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業航天IPO集體起跑，資本想賭下一個“中國Space X”？

在過去的十多年里，中國商業航天始終游走在“國家工程的邊緣”與“資本想象的中心”。它既不像新能源那樣有清晰的產業節奏，也不像半導體那樣有明確的國產替代路徑，更不像互聯網那樣能快速完成商業閉環。

而現在，局面正在發生改變。隨著商業航天IPO細則正式落地，原本停留在融資輪次和項目路演中的民營火箭公司，開始集體走向資本市場。

圖源來自Pixabay圖庫

目前，藍箭航天、星河動力、中科宇航、天兵科技、星際榮耀等十余家企業，已在地方證監局完成或啟動上市輔導；與此同時，華大北斗、福信富通也選擇沖刺港股，形成“A股+港股”的雙線推進。

在政策、市場與資本三股力量的合流下，商業航天似乎迎來了真正的“黃金窗口期”。但問題在于，這到底是一個長期產業的起飛前夜，還是一輪被提前兌現的資本預期？

IPO快車道啟動，誰將是中國Space X的候選者？

以往，中國商業航天更多處在典型的“PPT火箭”階段。技術路線紛雜，商業模式模糊，更多公司依賴融資續命，而非訂單驅動。火箭被當成故事，發射被當成里程碑，卻很少有人認真討論：這是不是一門可持續的生意。

如今，資本市場給出的答案已經發生變化。

隨著多家民營火箭企業進入上市輔導階段，市場關注的重點，正在從技術突破轉向工程化能力和現金流確定性。真正被認可的，不再是單次成功發射，而是能否將發射頻次、成功率、單次成本與訂單可見度，穩定寫進招股書。

以星河動力為例，其“谷神星”系列固體火箭已經形成較為穩定的發射節奏，并在商業遙感、低軌星座任務中持續拓展下游應用場景。

藍箭航天則在液氧甲烷發動機和中大型運載火箭上押注可重復使用路線，試圖在技術路徑上對標SpaceX的早期階段。

中科宇航則背靠中科院體系，在體制協同與工程化能力上具備更強的確定性；天兵科技則以中大型液體運載火箭切入，強調快速迭代和工程效率。

這些公司路徑各異，但共同點十分清晰，它們不再單純描述“航天夢”，轉而開始向資本證明三件事。第一，技術是否形成閉環，而非實驗室成果；第二，訂單是否具備可持續性，而非一次性任務；第三，商業模式是否能穿越周期，而非依賴政策窗口。

更關鍵的是，需求側正在發生反轉。過去，火箭是供給端的主角，而現在，低軌衛星通信、遙感與導航星座的建設節奏，正在反向決定火箭的產能規劃。

衛星也不再是一次性工程，而是需要持續補網、維護與更新的基礎設施，這意味著穩定、高頻、可預測的發射需求正在形成。

美國航天基金會2025年發布的《航天報告》顯示，2024年全球航天經濟規模已經達到6120億美元，其中商業航天收入為4800億美元，占比78%。

從“PPT火箭”到IPO快車道，本質上并不是資本突然變得更大膽，而是商業航天第一次拿出了可被審計、可被復制、可被預測的經營邏輯。

此時，資本真正下注的，是誰能在高頻、低成本、可復制的發射體系中，成為低軌星座時代不可或缺的“基礎設施供給方”。

Space X vs中國模式，私營效率對上國家系統工程

當商業航天進入基礎設施階段，效率究竟該如何被定義？在全球范圍內，SpaceX似乎給出了一個標準答案。

從技術激進主義到極致工程效率，Space X用一家公司的能力，重塑了美國航天工業的組織方式。它以可重復使用火箭壓縮成本，用高度垂直整合的體系壓縮產業鏈，再用資本耐心，持續押注高風險、高投入的長期目標。

但這一模式的另一面，是美國航天體系對單一私營公司的高度依賴。SpaceX在提高效率的同時，也在事實上“綁架”了國家航天節奏，無論是載人航天、軍方發射，還是低軌星座，美國航天的關鍵節點，越來越集中于一家企業。

而中國則選擇了一條截然不同的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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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內，國家隊始終承擔底層技術突破與安全邊界的責任，而民營商業航天更多聚焦在成本、頻次與應用層市場。換言之，中國并沒有試圖復制一個“中國版Space X”，而是在構建一個多主體參與的系統工程模型。

這種結構下，國家航天體系負責“確定性”，民營企業負責“效率溢出”，資本市場則承擔風險分散和擴張加速的功能。商業航天公司可以失敗，但體系不能失敗；企業可以激進，但系統必須穩態。

這也解釋了為什么中國商業航天的效率上限，或許不如SpaceX那樣高，但系統風險顯著更低。它不是賭一家公司的成功，而是通過多家公司并行探索，來提高整個體系的成功概率。

這也是聚焦空間定位、衛星通信的華大北斗、福信富通會被放進同一輪“商業航天敘事”中的根本原因，導航、通信、火箭不再是孤立資產，而是一套完整體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整體來看，兩種模式并非簡單的對立，而是制度、資本結構與產業分工的必然結果。接下來真正值得討論的，不再是誰更像SpaceX，而是中國模式，究竟如何在“私營效率”與“國家級系統工程”之間，走出一條可持續的商業航天路徑。

商業航天的未來，在中國逐漸具象化

未來真正決定航天產業走向的，不會是某次發射的成功，反而是需求結構的變化。

過去，航天需求是典型的探索型需求：低頻、不可復制、以國家任務為核心。但今天，低軌衛星通信、遙感、導航，正在逐步演變為全球數字經濟的基礎設施，其邏輯更接近通信鐵塔、云計算數據中心，而非科研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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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進入基礎設施階段，產業競爭的核心變量就發生了根本變化。估值不再圍繞技術突破，而是用更傳統的工業與公用事業邏輯進行定價：發射頻次乘以單次成本，訂單可見度對應現金流穩定性，系統冗余與國家安全屬性，則構成額外的估值溢價。

在這一邏輯下，誰是平臺型資產，誰是周期型制造，開始出現分化。具備發射服務平臺屬性、深度綁定低軌星座建設的公司，更容易獲得長期現金流與估值溢價；而僅依賴單一型號火箭、缺乏持續訂單的制造型公司，則更接近周期資產。

而中國在這一階段的獨特優勢，首先是供應鏈的完整性。中國是目前全球唯一一個，能夠在材料、發動機、電子、整星集成等環節實現高度本土化、規模化制造的國家。這意味著，當需求真正放量時，中國企業具備將火箭從工程產品推向工業產品的基礎條件。

其次是需求的確定性。國家安全、數字基礎設施、遙感應用，構成了長期且穩定的需求底座。這種需求不追求極致效率，卻高度看重可靠性與可控性。

這也是為什么不少航天應用型公司，選擇在這一階段沖刺IPO。它們的核心資產，并不是單點技術，而是嵌入國家系統后的長期現金流預期。

因此，現在的中國商業航天，機會不在于某一家“航天獨角獸”，而是一條正在從國家工程，轉向產業基礎設施的完整賽道。而此時的美國商業航天，已經處于高度集中、估值透支、系統單點失效的關鍵節點。

如果說這一輪商業航天IPO的集中啟動，標志著一個時代的開始，那么它真正宣告的，是中國商業航天第一次被放進了一個更大的坐標系中，它不再只是技術突破的集合，也不只是單點公司的資本故事，而是一套正在成型的國家級產業基礎設施。

作者：琴聲奏響時

來源：松果財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