜訪。寒暄幾句，便談起“散宜生”，遂問：“老聶，拜讀大作，佩服之至。不過我還想問問，你是怎么找到胡喬木，請他作序的?”(實際上，是胡主動為之。)霎時間，黑云飛揚，忿極的聶紺弩，怒氣沖口而出：“媽的，我的書本來是好好的，就叫那篇序給搞壞了！”

由此看來，即便人生數十年身處逆境，聶紺弩的性格依舊沒有改變多少。

1986年3月26日，聶紺弩病逝于北京，享年83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