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委托型請托型詐騙的詐騙數額認定

本文作者：張德山

司法實踐中，“撈人型詐騙”是請托型詐騙的典型形態，此類犯罪利用家屬為涉案親友脫罪的焦慮心理，以“找關系”“打點”等名義實施精準詐騙。其中轉委托情形因款項多環節流轉截留，導致詐騙數額認定成為難點。北京市第三中級人民法院（2019）京03刑終793號何某、李某詐騙案，便是此類案件的典型代表。該案二審明確“以行為人實際占有和肆意處置金額認定犯罪數額”的規則，為同類案件審理提供重要參考。本文結合該案判決思路，對轉委托型請托詐騙數額認定問題展開分析。

一、案件基本事實梳理

2018年8月，正是抓住了被害人黃某急于為親友“撈人”的焦慮心態，上訴人何某冒充有“門路”的“能人”，謊稱自己認識公安機關領導、有能力幫助黃某“撈人”，在北京市通州區某酒店等地騙取黃某人民幣59萬元。事實上，何某根本不具備辦理“撈人”事項的能力，也無任何所謂“內部關系”，其此前的表述純屬虛構。為掩蓋自身無辦事能力的真相，何某遂將該請托事項轉委托給原審被告人李某，并將其中20萬元交給李某，剩余39萬元由其自行占有處置。后因請托事項遲遲無法辦成，黃某逐漸意識到被騙并向公安機關報案。案發后，何某、李某均將各自所得贓款退還黃某，取得了被害人的諒解。

一審法院認為，何某以非法占有為目的騙取他人財物，數額特別巨大，李某伙同實施詐騙行為，數額巨大，二人構成詐騙罪。其中，何某系主犯，犯罪數額認定為全案59萬元，判處有期徒刑十年二個月；李某系從犯，犯罪數額認定為20萬元，判處有期徒刑二年六個月。

上訴后，何某辯稱自己不構成詐騙罪、不應認定為主犯且量刑過重；北京市人民檢察院第三分院則提出，一審對二人詐騙金額認定有誤，何某的詐騙數額應為其截留處置的39萬元，且李某不應認定為從犯。二審法院最終采納了檢察院關于數額認定的意見，改判何某有期徒刑四年六個月，因上訴不加刑原則，維持李某原判量刑。

二、轉委托型請托詐騙數額認定的核心爭議

該案的核心爭議焦點之一，便是轉委托型請托詐騙中，主犯的詐騙數額應按全案騙取金額認定，還是按其實際占有處置的金額認定。這一爭議的本質，是對“詐騙數額”刑法意義的理解，以及對轉委托情形下各行為人主觀故意與客觀行為關聯性的判斷。

一審法院將全案59萬元認定為何某的詐騙數額，可能基于傳統共同犯罪的認定邏輯：即何某作為發起詐騙、直接與被害人對接的行為人，是整個詐騙行為的主導者，應對共同犯罪的全部數額承擔責任。但這種認定方式忽略了轉委托型請托詐騙的特殊性——此類案件中，后續受托人的行為具有一定獨立性，款項并非由主犯全額控制，而是在不同行為人之間流轉截留，各行為人對款項的占有范圍和主觀故意內容存在差異。

北京市人民檢察院第三分院提出的“以未歸還的截留金額認定”的意見，以及二審法院最終確立的“以實際占有和肆意處置金額認定”的規則，則更貼合此類案件的實際情況。其核心理由在于，詐騙數額的認定必須遵循主客觀相一致原則，不能脫離行為人主觀上的非法占有目的和客觀上的占有行為。

三、轉委托型請托詐騙數額認定的裁判邏輯

二審法院的改判，清晰展現了轉委托型請托詐騙數額認定的核心裁判邏輯，可歸納為以下三點：

其一，堅持主客觀相一致原則，聚焦“實際占有+肆意處置”的核心要件。詐騙罪的本質是“以非法占有為目的，騙取他人財物”，因此，詐騙數額的認定必須與行為人主觀上的非法占有目的、客觀上對財物的實際控制程度相匹配。在轉委托型請托詐騙中，主犯雖然發起了詐騙行為并騙取了全額款項，但如果其將部分款項轉委托給他人，且該部分款項由受托人實際控制，主犯對這部分款項并無直接的占有和處置權，那么將全案數額歸責于主犯，便超出了其主觀故意和客觀行為的范圍。本案中，何某將20萬元交給李某辦理請托事項，自己實際占有處置39萬元，其非法占有目的的指向范圍應限于這39萬元，而非全案59萬元，因此應以39萬元作為其詐騙數額。

具體到本案，何某雖無辦理“撈人”事項的能力，但將20萬元交給李某辦理請托事項，自己實際占有處置39萬元，其非法占有目的僅指向這39萬元，而非全案59萬元。二審法院改判以39萬元作為何某的詐騙數額，正是精準契合了主客觀相一致原則，避免了將行為人未實際占有、無非法占有目的的款項納入其犯罪數額。

其二，區分共同犯罪中各行為人的責任范圍，避免“一刀切”歸責。轉委托型請托詐騙中，主犯與轉委托對象之間雖構成共同犯罪，但二者的作用和責任范圍并非完全一致。主犯通常是詐騙意圖的發起者、與被害人的對接者，而轉委托對象則是具體“辦事”名義的承接者，二者對款項的占有是分段式的。本案中，李某實際占有20萬元，一審認定其犯罪數額為20萬元是正確的；同理，何某實際占有39萬元，也應以此作為其犯罪數額。二審法院同時指出李某不應認定為從犯，但基于“上訴不加刑”原則維持其量刑，既糾正了定性偏差，又遵守了程序規定，實現了實體正義與程序正義的平衡。

其三，結合退贓情節，兼顧打擊犯罪與寬嚴相濟。在詐騙案件中，退贓情節是影響量刑的重要酌定因素，但前提是準確認定犯罪數額。本案中，一審以59萬元（數額特別巨大）對何某量刑十年二個月，而二審糾正為39萬元（數額巨大）后，結合其全額退贓、取得被害人諒解的情節，改判四年六個月，量刑更為合理。這一裁判思路既嚴厲打擊了請托型詐騙行為，又根據行為人實際犯罪情節予以從寬處理，符合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

四、案件啟示與實踐指引

何某、李某詐騙案的判決，為司法實踐中處理轉委托型請托詐騙案件的數額認定問題提供了明確指引，同時也帶來了以下幾點啟示：

一是認定詐騙數額必須堅守主客觀相一致原則。在處理多環節、多行為人參與的轉委托型請托詐騙案件時，不能簡單以全案數額歸責于某一行為人，而應結合各行為人在案件中的角色、對款項的實際控制程度、主觀故意的內容等因素，區分不同行為人的責任范圍。對于轉委托型請托詐騙，應重點審查行為人是否實際占有款項、是否對款項進行肆意處置，以此確定其詐騙數額。

二是準確區分轉委托型詐騙與普通共同詐騙的差異。普通共同詐騙中，各行為人通常共同控制、支配詐騙所得，主觀上均對全案數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而轉委托型請托詐騙中，款項存在流轉截留，各行為人對款項的控制具有獨立性，主觀上的非法占有目的僅指向其實際占有部分。司法實踐中應注意區分二者，避免適用相同的數額認定標準。

三是注重刑事政策與法律適用的有機結合。請托型詐騙往往涉及當事人“花錢辦事”的錯誤認知，但其本質仍是詐騙犯罪，應依法予以打擊。同時，對于案發后積極退贓、取得被害人諒解的行為人，應在準確認定犯罪數額的基礎上，依法從寬處理，實現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統一。

綜上，轉委托型請托詐騙的數額認定，核心在于把握“實際占有+肆意處置”的核心要件，堅守主客觀相一致原則，區分各行為人在案件中的責任范圍。何某、李某詐騙案的判決，通過明確裁判規則，為同類案件的審理提供了重要參考，也進一步彰顯了我國刑法精準打擊犯罪、兼顧寬嚴相濟的價值導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