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人鳳逃臺前，在上海買了兩棟洋房，惹出軍方都頭疼的官司

01

1950年的元宵節，舊歷正月十五，北京城里還籠罩在一片節日的喜慶氣氛里。

就在這樣一個闔家團圓的日子，中華人民共和國首任司法部長、大名鼎鼎的“愛國七君子”之一史良女士的寓所里，迎來了一位從上海遠道而來的年輕客人。

這位客人名叫潘慧玲，年方二十三四，她穿著一身得體的列寧裝，梳著兩條烏黑的麻花辮，看上去就像個剛出校門的女學生。

然而，她一開口，卻熟稔地稱呼這位共和國的部長為“史阿姨”，這稱謂里透出的親近，足以讓任何知曉史良身份的人暗自咂舌。

這聲“史阿姨”可不是亂叫的，它背后牽扯著一段風云激蕩的往事，一段用情義和道義凝結成的深厚淵源。

故事還得從1936年說起。

那一年，日寇的鐵蹄步步緊逼，華北危在旦夕，而國民黨當局卻依舊奉行著“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

在此國難當頭之際，“中華民國全國各界救國會”的領袖沈鈞儒、鄒韜奮、章乃器、李公樸、王造時、史良、沙千里等七人，因積極宣傳抗日救亡，在上海被國民黨當局悍然逮捕。

同年12月4日，他們被移送至蘇州高等法院看守所羈押，這便是當時震驚中外的“愛國七君子事件”。

“七君子”身陷囹圄，卻點燃了全國人民的抗日怒火。

一時間，聲援浪潮席卷全國，各界人士乃至國際友人都紛紛表示關切。

蘇州城外的探監者絡繹不絕，連宋慶齡先生都專程從上海趕赴蘇州，為他們奔走呼號。

在這股聲援洪流中，有一位上海的實業家顯得尤為突出，他便是潘慧玲的父親，人稱潘老先生。

潘老先生是個熱血的愛國商人，他不僅自掏腰包，印制了成千上萬份宣傳品，雇人在滬寧線沿途的城鎮鄉村廣泛散發，揭露國民黨的倒行逆施，更以實際行動表達支持。

他堅持每周一次，雷打不動地從上海專程趕到蘇州，探望獄中的“七君子”，送去慰問品和外界的消息，給他們帶去極大的精神鼓舞。

次年，“七·七事變”爆發，全面抗戰的炮火終于讓國民黨當局感到了壓力。

7月31日，他們在輿論的重壓下，不得不將“七君子”悉數釋放。

出獄后，“七君子”對所有聲援過他們的人都心懷感激，而對于那位探監次數最多、情義最重的潘老先生，更是印象深刻，引為摯友。

從此，潘家與“七君子”結下了不解之緣，這份友誼跨越了戰爭的硝煙，一直延續到新中國成立。

史良作為“七君子”中唯一的女性，性格豪爽，與潘家尤其親近，潘家的孩子們都親切地稱她為“史阿姨”。

此次專程赴京的潘慧玲，正是潘老先生最小的女兒。

她剛剛從大學法律系畢業，進入了一家律師事務所工作。

這個元宵節，她本是奉父之命，來北京代為探望沈鈞儒、史良等幾位父執輩的長輩，拜個晚年。

但她此行，還揣著另一個更重要的目的——她遇到了職業生涯的第一個大難題，一樁讓她焦頭爛額、束手無策的民事案件。

史良部長熱情地接待了潘慧玲，拉著她的手噓寒問暖。

一番寒暄過后，潘慧玲有些局促地搓著手，將自己遇到的麻煩一五一十地道了出來。

“史阿姨，我……我接了個案子，特別棘手，心里一點底都沒有，想請您幫我出出主意。”

潘慧玲接手的這起案子，確實非同小可，它牽涉到了上海虹口區一處著名的花園洋房——“郭家花園”。

這“郭家花園”的歷史可以追溯到民國初年，大約是1923年，由一位從南洋歸國的郭姓老華僑斥巨資興建。

花園里呈一個標準的“T”字形，布局精巧地建造了三幢一模一樣的三層小洋樓。

郭老先生有三個兒子，這三幢洋房，本就是他為兒子們準備的傳家之產。

十年后，郭老先生仙逝。

臨終前，他將三幢洋房正式分給了三個兒子，一人一幢。

當時，他的三個兒子均已大學畢業，老大和老二遠在海外發展，只有最小的兒子郭蔚華留在了上海，做著西藥生意的掮客。

那兩個在海外的兄長，既然已經定居異國，便將名下的房產全權委托給三弟郭蔚華代為管理。

時光荏苒，到了1945年抗戰勝利，郭家老大和老二結伴回國探親。

眼見國內時局變幻，他們決定將上海的房產出售。

于是，那兩幢洋房便被打包轉讓給了一位姓金的房產商。

此后，這兩幢洋房如同燙手的山芋，幾經轉手，買家從金姓房產商，到黃姓資本家，再到其他人。

到了上海解放前夕，它們的產權最終落到了一個名叫趙哲憲的人手中，不過房產證上寫的，卻是他妻子谷鳴鳳的名字。

這個趙哲憲，身份極其特殊。

他明面上是商人，實則是“軍統”的高級特工，深受保密局局長毛人鳳的器重，是其心腹幕僚。

坊間早有傳聞，說這“郭家花園”的房產，實際上是毛人鳳假借趙哲憲之手置辦的秘密產業。

1948年，解放戰爭的炮聲日益逼近，趙哲憲嗅到了危險的氣息，早早便將家眷送往香港。

待到上海解放前夕，他本人則追隨蔣介石，登上了逃往臺灣的海輪。

人去樓空，這兩幢小洋樓，連同里面的家具陳設，便作為“敵偽產業”，被進城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十六軍依法沒收，暫時用作軍級機關的駐地。

二十六軍進駐“郭家花園”時，一直住在園內的郭家老三郭蔚華并未提出任何異議。

然而，半年多過去了，就在大家以為此事已成定局之時，郭蔚華卻突然找上了二十六軍司令部，聲稱解放軍占用了屬于他的房產。

此事非同小可，軍方聞訊，極為重視。

二十六軍政委王一平親自出面接待了他，詳細了解情況。

郭蔚華向王政委講述了一個曲折的故事。

據他說，就在上海解放前夕，那個神秘的房主趙哲憲突然找上門來。趙哲憲聲稱時局動蕩，自己手頭拮據，急需用錢，打算出讓部分房產。

因為郭蔚華就住在園子里，趙哲憲便先來問他有沒有興趣接手。

郭蔚華這些年生意做得風生水起，早就存著心思，想把整個“郭家花園”的產權都收回到自己名下，重現郭家的輝煌。

只是苦于財力不足，這個念頭一直被他按在心底。

如今見趙哲憲主動送上門來，他自然怦然心動。

兩人一番討價還價，郭蔚華的實力還不足以買下全部兩幢洋房，便議定先以一百二十兩黃金的價格，買下其中一幢的二樓和三樓。

雙方還約定，日后趙哲憲若要繼續出讓其余房產，在同等條件下，郭蔚華享有優先購買權。

議定之后，兩人當場草簽了一份協議。

第二天，郭蔚華便湊齊了一百二十兩黃金，如數交給了趙哲憲，趙哲憲也親筆出具了一張收據。

雙方原本約定三天內去地契局辦理正式的過戶手續。

可誰曾想，第二天趙哲憲便人間蒸發，再無蹤影。直到六天后上海解放，他也沒有再出現。

郭蔚華解釋說，二十六軍來征收房產時，他因為不了解共產黨的政策，心里害怕，未敢將此事聲張。

經過這半年多的觀察，他發現解放軍紀律嚴明，是一支真正為老百姓著想的隊伍，這才鼓起勇氣，希望軍方能出面解決這個問題。

王一平政委聽完郭蔚華的陳述，又仔細查看了他帶來的協議書和那張黃金收據，神情凝重。

他當即表示，軍方會指派專人與郭蔚華聯絡，一定會妥善處理此事。

不久，二十六軍果然派了一名軍官來與郭蔚華洽談。

然而，事情的進展并不順利。

軍方在查閱了國民黨政府留下的房產檔案后，發現產權記錄上明明白白寫著谷鳴鳳的名字，并無任何交易變更的記錄。

因此，軍方對郭蔚華的說辭提出了質疑。

就這樣，雙方各執一詞，事情陷入了僵局。

郭蔚華眼見與軍方協商無果，便找到了潘慧玲所在的律師事務所，愿意出錢聘請律師，代他與軍方交涉，若談不攏，便訴諸法院。

事務所的領導便將這件案子交給了初出茅廬的潘慧玲，讓她獨立承辦。

潘慧玲一個新人，哪里處理過這樣涉及軍、地關系的復雜糾紛？

她查閱了大量資料，卻越看越心慌，感覺自己就像一只無頭蒼蠅。

就在這時，父親讓她赴京拜年，她腦中靈光一閃：史阿姨不就是共和國的司法部長，又是法學界的前輩泰斗嗎？何不趁此機會，當面向她請教，請她指點迷津？

聽完潘慧玲的詳細講述，史良臉上一直掛著溫和的微笑。

她端起茶杯，輕輕呷了一口，才緩緩開口：“玲玲，幾年不見，你已經長成一個大姑娘了，還當上了律師，阿姨真為你高興。”

她頓了頓，話鋒一轉，語氣變得語重心長：“至于你說的這個案子，我并不了解具體情況，不便發表任何意見。更何況，我現在擔任著國家的公職，對個案發表看法，那是不符合規定的。我想，這件事既然涉及到軍、地關系，雙方都應該慎重對待，最好還是以協商的方式來解決。”

見潘慧玲臉上流露出些許失望，史良微笑著繼續說：“我給你提個建議吧。你可以以律師的身份，給上海的陳毅同志，或者饒漱石同志寫一封信，詳細反映一下情況。他們是上海市的最高領導，由他們出面協調，或許更容易得到妥善解決。”

潘慧玲的眼睛瞬間亮了，仿佛在迷霧中看到了一座燈塔。她

連連點頭：“謝謝史阿姨！我也是這么想的，最好是協商解決。這種事要是鬧上法庭，無論輸贏，都可能會讓外界對我們人民軍隊產生不好的看法。”

臨走前，潘慧玲將帶來的土產、點心等禮物放在桌上。

史良卻站起身，親手將禮物又放回了潘慧玲的手提包里，態度堅決。

她認真地看著潘慧玲，說：“玲玲，你回去告訴你父親，他的心意我領了，我很感謝他的熱情問候。但是，這份禮物我不能收。我們過去確實有這樣的情誼往來，但今天不同，你是帶著職業上的案子登門的。我如果收下這份禮物，性質就變了，這肯定是不妥當的。”

接著，她拍了拍潘慧玲的肩膀，目光中充滿了期許：“玲玲，阿姨很高興看到你走上法律的道路。但你要記住，我們維護的是法律的尊嚴和人民的利益，依靠的是事實和證據，而不是人情關系。”

潘慧玲似懂非懂地點了點頭，告別了史良。

02

潘慧玲返回后上海，約見了當事人郭蔚華。

郭蔚華起初對這位年輕的女律師并不抱什么希望，在他看來，潘慧玲不過是個嘴上沒毛、辦事不牢的黃毛丫頭。

他聘請律師，更多是看重律師事務所這塊招牌，心里還一直在嘀咕，擔心她辦砸了事。

可當他聽完潘慧玲北京之行的講述，得知她竟然能直接面見司法部長史良，而且關系如此親近時，他的態度發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

郭蔚華的眼睛里閃爍著精明而興奮的光芒，他搓著手，迫不及待地催促道：“哎呀，潘律師，你可真是真人不露相啊！有這層關系，那這事就好辦了！還等什么？趕快，趕快跟陳市長或者饒書記聯系啊！”

潘慧玲說：“我正在構思該怎么寫這封信，要把案情和我們的訴求都清晰地表達出來。”

“寫信？”

郭蔚華不以為然地搖了搖頭，“潘律師，你還是太年輕了。寫信多慢啊？等他們看到信，再批轉下去，猴年馬月了？要我說，就得直接去求見！”

潘慧玲也搖了搖頭，有些為難地說：“陳市長和饒書記日理萬機，哪是說見就能見的？我們這樣貿然上門，人家肯定不會接見的。”

“哎，你怎么就不開竅呢？”

郭蔚華一副恨鐵不成鋼的模樣，“你跟別人不一樣啊！你有著史良部長的關系，這就是通行證！你聽我的，你直接去市政府大樓，就跟門口的警衛說，是北京的史部長讓你來找市長、書記的。你信不信，他們一聽這話，保準立刻就往上報告。只要一報告，陳市長、饒書記再忙，也得抽空見你一面！”

潘慧玲被郭蔚華說得心里活泛了起來。

史阿姨的話言猶在耳，但郭蔚華描繪的這幅“立竿見影”的圖景，對一個渴望證明自己、急于打開局面的年輕律師來說，實在充滿了難以抗拒的誘惑。

那天晚上，潘慧玲輾轉反側，夜不能寐。

她從抽屜里翻出父親珍藏多年的相冊，里面有一張泛黃的黑白照片，是當年“七君子”出獄后，與父親等聲援人士的合影。

照片上的史阿姨英姿颯爽，笑容燦爛。

她回想著史阿姨那番關于“事實與證據”的教誨，心里感到一陣陣的不安。

但另一邊，郭蔚華那句“你跟別人不一樣”又在耳邊回響。最終，渴望建功立業、證明自己的好勝心，壓倒了內心的掙扎。

她決定，就按郭蔚華說的，去“闖”一闖市政府。

第二天，潘慧玲做了充足的準備。

她生怕別人不相信她與史良的關系，特地從家里找出了那張珍貴的合影，連同當年報紙上關于父親聲援“七君子”的報道剪報，甚至把自己此次赴京的火車票和一些在北京拍的照片，一并裝進了公文包里。

她這番舉動，頗有些“狐假虎威”的意味，但她自己卻渾然不覺，只覺得這是為了確保能見到領導，更好地解決問題。

來到外灘的市政府大樓前，潘慧玲深吸了一口氣，走上前去。

面對接待人員的詢問，她按照郭蔚華教的那套說辭，不卑不亢地說道：“同志你好，我是潘慧玲律師。北京的史良部長有要事，讓我來上海向市領導當面匯報。”

“史良部長？”

接待人員聽到這個名字，果然神情一凜，不敢怠慢。

正如郭蔚華所料，他立刻拿起電話，向樓上通報了情況。

那天，陳毅市長恰好去外地開會了，但市委書記饒漱石正在辦公室。

饒漱石一聽說來人是“史良介紹來的”，雖然工作繁忙，還是決定抽幾分鐘時間見一見，問問到底是什么事。

潘慧玲被領進了饒漱石的辦公室。這次見面極其短暫，前后不過兩三分鐘。

饒漱石神情嚴肅，目光銳利。潘慧玲剛緊張地開了個頭，說了句“我是受史良阿姨的囑托……”，饒漱石辦公桌上的紅色電話機就急促地響了起來。

他拿起電話，只聽了一句，便對潘慧玲說：“你等一下，北京來的重要電話。”

他接完電話，便對身邊一位看似秘書的年輕干部交代了幾句。

那位干部走到潘慧玲面前，客氣地說：“潘律師，饒書記有緊急公務，接下來的情況，你和我說吧。”

之后，饒漱石就再也沒有露面。

潘慧玲只好將案情的來龍去脈，以及自己希望市領導能夠出面協調的請求，向那位干部做了詳細的陳述。

干部聽完，認真地做了記錄，讓她留下聯系方式和住址，并表示會立刻向首長匯報，盡快將處理結果通知她。

事情處理的效率確實是驚人的迅速。

僅僅過了三天，潘慧玲就接到了第二十六軍司令部打來的電話，請她次日上午去軍部一趟。

第二天，潘慧玲獨自前往二十六軍司令部。

這次出面接待她的，是一位她從未見過面的年輕軍官。

這位軍官態度和藹，開門見山地告訴她：“潘律師，我們已經接到了饒主席（饒漱石當時兼任華東軍政委員會主席）辦公室打來的電話。饒主席指示，我們在處理這起房產糾紛時，要充分注意軍隊和地方的關系，要考慮到社會影響。”

軍官接著說：“根據饒主席的指示精神，我們軍部連夜開會研究，想出了一個解決辦法，所以特地請您過來商議。”

潘慧玲的心怦怦直跳，她知道，事情迎來了轉機。她故作鎮定地問：“請問，軍方想出了一個什么樣的辦法？”

對方微笑著說出了一個堪稱巧妙的方案：“‘郭家花園’那部分房產的產權歸屬問題，涉及到復雜的歷史遺留情況，光憑我們部隊是無法做出最終認定的。因此，我們建議，目前暫時擱置產權爭議，不談權屬問題。郭蔚華先生所主張的那兩層樓面，我們部隊繼續使用，但是，我們可以每月向郭先生支付一定數額的租金。之前占用的那半年多時間，我們也可以一并予以補償。”

潘慧玲聽完，心里一塊大石落了地。

這哪里是“擱置爭議”，這分明就是變相承認了郭蔚華的產權主張！

先承認事實上的占有，再通過支付租金的方式，將郭蔚華的“房主”身份合法化、固定化。這簡直是一個無懈可擊的方案。

她立刻將這個好消息告訴了郭蔚華。

郭蔚華一聽，簡直喜出望外，激動得在屋里來回踱步，一連說了好幾個“好！好！好！”

他搓著手，滿臉堆笑地感嘆道：“這樣最好了！這……這解放軍就是好，通情達理，不欺負我們老百姓啊！”

為了表達對解放軍的“感激”，也為了把這樁好事盡快敲定，郭蔚華主動提出，以前那半年多的租金就算了，分文不取，今后的租金數額也好商量，給個友情價就行。

在接下來的正式談判中，郭蔚華果然做出了很大的讓步，姿態放得極低。

雙方很快就租金數額達成了一致，簽訂了租賃協議。

至此，這樁困擾了潘慧玲許久的軍地房產糾紛，看似得到了一個皆大歡喜的完美解決。

潘慧玲初戰告捷，心里充滿了成就感。

郭蔚華對她更是佩服得五體投地，一口一個“潘大律師”，把她夸上了天。

在這一刻，史阿姨的教誨被她暫時拋到了腦后，她切身體會到了“關系”的巨大威力，并一度認為，這或許就是解決難題的捷徑。

三個月后，二十六軍的那個機關單位遷離了“郭家花園”。

隨后，華東軍區后勤部門的兩位領導干部，合家搬進了那兩幢小洋樓。

出于安全和管理的考慮，軍方在征得郭蔚華同意后，在花園里砌起了一道高高的磚墻，將郭蔚華居住的那幢房子與另外兩幢徹底分隔開來。

盡管住戶換了，但軍方依然嚴格按照之前達成的協議，每月按時向郭蔚華支付租金。

到了這個時候，無論是在軍方經辦人員的認知里，還是在郭蔚華自己的心里，那兩層樓面的產權，似乎已經板上釘釘地屬于郭蔚華了。

然而，所有人都沒想到，一場更大的風波，正在悄然醞釀。

03

到了1950年底，新的變故發生了。

那兩位入住“郭家花園”的軍隊領導，因為工作調動，雙雙離開了上海。

此時，二十六軍早已將“郭家花園”的全部房產移交給了華東軍區管理，自然不可能再回來使用。

而華東軍區這邊，似乎也對這兩幢零散的房子興趣不大。

于是，軍區后勤部門的領導經過商議，決定進行一次房產置換——將“郭家花園”的這兩幢洋房，與上海另一處地段更好、面積更大的私人房產進行交換，然后將置換來的房產改造為一個內部招待所。

這個決定，對于身在墻這邊的郭蔚華來說，自然是毫不知情。

更不巧的是，華東軍區負責此事的具體經辦人員也在這時發生了調動。

新來的經辦人只看到了檔案里的產權文件和那道新砌的圍墻，對于這處房產背后那段復雜的糾紛歷史一無所知。

他們幾個人到現場一看，那兩幢小洋樓與郭蔚華的住房被磚墻隔得一清二楚，便理所當然地認為，這完全就是軍方的獨立房產，于是大筆一揮，將兩幢洋房的全部產權都列入了置換范圍。

前來洽談置換事宜的對方，名叫方易正，是個年過五十的老上海。

他原本就是做房地產生意的老手，后來才改行做了別的買賣，此時已是半退休狀態，閑居在家。

方易正來看房時，自然也是基于同樣的判斷。

他一眼就看出，用自己那處房產換這兩幢花園洋房，是占了大便宜的買賣，心中暗喜，哪里還會有二話？

雙方一拍即合，爽快地簽訂了置換協議，并迅速辦理了產權轉移手續。

郭蔚華這邊，還蒙在鼓里。

他眼看著新住戶搬了進來，叮叮當當開始裝修，起初也沒在意。

可等了一個多月，遲遲不見軍方送來租金，他心里開始犯嘀咕，便主動找上門去交涉。

這一問之下，他才如遭雷擊，方知房子已經換了主人！

郭蔚華當即向新房主方易正聲明，這其中一幢房子的二樓和三樓是屬于他的，對方無權占有。

方易正聽得一頭霧水，他沒想到這樁看似撿了便宜的買賣背后，還藏著這樣的糾紛。

他懶得跟郭蔚華多啰嗦，直接就找到了軍方。

這一下，軍方新的經辦人才知道，原來這里面還有這么一段曲折。

可是，生米已經煮成熟飯，他們置換來的房產已經動工改建招待所了，總不能再換回去。

他們只好找方易正商量，問他打算怎么辦。

方易正畢竟是房產場上的老江湖，他聽軍方把郭蔚華當初如何與二十六軍交涉、如何通過饒書記批示拿到租金的來龍去脈一介紹，憑著多年的經驗，他立刻斷定，這個姓郭的背后，很可能有詐。

他眼珠一轉，計上心來，對方提出了一個方案：軍方暫時按兵不動，由他以合法房主的身份，出面與郭蔚華交涉。如果談不攏，就上法院打官司，把事情徹底弄個水落石出。不過，由此產生的律師費用，需要由軍方承擔一半。

軍方覺得方易正的要求合情合理，便點頭同意了。

方易正隨即聘請了一位律師。這位律師復姓歐陽，在當時的上海灘頗有名氣，報紙的社會版上時常能見到他的名字。

歐陽律師接受委托后，行事沉穩老練。他采取了“先禮后兵”的策略，先是正式致函郭蔚華，希望就產權問題進行協商。

在交涉無果后，歐陽律師便決定訴諸法律。

在向人民法院正式提起訴訟前，他給郭蔚華打了個電話，作為最后的通牒，請對方再慎重考慮一下。

電話那頭的郭蔚華，態度卻異常強硬，甚至帶著幾分炫耀的意味：“考慮什么？沒什么好考慮的！你要打官司就盡管打，我奉陪到底！不過，歐陽律師，我可得先把丑話說在前頭，我的律師可是有背景的，這個背景，大得可以讓你嚇一跳！”

歐陽律師被他這番話弄得有些好奇，便不動聲色地問：“哦？不知是哪位大律師？背景又是哪位高人？”

郭蔚華得意洋洋地報出了名號：“我的律師，是潘慧玲潘小姐！”

歐陽律師在腦中搜索了一遍，確實沒聽過這個名字，便淡淡地說：“耳生得很，想必是初出茅廬的新秀吧？”

郭蔚華聽出了他語氣中的輕視，冷笑一聲，拋出了真正的“王炸”：“潘小姐的父親，跟當今的司法部長史良、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沈鈞儒，那可是幾十年的老朋友、過命的交情！”

這個背景，確實讓電話這頭的歐陽律師心中猛地一沉。

史良、沈鈞儒，這可都是新中國司法界的泰山北斗。

“是嗎？”他不由自主地反問了一句。

郭蔚華在電話那頭聽出了歐陽律師的震驚，更是得意忘形，幾乎是壓不住的炫耀口氣：“歐陽律師啊，不瞞你說，這件事最初跟二十六軍也談不攏。后來怎么樣？潘小姐去了一趟北京，見了史部長，回來之后，饒書記親自批示，事情就這么解決了！你說這個背景，硬不硬？”

掛了電話，歐陽律師陷入了沉思。

郭蔚華的話，虛虛實實，但聽上去卻不像空穴來風。

他決定先不急著準備訴狀，而是暗中對潘慧玲的背景進行一番查摸。

他通過自己的人脈一打聽，證實郭蔚華所言不虛，潘家的確與“七君子”淵源深厚。

當時，歐陽律師的幾位同行朋友都勸他算了，別再趟這渾水。

“水太深，對方后臺這么硬，何必呢？”

一位老友在茶館里勸他，“現在是新社會，但人情世故自古就是這么回事。你胳膊擰不過大腿，別到時候官司沒打贏，反而惹了一身騷。”

然而，歐陽律師卻偏偏是個不信邪的人。

他放下茶杯，正色道：“如果人人都畏懼權勢，那還要法律做什么？我相信新中國的法院，是人民的法院，不是國民黨時期的衙門！法律面前，只講證據，不講背景！”

經過一番深思熟慮，并與當事人方易正商議后，歐陽律師做出了一個大膽的決定——他也要去一趟北京！

他要“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直接去拜訪沈鈞儒和史良，來一個“當面反映”，親自去探一探這個所謂的“背景”究竟有多硬！

抵達北京后，歐陽律師先去了最高人民法院，求見沈鈞儒院長。

歐陽律師早年也曾與沈老有過數面之緣，算得上是認識。

見到沈鈞儒后，他恭敬地將“郭家花園”案的來龍去脈，特別是郭蔚華方面如何利用“背景”的情況，簡明扼要地陳述了一遍。

沈鈞儒聽完，捻著胡須，緩緩說道：潘慧玲這個小姑娘，確實來過北京，是奉她父親之命，來給他們這些老家伙拜年的。他也接待了她。但是，潘慧玲當時并沒有向他提起過你現在所說的這起房產糾紛案。至于這個案子究竟該如何處理，沈老的態度非常明確：“那當然是按照國家的法律規定去辦。”

辭別了沈鈞儒，歐陽律師又馬不停蹄地趕往司法部，求見史良部長。

史良與歐陽律師也算熟識，見面后，歐陽律師同樣將情況作了說明。

史良坦誠地告訴他，潘慧玲確實因為這個案子來找過她，但她當時就已表明態度，自己身負公職，不便干預個案，只是建議她按程序向上海市的領導反映。

史良的態度與沈鈞儒如出一轍，她強調，法院審理案件，必須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

歐陽律師此行，心里的石頭徹底落了地。

他明白了，所謂的“通天背景”并非郭蔚華吹噓的那樣可以一手遮天。

沈、史兩位領導的高風亮節和原則性，讓他對打贏這場官司充滿了信心。

然而，歐陽律師不知道的是，在他離開后，史良卻越想越覺得此事不妥。

她敏銳地意識到，這個案子很可能因為“人情關系”的介入，而對上海的司法公正造成不良影響。

她沉吟片刻，當即提筆，給上海市副市長潘漢年寫了一封信函。

信中，她特意注明“請轉陳老總、饒書記一閱”。信的內容清晰而嚴肅：

“……今年2月間，上海女律師潘慧玲小姐曾因其承辦的一起市民與二十六軍的房產糾紛案，進京向我詢問。我因不了解情況，且工作關系不便發表意見，僅建議其如有必要，可向陳老總或饒書記反映。后因潘慧玲未再與我聯系，故不知后續結果。

現又有上海歐陽律師為此事專程來京，當面向我反映情況，并稱此事可能將訴諸法院解決。此事已引起我的關注。故特致函，煩請轉告上海法院方面，如該案確需通過訴訟解決，務請法院嚴格依法審理，秉公判決，千萬不能慮及或顧忌其中可能存在的種種社會關系。新中國的司法，必須維護其純潔與公正……”

史良的這封信，如同一把斬斷人情關系網的利劍，悄無聲息地飛向了上海。

它徹底斬斷了“關系”影響司法審判的一切可能，將這起已經偏離軌道的糾紛，強行拉回了“法律與證據”的唯一正軌。

而心無旁騖的歐陽律師，已經開始全力以赴地搜集證據，準備正式提起訴訟了。

一場真正的較量，即將在法庭內外展開。

04

半個月后，史良部長陪同蘇聯司法代表團訪問上海。

公務繁忙的她，在抵達上海的當晚，竟特意抽出時間，打了個電話給潘家，約見潘慧玲父女。

接到電話，潘慧玲和父親受寵若驚，立刻趕往史良下榻的上海大廈。

一番親切的寒暄過后，史良的目光落在了潘慧玲身上，話題直接切入了那起房產案。

“玲玲，你那個案子，后來怎么樣了？”

潘慧玲便將事情的后續發展如實說了一遍，從她如何“闖”市政府，到饒書記批示后軍方如何提出“租金方案”，再到如今房產置換、新房主聘請歐陽律師準備對簿公堂。

她說到最后，語氣中不免帶上了一絲委屈和緊張：“……現在，歐陽律師已經正式向法院提起了訴訟，法院也受理了。郭蔚華先生還是聘請我做他的律師，我準備出庭應訴。”

史良靜靜地聽著，臉上沒有什么表情。

等潘慧玲說完，她忽然笑著問了一個看似毫不相干的問題：

“玲玲，那你現在告訴我，你認為打官司，打的究竟是什么？”

潘慧玲愣了一下，下意識地回答：“是……是打錢財？或者是打個輸贏？”

史良搖了搖頭，目光變得異常嚴肅和深邃。

她一字一句地說道：“不，玲玲。你記住，打官司，打的不是錢財，也不是關系，而是證據！”

她看著眼前這個還有些懵懂的年輕后輩，語氣既是教導，又是警醒：“我們新中國的法院，是人民的法院，是為人民群眾做主、討還公道的。但是，這種做主和討公道，必須嚴格依照法律或者政策的規定來辦。這就要求我們，必須遵循一個最根本的原則——憑證據說話。在這個案子上，你必須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收集和核實證據上。只有掌握了確鑿無疑的證據，你才能在法庭上站穩腳跟，才能勝訴。其他任何因素，包括你所謂的‘背景’，都是靠不住的。”

史良的這番話，如同一道驚雷，在潘慧玲的腦海中炸響。

她仿佛被醍醐灌頂，瞬間清醒了過來。

那一晚，她幾乎徹夜未眠。史良的教誨在她耳邊反復回響，她開始重新審視整個案件，一遍又一遍地復盤每一個細節。

拂曉時分，一個清晰的思路終于在她混亂的腦中浮現：這個案子的所有爭議，最終都指向一個核心——郭蔚華手中的那兩份證據，即趙哲憲出具的協議書和那張一百二十兩黃金的收據，它們的真偽，決定了整個案件的走向。

如果能夠證明這兩份證據是真實有效的，那么她的勝算就很大；

反之，如果證據是假的，那么郭蔚華之前的一切說辭，都將是建立在謊言之上的空中樓閣。

潘慧玲幡然醒悟，她決定將全部精力投入到對這兩份關鍵證據的核實工作中。

要證明它們的有效性，就必須找到趙哲憲本人的真實筆跡，通過專業的筆跡鑒定，才能做出最終的結論。

一場艱難的求索開始了。

潘慧玲四處奔波，試圖在大陸找到任何留有趙哲憲筆跡的蛛絲馬跡。

她尋訪了趙哲憲可能待過的蘇州、杭州、南京、鎮江等地，查閱了無數舊檔案，拜訪了許多相關人士，但都一無所獲。

趙哲憲此人行蹤詭秘，又是有意抹去痕跡，尋找他的筆跡，簡直如大海撈針。

與此同時，經驗老到的歐陽律師，也在做著同樣的工作。

他對于這類案子的切入點，與潘慧玲不謀而合——直指對方證據的真實性。經過一番縝密的調查，歐陽律師雖然也沒找到趙哲憲的筆跡，但他卻從另一條路徑上取得了重大突破：他找到了一個可靠的旁證，有不止一個人可以證明，在郭蔚華那份協議上簽署的那個日期，趙哲憲本人根本就不在上海！

歐陽律師認為這是一個足以顛覆全局的重要證據。

他頗有些得意地給潘慧玲打了個電話，將這個“好消息”通報給了她。

他此舉的目的，是想給這位年輕的對手施加壓力，讓她知難而退，從而為自己的當事人贏得一個“不戰而勝”的結局。

接到歐陽律師的電話，潘慧玲的心沉到了谷底。

她明白，如果自己這邊拿不出更過硬的證據，那么對方的這份旁證，很可能會被法庭采信。

時間，已經不在她這邊了。她必須，也只能在筆跡鑒定上尋求突破。

連續數日，巨大的壓力讓潘慧玲寢食難安，神情抑郁。

她的父親潘老先生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問清了女兒的困境后，這位見多識廣的老先生，給女兒出了一個意想不到的主意：“大陸上找不到，為什么不去香港找呢？趙哲憲的家眷不是都去了香港嗎？那里說不定能找到線索！”

潘慧玲眼睛一亮，是啊，香港！

她決定破釜沉舟，去香港走一趟！

就在潘慧玲準備赴港手續的時候，潘老先生也發動了自己在香港的朋友關系，四處打探消息。

很快，一個意外的消息傳來：趙哲憲的妻子谷鳴鳳，確實就在香港！而且，她當初并沒有隨丈夫去臺灣，而是選擇留在了香港。

據說，她是害怕共產黨將來攻打臺灣，自己會被困在島上，受那戰火之苦。

這個消息讓潘慧玲欣喜若狂。

她加緊辦好了赴港手續，立刻動身，踏上了這場決定命運的取證之旅。

抵達香港后，在父親那些老朋友的鼎力幫助下，潘慧玲很快就見到了谷鳴鳳。

在一個安靜的咖啡館里，潘慧玲說明來意，提起了上海“郭家花園”的房產糾紛。

沒想到，谷鳴鳳聽完，立刻搖了搖頭，語氣淡漠地說：“潘小姐，你找錯人了。那房產證上雖然是我的名字，但房子根本不是我的。我那個名字，不過是我丈夫隨手掛上去的幌子罷了。”

“那房子究竟是誰的？”潘慧玲追問道。

谷鳴鳳猶豫了一下，最終還是吐露了一個驚天內幕。

她告訴潘慧玲，那兩幢洋房，實際上是毛人鳳出資，通過她丈夫趙哲憲的手購置的秘密資產。

趙哲憲在辦理此事之前，還專門寫了一份類似“情況說明”的書面材料交給毛人鳳，作為憑證。

潘慧玲的心跳漏了一拍，但她沒有忘記自己此行的首要目的。

她又問：“那么，您知道您先生，是否在解放前夕，將其中一部分房產出讓給其他人了嗎？”

谷鳴鳳再次搖頭：“這個我就不清楚了。我從來不過問他的公事，他是軍統的官員，我只是個家庭婦女，知道得越少越安全。”

潘慧玲見狀，便提出了最后的請求：希望能采集一些趙哲憲的筆跡樣本，作為證據。

谷鳴鳳起初十分警惕，不肯答應。

但在陪同潘慧玲前來的那兩位、早在上海灘就與她相識的先生的再三勸說下，她終于松了口。

她從臥室里取出了幾封趙哲憲從臺灣寄來的家信。

當時還沒有復印機。

潘慧玲在征得谷鳴鳳同意后，當場打電話從附近一家照相館請來一位攝影師，將這幾封信函一頁一頁地清晰拍攝下來，制成了照片底片。

帶著這些比黃金還要珍貴的證據，潘慧玲馬不停蹄地返回了上海。

她立刻向法院提交了進行筆跡鑒定的申請。

經法院出具證明，潘慧玲將從香港拍攝的筆跡照片，連同郭蔚華當初提供的那份協議書和收據原件，一并送交上海市公安局進行技術鑒定。

三天后，鑒定結果出來了。

當潘慧玲拿到那份薄薄的鑒定報告時，她的手微微顫抖。

報告上的結論，只有短短一行字，卻如同一記重錘，狠狠地擊中了她：“經鑒定，送檢的協議書及收據上的簽名筆跡，與樣本筆跡并非出自同一人之手。”

潘慧玲呆立當場，腦中一片空白。

這就意味著，郭蔚華偽造了證據！

他從頭到尾都在撒謊！

他精心編造了一個故事，企圖騙占已經收歸國有的房產！

她立刻沖出公安局，打了一輛三輪車，直奔郭蔚華的家。

郭蔚華還不知道潘慧玲去了香港，見她行色匆匆地趕來，還以為有什么好消息。

當他聽完潘慧玲用顫抖的聲音讀出鑒定結論時，他臉上的笑容瞬間凝固，接著，血色從他臉上迅速褪去，變得如紙一般蒼白。

他雙腿一軟，整個人癱倒在沙發上，張著嘴，卻一個字也說不出來。

良久，郭蔚華才從極度的驚恐中回過神來，他用蚊子般的聲音問潘慧玲：“潘……潘律師，現在……現在該怎么辦？”

潘慧玲看著眼前這個徹底崩潰的男人，心里五味雜陳。

她強迫自己冷靜下來，從一個律師的角度，為他分析了案件的前景：偽造證據，欺詐國家財產，這已經不是民事糾紛，而是刑事犯罪。她建議他，立刻向法院撤訴，然后主動向軍方坦白一切，退還騙取的所有租金，爭取寬大處理。

郭蔚華失魂落魄，對潘慧玲的建議言聽計從。

他立刻向法院遞交了撤訴申請，然后又找到軍方，痛哭流涕地承認了自己偽造證據、企圖詐騙的全部事實，并將之前得到的所有租金，分文不少地退還了。

從那天起，潘慧玲便再也沒有和郭蔚華見過面。

她回到律師事務所，在無人的辦公室里坐了很久。

她想到的不是案子的輸贏，而是史良阿姨那晚語重心長的話，和自己當初“狐假虎威”去闖市政府時的情景，臉上火辣辣的，感到一陣陣的羞愧。

這次經歷，讓她對法律的嚴肅性和律師的職業操守，有了脫胎換骨的認識。

不久之后，她做出了一個讓所有人意外的決定——離開律師行業，去一所中學當了一名普通的語文教師。

后來的故事，便如同一場早已寫好劇本的戲劇。

在隨后的“三反”、“五反”運動中，郭蔚華因行賄、詐騙等一系列經濟問題東窗事發，被捕下獄。

那樁偽造證據騙取軍方租金的舊案，也成為了他的罪狀之一。

在獄中，郭蔚華給潘慧玲寫了一封信，懇求她能再次出山，擔任自己的辯護律師。

但此時的潘慧玲，早已不是當年的她了。

她回了一封信，平靜地告訴他，自己已經改行，不再是律師，無法為他辯護，請他另請高明。

最終，郭蔚華因數罪并罰，被判處有期徒刑七年，押送至安徽的勞改農場服刑。

那座曾經引發了無數波瀾的“郭家花園”，也終于在法律的裁決下，塵埃落定，歸于平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