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楊朝綸叛變，陳賡急問潘朔端如何處置

有些人的命是用來奮斗的，有些人的命是用來作死的，而楊朝綸的命，純粹是用來驗證什么叫“機關(guān)算盡太聰明”。

在解放戰(zhàn)爭那個亂成一鍋粥的年代，被俘虜?shù)膰妼㈩I(lǐng)一抓一大把，但像楊朝綸這樣把“反復橫跳”玩成一種極限運動的，翻遍檔案柜也找不出第二個。

這哥們兒創(chuàng)下了一個相當尷尬的紀錄：三年內(nèi)三次被我軍俘虜，兩次被寬大釋放，中間還混到了解放軍副師長的位置。

按理說，這種手里握著“免死金牌”劇本的人，怎么著也能混個善終，可偏偏在一九五零年的昆明，是他曾經(jīng)的救命恩人、老上級潘朔端，親手把他的名字圈進了死刑名單。

要說清楚這事兒，不能光盯著1950年的槍聲，得把鏡頭拉回1946年那個大雪紛飛的東北戰(zhàn)場。

那時候滇軍60軍的日子是真不好過。

這支當年在臺兒莊血戰(zhàn)揚名的鐵軍，被蔣介石一桿子支到了東北打內(nèi)戰(zhàn)。

這招挺損的，既讓你當炮灰消耗解放軍，又把云南老家騰出來給中央軍，典型的“一石二鳥”。

60軍上上下下都憋著一股火，尤其是184師師長潘朔端，是個明白人，早就看透了這仗沒法打，也不該打。

1946年5月，海城起義前夜，潘朔端已經(jīng)下定決心反蔣，把心腹團長們叫來通氣。

這時候，分駐在大石橋的550團團長楊朝綸，心思卻活泛了起來。

他是個典型的舊軍閥模子出來的軍官，講武堂畢業(yè)，打過鬼子，本事是有，但野心更大。

杜聿明那時候給他畫了個超級大餅：“只要你頂住，潘朔端那個師長位置就是你的。”

這就好比在賭場里，有人勸你收手，莊家卻悄悄塞給你這把牌能贏的假消息。

楊朝綸信了杜聿明，拒絕起義，甚至想反咬一口。

結(jié)果呢？

我軍夜襲大石橋，楊朝綸那點兵力根本不夠看，當場被俘。

這是他第一次落網(wǎng)。

按當時的戰(zhàn)場規(guī)矩，這種破壞起義、負隅頑抗的軍官，拉出去槍斃五分鐘都不為過。

關(guān)鍵時刻，那個本該恨他的潘朔端站了出來。

此時潘朔端已經(jīng)起義成功，擔任我軍民主聯(lián)軍第184師師長，他向組織求情：“楊朝綸是滇軍老人，留著他，對安撫舊部有好處。”

組織上那是真給面子，不僅放了楊朝綸，還讓他當了副師長。

這待遇，在當時簡直是“超國民待遇”。

但楊朝綸是怎么回報的呢？

他在后來受審時說過一句大實話，直接暴露了他悲劇的根源：“那邊搞供給制，官兵平等，升官不發(fā)財，這日子沒法過。”

你看，這就是格局的差距，潘朔端看到的是國家大義，楊朝綸盯著的是兜里的那兩塊銀元。

1946年冬，南滿局勢惡化，184師在通化轉(zhuǎn)移。

趁著敵機轟炸、場面混亂的時候，楊朝綸吹響了集結(jié)號。

戰(zhàn)士們以為是疏散隱蔽，結(jié)果被他裹挾著鉆進了深山老林，直接叛逃回了國民黨那邊。

這一次背叛，性質(zhì)極其惡劣，可以說是在背后狠狠捅了寬大政策一刀。

換做一般人，干出這種缺德事估計得隱姓埋名躲起來。

但楊朝綸臉皮厚，直接跑回沈陽找杜聿明邀功。

杜聿明也確實需要這種“反共樣板”，又給了他番號讓他重組部隊。

可歷史最愛開玩笑：楊朝綸的軍事生涯仿佛中了毒咒，不管怎么折騰，結(jié)局都是“送人頭”。

梅河口戰(zhàn)役，他的部隊被全殲，他腳底抹油跑了；重建后再戰(zhàn)，錦州外圍又被打垮，他又跑了。

直到1949年天津戰(zhàn)役，這位“常敗將軍”在陣地上都沒撐過24小時，再次成了階下囚。

這是他第二次被俘。

這一回，按說該新賬舊賬一起算了。

但命運又給了他一次機會——或者說是利用價值。

當時大軍即將向西南進軍，爭取“云南王”盧漢起義成了戰(zhàn)略關(guān)鍵。

東北局經(jīng)過深思熟慮，決定釋放楊朝綸，讓他回云南做盧漢的工作。

這招叫“放虎歸山”，實際上是把他當成了一枚投石問路的棋子。

楊朝綸回到了昆明，但他完全誤判了形勢。

他以為自己是“天選之子”，繼然共產(chǎn)黨殺不了他，國民黨又還要用他，那他就是兩邊通吃的贏家。

蔣介石此時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立刻任命他為昆明警備司令部指揮官，明擺著讓他去監(jiān)視甚至挾持盧漢。

那時候的昆明，空氣里都彌漫著火藥味。

楊朝綸手里有了槍，那是舊態(tài)復萌，天天喊著“血戰(zhàn)到底”，在昆明街頭橫行霸道，成了盧漢起義路上的最大絆腳石。

盧漢是個老狐貍，表面上不動聲色，暗地里先把楊朝綸明升暗降，調(diào)離實權(quán)崗位，然后派特務營死死盯著他。

1949年12月9日，昆明起義爆發(fā)。

在這份震動全國的通電上，楊朝綸的名字也赫然在列。

但他那是被槍頂著腦門簽的字，心里一萬個不服。

起義剛過沒幾天，李彌等國民黨殘部在邊境集結(jié)反撲，楊朝綸覺得機會又來了。

他開始秘密聯(lián)絡(luò)舊部，勾結(jié)特務，準備在昆明城內(nèi)搞暴動，給李彌來個“里應外合”。

這下，連老天爺都看不下去了。

昆明軍管會迅速出擊，將剛要冒頭的楊朝綸一舉抓獲。

這是他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落網(wǎng)。

審訊室的燈光打在臉上時，楊朝綸其實并不慌。

他的邏輯很簡單：我前兩次都能活，這次我是起義將領(lǐng)，這屬于“內(nèi)部矛盾”，頂多再教育一次。

但他忘了一件事，此時坐在昆明市長位置上的，正是當年保他一命的潘朔端。

當陳賡大將把楊朝綸的卷宗推到潘朔端面前，也就大概幾分鐘的沉默吧。

一邊是往日的袍澤情誼，一邊是新生政權(quán)的鋼鐵紀律。

這事兒太難辦了。

但潘朔端這次沒有猶豫。

他比誰都清楚，楊朝綸這種人，不僅是政治投機分子，更是毫無底線的賭徒。

在1946年，留他也許能感化一部分人；但在1950年，新中國已經(jīng)成立，云南需要的是穩(wěn)定，而不是一顆隨時會炸的定時炸彈。

在歷史的洪流中，投機取巧或許能躲過一時的浪頭，但決定最終命運的，從來不是小聰明，而是大立場。

楊朝綸把寬容當軟弱，把機遇當籌碼，他在紅白之間反復橫跳，最終跳進了自己親手挖好的墳墓。

潘朔端給出的結(jié)論只有八個字：“此人反復，留之必患。”

公審大會那天，當判決書讀到“死刑”兩個字時，楊朝綸那張常年掛著滿不在乎表情的臉，終于僵住了。

他可能到死都沒想通，為什么這一次“好運氣”失靈了？

隨著一聲槍響，陳賡給中央發(fā)去電報：“楊朝綸伏法，滇境已安。”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