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洪波：詩史交融 號角長鳴 —— 何南的長篇敘事詩《號角》

高洪波：詩史交融 號角長鳴 —— 何南的長篇敘事詩《號角》

詩史交融 號角長鳴

高洪波《人民周刊》（2025年11月11日 第 10版）

編者按：為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義勇軍進行曲》誕生90周年，人民日報出版社、云南晨光出版社近日聯合主辦“號角嘹亮 為國而歌”——長篇敘事詩《號角》作品研討會。本期“好書薦讀”選登部分與會專家的精彩發言，從專業視角闡釋《號角》的文學價值與現實意義。

作為一名在云南生活過10多年的詩人，我深感與在座各位云南同行的緣分與共鳴。我們共同關注的抗戰題材，恰如《號角》這部長篇敘事詩所折射的深刻內涵。這部長篇敘事詩于今年6月在北京國際書展上舉辦了新書發布會，我作為嘉賓亦有出席。在簡短的發言中，我不吝對這本書的贊美之詞，提出了這是一本很好地結合了“詩”與“史”的優秀作品。

魯迅先生曾在1935年的一封信中就詩歌與宣傳的關系提出觀點，我亦摘錄于此：“口號是口號，詩是詩。如果用進去還是好詩，用亦可，好詩既使用和不用都無關結合用。”我雖未親踐其道，卻始終對此言印象深刻。在當前詩歌屢遭質疑的語境下，這首如號角般的詩作仍彰顯出不可忽視的價值。我們這一代寫作者，歷經數十年筆耕，深知詩歌創作本身即是一種堅持和信念。

作家、詩人何南近年來推出多部面向青少年、關懷成長挫折、回顧國歌歷史的文藝作品——不尚虛飾、立足本土，我認為其意義深遠。

就本次推出的詩作，我想闡述三點體會：

第一，該作品實現了敘事與抒情的有機融合。

聶耳的故事，不同于早年電影《聶耳》（趙丹主演）中所呈現的單一形象。我在優質放映環境中觀看過這部黑白影片，夏衍等藝術家的表演精湛，至今記憶猶新。

隨著時代發展，聶耳的事跡不斷被重新解讀與傳承。他年僅23歲便離世，生命如流星般短暫而璀璨，為中國文藝天空留下不朽的光輝。

聶耳令我想起故鄉的烈士麥新——《大刀進行曲》的作者，他在科爾沁草原遭遇匪患英勇就義。據載，犧牲時他仍緊握槍械，手指難以分開。我故鄉的通遼市開魯縣亦建有相關紀念館，近日我重訪故地，感觸良多。《大刀進行曲》這首作品于我而言，幾近“準國歌”的崇高地位。我們自小聆聽這些作品，政府亦倡導我們銘記：那個年代每個人以不同方式奉獻生命，共同鑄就了歷史的見證。

第二，聶耳與麥新以不同方式譜寫了寶貴的精神遺產。詩人以20余章的精煉詩句，勾勒出聶耳輝煌的一生。作品以傳記為敘事框架，融抒情于凝練語言之中，避冗長而揚詩韻，充分展現出詩歌的形式與聲律之美。

此前我并不熟悉何南，但通過其作品，可見其詩藝嫻熟、功底深厚，尤其在用韻與現代詩體把握上表現突出。

本書既為傳記之詩，亦屬詩之傳記。敘事詩易陷冗贅，然如早年所讀聞捷所作《復仇的火焰》——以王震部隊平定新疆烏斯曼叛亂為背景的三卷敘事長詩——卻結構嚴謹、韻腳縝密，當時在部隊中我視之如小說閱讀。另如郭小川的《雪與山谷》，后被改編為電影《一個和八個》，皆屬敘事長詩佳作，惜乎近年式微。

而何南的《號角》成功規避了敘事拖沓之弊，拓展了抒情維度，讀來余韻悠長，具“口角生津”之美感。20世紀60年代敘事長詩的創作高峰漸遠之后，我們已許久未遇如此氣韻生動、敘事與抒情相得益彰的佳作，它的出現，堪稱這一傳統體裁在當代的可貴回響。

第三，詩作在敘事與抒情間取得平衡，完整呈現了聶耳的生命世界。

通過文本，我進一步了解到詩人的背景與用心。詩中涉及的故事與歷史細節，如田漢、夏衍等左聯時期的重要人物，他們的事跡與精神同樣在詩行間得到呼應——這些真實的歷史片段與人物形象，不僅反映出作者對史料的精心遴選與組織，更可見其以詩續史、以情鑄魂的創作追求，進一步體現出這一代詩人共有的歷史意識與人文關懷。

可以說，何南做到了“實筆”與“詩筆”兩相宜，是一種從容的融匯疊加，而非簡單的生硬套用。題材雖老，讀來卻新，在宏大敘事中透出詩意，也體現出作者的擔當意識。

（作者為中國作協原副主席、兒童文學委員會原主任）

何南《號角》：敘事詩里的事與情

《號角》：敘事詩里的事與情

陳香《人民周刊》（2025年11月11日 第 10版）

在自身漫長的發展過程中，中國的敘事詩形成了獨特的詩體特征和審美特質。它既不同于往往作為中國詩歌代表的抒情詩，也不同于完全追求客觀化敘事的西方敘事詩，或客觀化的小說和戲劇，而是在吸收抒情詩和小說、戲劇等眾家之長的基礎上，形成了自己獨特的美學形態：以詩獨有的抒情之美來駕馭敘事。

顯然，作家何南的新作《號角》，正是一部對中國敘事詩傳統進行繼承發揚的長篇敘事詩作品。該作記敘的是音樂家聶耳短暫而又激情澎湃的一生，聶耳的成長經歷又印證和反映著一個時代的洪流，再現了青年知識分子以文藝為號角，喚醒民眾、激勵民族自救的歷史畫卷，體現了進步文藝家們在抗戰期間的奉獻、犧牲和歷史作用。在眾多紀念抗日戰爭勝利80周年的文學作品中，視角尤為新穎獨特。

小說的形象思維以再現為主，力求吻合日常生活中的感知；詩的形象思維則以主觀為主，力求以感知的變形而引發詩意。然而，在敘事詩中，如何實現抒情與敘事的水乳交融？抒情過多，則不宜于敘事的推進和鋪陳；敘事過密，則變成了韻語的小說或散文，失去了敘事詩以“詩化意識”來反映時代和生活的本質特征。同時，與抒情詩相比，敘事詩還應具有更為宏大的體式結構——從而為反映時代與社會，包括為體現豐富多層次的詩人個體的體驗與認知——提供空間。

從《號角》來看，作品以事為經、以情為維，既有飽含詩情的筆墨，又有得當的敘事框架和結構，更有豐富的內心情感的奔流。仔細分析，該作以彈性處理故事情節，擴大時空涵蓋，對形象主體情感和精神的尋求與塑造三點，達到了上述的藝術效果。

首先來看對故事情節的彈性處理。

敘寫一個人物，需要一定的時間長度和空間寬度。與之相適應，敘事作品或將采取時間序列、空間共時、或時空交錯的敘事順序。

《號角》一書并沒有片面追求情節的曲折，而是汲取戲劇的表現手法，選取最具深層內涵的事件做流動呈現，從而連接時空順序。由此，對作者所提出的考驗是，需要憑借文學家的素質，對原始材料加以選擇和提煉，將聶耳的人生極有層次且真實生動地展現在讀者面前；其次，作家還必須具備對復雜特定社會環境、時代風云的把握能力。可以說，《號角》突出刻畫了聶耳人生中的重大事件，領略了人物的心理動機及人生命運的豐富百態，而非平面的、單線條行進的生平載述，展現了一位文學家的素養。

對故事情節的彈性處理，為詩意的流動提供了空間。作者移情于事、寓情于事，讓作品的內情與實境共生。雖然敘事是詩人主體感受的附著體，但作者在人物身上始終傾注著對人生使命和人生價值的詩意闡釋，表現人物豐富的內心世界，較為理想地實現了敘事性與抒情性的結合。

其次，這些最能代表人物形象本質的事件與行動，雖然是為形象的最終確立而服務的，但塑造傳達時代信息的形象載體，對客觀現實的再現與傳達，首先具有反映和重現某一時代現實的作用。

艾青認為，“個人的痛苦與歡樂，必須融合在時代的痛苦與歡樂里；時代的痛苦與歡樂，也必須揉和在個人的痛苦與歡樂中”。《號角》即是這一論點的注腳。

從昆明到廣州，從廣州到上海，聶耳的人生起伏，連接著《漁光曲》《桃李劫》《風云兒女》等多部進步影片的上映經過，連接著《賣報歌》《畢業歌》《梅娘曲》《義勇軍進行曲》等傳唱一時的“人民歌曲”的創作歷程，更連接著艾思奇、蔣光慈、黎錦暉、王人美、金焰、田漢、呂驥、張曙等一眾進步文藝家的抗戰往事。由此，作品以個體的生活與命運包孕現實與時代，再現了一個救亡圖存的年代，進步文藝家以文藝啟蒙民眾，為捍衛祖國和民族的尊嚴而堅決抗擊帝國主義侵略，為實現民族的自由、解放、獨立而擂鼓吶喊的時代畫卷。

形象的尋求與塑造，既是客觀生活的提煉過程，也是主體情感客體化的轉換與表現過程。主體情感滲透于形象之中，從而使客體形象具有豐富的意蘊。《號角》深諳這一點。作品在對人物形象進行塑造時，矛盾沖突不僅僅通過人物間的語言、行動外在表現出來，而是同時呈現出內心化特征——關注生命個體的所想所思，并為個體表達內心體驗創造相應的環境氛圍。由此，客體與主體的交融，內心體驗和再現客觀世界的雙重性，使這部作品獲得了濃郁的詩意。

詩人的天職，在于以生命感受悲欣，以赤誠的話語表達人生體驗；內心體驗和再現客觀世界的雙重性，使得對敘事詩的閱讀獲得了更為飽滿的復調性特征。同時，《號角》一書的句式錯落有致、流暢自如，看重詩的內在節奏與自然形態，使讀者的閱讀更為自由和愉悅；《號角》既是書名，更是貫穿全詩的核心意象，點染人物、貫通情節。以上種種，皆是該書作者的匠心所在。

一直以來，少兒主題出版在孜孜探索更具溫度的文學性、人文性表達，更為可感可染的創作形式和出版方式，更加開放、多元的圖書主題、題材和呈現方式。目前，少兒主題出版向文學領域拓展的呈現方式主要是以兒童小說為主，但其實兒童敘事詩既有紀實性敘事為基礎前提，又有虛構的想象敘事補充細節，更有著屬于詩歌自身的濃烈的抒情性和詩化風格，是一個具有多重美學風貌的紀實性敘事文學空間。

所以，對于少兒主題出版的文學性拓展而言，除了書寫生活，即以兒童小說的形式來承載主題外，也可注重情感的力量，比如詩歌。因為文學作用于人的心靈，少年兒童可在審美的體驗與感受中，在他人的經驗中，認同、洞察、移情和感悟，這是敘事之外的情感的作用、抒情的力量。

（作者為《中華讀書報》總編輯助理、中國兒童文學研究會副秘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