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延友：認罪認罰案件量刑建議一般應當采納條款的正當性 | 中國刑事法雜志202505

【副標題】兼與“廢除論”“失誤論”等觀點商榷

【作者】易延友（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中國案例法學研究會副會長）

【來源】北大法寶法學期刊庫《中國刑事法雜志》2025年第5期（文末附本期期刊目錄）。因篇幅較長，已略去原文注釋。

內容提要：《刑事訴訟法》第201條第1款規(guī)定了人民法院在認罪認罰案件中一般應當采納人民檢察院量刑建議。理論對此存在失誤論、廢除論等觀點。經(jīng)分析，失誤論、廢除論的核心論點均不能成立。從教義學的立場來看，認罪認罰案件鼓勵認罪認罰協(xié)商，該制度包含了認罪認罰協(xié)商；司法實務中控辯協(xié)商雖然不夠普遍，但控辯協(xié)商不夠普遍的事實，不足以否定控辯雙方理應充分協(xié)商的正當性；一般應當采納條款并不違反控審分離等刑事訴訟原則；以美國為代表的域外法例并不反對一般應當采納條款；職權主義已經(jīng)不是我國刑事訴訟模式的基本特征，因此不應成為阻礙控辯協(xié)商和拒絕一般應當采納條款的理由。當然，失誤論、廢除論對當前司法實務控辯協(xié)商不足以及認罪認罰的自愿性不足的批評需要充分回應，對此應當從立法上完善認罪認罰自愿性的保障，確保量刑建議是控辯協(xié)商和控辯合意的結果；在司法實踐中弱化認罪認罰從寬的職權主義傾向，強化并推廣平等協(xié)商，確保量刑建議成為控辯合意的載體。

關鍵詞：認罪認罰從寬；量刑建議；認罪認罰協(xié)商；一般應當采納；控審分離原則

目次 引言 一、認罪認罰案件量刑建議應當是雙方協(xié)商的結果，一般應當采納條款具有正當性 二、認罪認罰量刑建議的確定性與刑事訴訟基本原則并無相悖 三、域外法例并不否定中國立法及其實踐的正當性 四、職權主義不是阻礙控辯協(xié)商和拒絕一般應當采納條款的理由 五、代結語

引言

《刑事訴訟法》第201條規(guī)定，對于認罪認罰案件，人民法院作出判決時，一般應當采納人民檢察院指控的罪名和量刑建議。理論上通常稱之為“一般應當采納條款”，存在兩種對立觀點。贊成觀點認為，一般應當采納條款要求人民法院對人民檢察院的量刑建議除非明顯不當否則就應當采納，一定程度上是將法官在量刑方面自由裁量權的部分讓渡；認罪認罰案件的量刑建議是控辯溝通協(xié)商的結果，本質上是控辯雙方的合意，人民法院經(jīng)審查后，沒有特殊情形，原則上應當采納檢察機關指控的罪名和量刑建議，這既是對控辯合意的尊重，也是對不采納量刑建議的適當限制。反對觀點以立法失誤論（以下簡稱“失誤論”）和廢除論的觀點最為鮮明，最具學術影響力。失誤論認為，《刑事訴訟法》第201條“一般應當采納”條款的確立，乃是由于立法者為了確保認罪認罰從寬制度適用的可能性而采用的一項原則，該原則直接沖擊了控審分離這一刑事訴訟的基本原則，為司法實務埋下了不小的隱患，屬于刑事訴訟立法的嚴重失誤。廢除論認為，“一般應當采納”條款的正當性建立在控辯協(xié)商的基礎上，但這一基礎在我國刑事訴訟法上并不存在，司法實務中也很難見到真正的控辯協(xié)商；該條款違反了控審分離原則和分工合作、互相配合、互相制約原則；它與認罪認罰從寬的職權主義模式不相兼容，也不符合兩大法系協(xié)同型刑事司法的普遍經(jīng)驗，因此應將該條款予以廢除。除以上明確反對一般應當采納條款的觀點外，還有若干持批判態(tài)度的觀點。例如，有觀點認為，“一般應當”這一剛性拘束力在一定程度上剝奪了法官防范風險的能力；支持賦予一般應當條款剛性拘束力的理由主要在于滿足被追訴方對確定性預期的期待，但這一期待從來沒有實證數(shù)據(jù)的支撐，不過是一種想象，因此在刑事訴訟法將來的修改中是否繼續(xù)保留值得商榷。另有觀點認為，將我國《刑事訴訟法》第201條中的“一般應當采納”解釋為量刑建議對法院的刑罰裁判具有約束力無法通過控審分離準則的正當性檢驗。此外，還有觀點認為，量刑建議僅僅是一種建議，其效力僅具程序性，不應當對法院有拘束力。該觀點雖未對立法提出明確批評，卻顯然提出了偏離立法本意的解釋，本質上仍然是反對一般應當采納條款的觀點。

本文認為，一般應當采納條款具有正當性。理由是：第一，從法教義學的立場來看，刑事訴訟法已經(jīng)確立控辯協(xié)商機制，認罪認罰案件量刑建議是控辯雙方協(xié)商的結果，應當視為控辯雙方合意的載體，人民法院對此合意內容，只要不違反法律規(guī)定，就應予以尊重。從實踐效果來觀察，我國司法實踐并不缺乏控辯雙方就認罪認罰進行協(xié)商的案例，如果覺得這樣的案例不夠，就應通過完善司法實踐彌補協(xié)商不足，而非削弱鼓勵協(xié)商的立法精神。第二，賦予量刑建議剛性約束力既不違反控審分離原則，也不違反分工負責、互相配合、互相制約原則。第三，以美國為代表的域外法例并不反對一般應當采納條款，相反，美國的立法及司法實踐表明，一般應當采納條款不僅內嵌于其法律規(guī)則之中，而且也得到司法實踐的支持。第四，職權主義已不再是我國刑事訴訟模式的基本特征，也不應成為阻礙控辯協(xié)商和拒絕一般應當采納的理由。以下分別予以闡述。

一

認罪認罰案件量刑建議應當是雙方協(xié)商的結果，一般應當采納條款具有正當性

（一）教義學立場支持控辯雙方進行量刑協(xié)商

贊成一般應當采納條款的觀點通常認為，認罪認罰案件中的具結書、量刑建議均是控辯雙方協(xié)商的結果。例如，具結書主要包括認罪認罰、從寬處罰，以及程序選擇的具體內容，是對認罪認罰后果的固定，實質上是控辯合意的結果；同樣，量刑建議也是控辯雙方溝通協(xié)商的結果，本質上也是控辯雙方的合意。認罪認罰案件中，檢察官要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辯護律師進行協(xié)商，達成一致后由被告方簽署認罪認罰具結書；認罪認罰具結書是檢察機關量刑建議的依據(jù)，量刑建議是凝聚了控辯合意的重要載體。顯然，如果量刑建議是控辯雙方協(xié)商的結果，這個協(xié)商的過程就在很大程度上體現(xiàn)了當事人主義的訴訟模式，它的邏輯結果必然是人民法院對此只能進行形式上的審查，而不能擅自改變控辯雙方經(jīng)過反復協(xié)商得出的結論。

反對一般應當采納條款的觀點則認為，我國刑事訴訟法規(guī)定的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并不包括控辯協(xié)商，量刑建議并非控辯協(xié)商的結果。例如，2018年刑事訴訟法修改并未確立基于平等、自愿原則的控辯協(xié)商機制，甚至連“協(xié)商”二字都諱莫如深；相反，由于我國認罪認罰從寬制度采取了職權從寬的模式，人民檢察院沒有動力與犯罪嫌疑人進行協(xié)商，犯罪嫌疑人沒有籌碼與檢察機關進行協(xié)商，大多數(shù)案件犯罪嫌疑人沒有律師幫助，因此也沒有能力進行協(xié)商。除此觀點外，其他一些學者也認為我國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不存在控辯協(xié)商。例如，有觀點認為，量刑建議僅僅是檢察官履行告知義務后單方面提出量刑建議、犯罪嫌疑人被迫同意、值班律師或辯護人簽字背書的結果，量刑建議雖有控辯合意之形并無控辯合意之實。綜上，反對一般應當采納條款的學者從法條解釋、檢察官動力、被告方實力以及司法實務結果等方面，對控辯協(xié)商在立法上的包容性以及司法實踐上的可能性進行了否定。

本文認為，從法解釋的角度來看，應當認為我國有關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條文規(guī)定包括了控辯協(xié)商機制。

《刑事訴訟法》第173條規(guī)定了審查起訴期間人民檢察院應當聽取犯罪嫌疑人及其辯護人、值班律師意見。該條雖未提及認罪認罰協(xié)商，但是明確要求人民檢察院在審查起訴的時候應當訊問犯罪嫌疑人，并聽取辯護人或者值班律師的意見，這實際上就是要求人民檢察院就犯罪嫌疑人是否認罪認罰等事實，與犯罪嫌疑人、辯護人或者值班律師接觸并聽取他們的意見。此時，犯罪嫌疑人及其辯護人或值班律師可以要求人民檢察院就案件中的從輕、減輕或者免除處罰的情節(jié)加以認定，或者直接要求人民檢察院在提出量刑建議時考慮他們的意見。從刑事訴訟法的規(guī)定來看，人民檢察院應當考慮犯罪嫌疑人及其辯護人或者值班律師的意見。犯罪嫌疑人及其辯護人、值班律師表達意見，以及人民檢察院聽取并考慮其意見的過程，就是雙方就認罪認罰從寬事項進行溝通、協(xié)商的過程。毫無疑問，審查起訴階段檢察機關聽取被追訴人一方意見的過程，就包含了控辯協(xié)商的過程。檢察機關根據(jù)案件情況提出初步意見，犯罪嫌疑人及其辯護人或者值班律師根據(jù)自己對案件事實和法律適用的理解提出從輕或者減輕量刑的請求，檢察機關認為有理的自然可以采納，認為沒有事實和法律依據(jù)的自然不予采納。因此，不能因為《刑事訴訟法》沒有使用“溝通”“協(xié)商”等術語，就否認這個過程所具有的協(xié)商性質。

有觀點認為，從《刑事訴訟法》第173條第1款的文字不能推導出控辯協(xié)商機制的結論。理由有二：一是《刑事訴訟法》有關“聽取意見”的規(guī)定還出現(xiàn)過多次，包括審查批捕階段辯護律師提出要求的，也可以聽取意見；最高人民法院復核死刑案件，辯護律師提出要求的，應當聽取意見。這些場合的聽取意見都不包括協(xié)商，因此審查起訴階段的聽取意見也不包括協(xié)商。二是《刑事訴訟法》第193條規(guī)定的聽取意見是以犯罪嫌疑人認罪認罰為前提的，犯罪嫌疑人只能通過認罪認罰爭取從寬，而不是就定罪量刑“討價還價”。該觀點指出，對于人民檢察院的指控和量刑建議而言，犯罪嫌疑人的態(tài)度無非是同意、拒絕、請求重新調整三種，無論是哪一種，均不存在控辯雙方的自由博弈，因此從“聽取意見”推導出控辯協(xié)商的結論難以成立。

本文不認同前述觀點。理由如下：首先，“聽取意見”的過程包含了量刑協(xié)商的過程，并不意味著“聽取意見”就是控辯協(xié)商，而是說既然存在聽取意見的程序，那么在這個程序中控辯協(xié)商就有可能發(fā)生。“聽取意見”的程序為控辯協(xié)商的發(fā)生提供了時空場域上的可能性。由于1979年刑事訴訟法沒有“聽取意見”的規(guī)定，人民檢察院在審查起訴階段未設置相關程序，所謂控辯協(xié)商自然也就無從發(fā)生。但1996年刑事訴訟法增加了聽取意見的程序，便存在人民檢察院在審查起訴環(huán)節(jié)進行控辯協(xié)商的可能性，只是由于1996年刑事訴訟法尚未確立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因此盡管法律程序為控辯協(xié)商提供了場域，但實際上并不存在相關實踐。2018年刑事訴訟法正式確立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之后，在聽取意見的制度框架下，控辯協(xié)商就有可能發(fā)生。

其次，既然“聽取意見”規(guī)定只是為控辯協(xié)商的發(fā)生提供了場域和空間，在已經(jīng)確立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前提下，只有當犯罪嫌疑人及其辯護人與人民檢察院需要進行協(xié)商的時候，才會發(fā)生協(xié)商。在審查批捕階段，如果控辯雙方需要就有關問題進行協(xié)商，控辯協(xié)商也有可能發(fā)生，只是協(xié)商的內容和深度可能會遠遠不及審查起訴階段，但不能因此否認審查批捕階段就不存在控辯協(xié)商，更不能從法律上否定這一階段控辯協(xié)商的合法性。至于最高人民法院復核死刑案件，自然也包括聽取意見這一環(huán)節(jié)，但此時并不屬于控辯協(xié)商的場域，自然不存在控辯協(xié)商，因此不能以死刑復核階段不存在協(xié)商就否定審查起訴階段的控辯協(xié)商。

再次，主張審查起訴階段聽取意見的過程包含控辯協(xié)商機制，并不意味著每一個案件都包含這個過程。從犯罪嫌疑人的角度，大多數(shù)理性的犯罪嫌疑人都希望通過自己的真誠悔罪來換取較輕的刑罰，早日重獲自由、重返社會。可以說，在絕大多數(shù)場合，只要犯罪嫌疑人選擇了認罪認罰，就存在就量刑事項與檢察機關進行溝通，以及希望認罪認罰態(tài)度獲得正面反饋的需求。表達和反饋的過程無疑就是協(xié)商的過程。只不過，不同案件中控辯雙方的表達次數(shù)和反饋頻率存在數(shù)量上的差別。如果案件的定罪量刑尚存在爭議，案件的處理存在多種可能性，那么，表達和反饋的過程就會反復進行，溝通、協(xié)商的意味也就非常明顯。反之，如果一個案件事實清楚，證據(jù)確實、充分，適用法律也毫無疑義，即使犯罪嫌疑人不斷表達希望通過認罪認罰獲得從寬從輕的意愿，檢察機關也不一定會給予正面的反饋。在這樣的案件中，協(xié)商更多是犯罪嫌疑人及其辯護人單方面的意愿。但是，司法實踐千差萬別，總是會有一些案件控辯雙方都存在溝通動機和協(xié)商意愿。刑事訴訟法雖然沒有明確提到協(xié)商這個字眼，但并不否認溝通、協(xié)商的行為和過程會發(fā)生在認罪認罰從寬的程序當中。既然如此，就不應當據(jù)此否定控辯協(xié)商的可能性、合理性、妥當性和合法性。

實際上，在法教義學立場上承認控辯協(xié)商，對于推進控辯協(xié)商、推廣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實現(xiàn)刑事訴訟現(xiàn)代化完全是正面的、積極的。理論界原本應擔心檢察機關可能否認控辯協(xié)商的存在，然而當前情形恰恰相反，學界多持否定態(tài)度，檢察機關普遍認可控辯協(xié)商的制度基礎，“人民檢察院辦理認罪認罰案件應當聽取犯罪嫌疑人、辯護人或者值班律師對從寬處罰的建議。因此，在人民檢察院正式提出量刑建議前，必然要與犯罪嫌疑人、辯護人或者值班律師進行量刑溝通或者協(xié)商，協(xié)商一致后，犯罪嫌疑人才會簽署認罪認罰具結書。”對于認為刑事訴訟法并未規(guī)定控辯協(xié)商的觀點，有不同觀點主張刑事訴訟法是采取規(guī)定控辯協(xié)商程序的方式間接規(guī)定了控辯協(xié)商。量刑建議乃是讓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知悉認罪認罰后果的直觀載體，是控辯雙方溝通協(xié)商的結果，是檢察機關對認罪認罰的犯罪嫌疑人作出的從寬的承諾。綜上，承認控辯協(xié)商才是對刑事訴訟法相關規(guī)定的正確理解，也是對審查起訴階段控辯雙方溝通協(xié)商這一不可避免的事實和常識的尊重。不承認控辯協(xié)商，乃是對刑事訴訟法的曲解，是對常識的否定。

（二）司法實踐中控辯雙方普遍缺乏協(xié)商不是否定一般應當采納條款的理由

有研究根據(jù)其持續(xù)五年多的實證調研，認為控辯之間真正的協(xié)商僅僅存在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辯護律師，且指控的犯罪事實、證據(jù)等方面存在某些特殊問題的少數(shù)案件；在這些案件中，檢察官基于業(yè)績考核等壓力不得不接受辯護律師據(jù)理力爭的量刑意見；與此同時，量刑協(xié)商更多地發(fā)生在“控審之間”，即檢察官將擬提出的量刑建議事先征得審判法官同意，然后再讓犯罪嫌疑人簽署具結書，以確保其提出的量刑建議獲得采納。誠如該項研究所言，雖然司法實務中控辯雙方真正進行實質協(xié)商的案件較少，但據(jù)此不足以否定刑事訴訟法允許、鼓勵辯護律師和檢察機關之間就量刑等事項進行協(xié)商的立法精神。如果司法與立法發(fā)生了偏離，除非法律條文本身確實欠缺正當性，否則就應當想辦法貫徹法律的規(guī)定，而不是遷就現(xiàn)實。就一般應當采納條款而言，本文認為立法條文完全正當。控辯協(xié)商不僅在立法上得到鼓勵和提倡，在司法實務中也至少在一部分案件中得到實現(xiàn)。而部分案件未得到實現(xiàn)的原因則比較復雜。有一部分案件是因為控方認為不存在與辯方協(xié)商的必要；還有一部分案件是因為辯方缺乏合適的辯護律師，不愿、不敢或不能與檢方進行充分的溝通；另外有一部分案件，可能是由于控辯雙方或一方對法律存在誤解，認為法律不允許或不提倡控辯之間的協(xié)商因而沒有協(xié)商。

二

認罪認罰量刑建議的確定性與刑事訴訟基本原則并無相悖

（一）量刑建議的確定性不違反控審分離原則

反對一般應當采納條款的學者多數(shù)認為該條款違反了控審分離原則。例如，有研究認為，《刑事訴訟法》第201條絕不是對一般訴訟原則或規(guī)則之調整，它直接沖擊控審分離這一現(xiàn)代刑事訴訟的基石性原則。還有研究認為，一般應當采納條款不宜解釋為量刑建議對法院具有實體約束力，因為此種解釋與控審分離原則相悖，無法通過客觀目的論解釋的正當性檢驗。還有研究認為，根據(jù)控審分離原則，公訴只能啟動審判程序，公訴請求屬于審判的對象，它可以限制審判的范圍，但不對審判產(chǎn)生預決效力；一般應當采納條款的實質是將認罪認罰案件的審判權在立法上部分轉移給了處于刑事訴訟原告地位的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對認罪認罰案件的審理則淪為確認式庭審，這無異于直接要求人民法院協(xié)助人民檢察院履行其對被追訴人的所謂量刑承諾，使人民法院與人民檢察院共同承擔追訴犯罪的職責，因此違反了控審分離原則。

本文認為一般應當采納條款不違反控審分離原則。控審分離的含義是提出起訴的機關和負責審判的機關應當相互分離且互不隸屬。在現(xiàn)代社會，該原則通常表現(xiàn)為由檢察機關提起公訴、法院負責審判。與控審分離相對應的是中世紀糾問式訴訟之下的控審不分。原始的彈劾式訴訟奉行不告不理的原則，訴訟一般由原告、被告和法官三方主體構成；糾問式訴訟的控告者和審理者、裁判者均屬同一主體。對此，拉德布魯赫曾經(jīng)精辟地指出：“控告人如果成為法官，就需要上帝作為律師。”一般應當采納條款沒有違反控審分離原則的理由是，在一般應當采納條款之下，人民檢察院仍然只負責提起公訴，人民法院依舊負責審判，人民檢察院的公訴在定罪和量刑方面都沒有預決效力。檢察機關的量刑建議畢竟是求刑權，最終對案件作出裁判的是審判機關，而非檢察機關。所謂量刑建議的剛性約束力只是針對法院在量刑方面的自由裁量權的約束。在一般應當采納條款下，人民法院仍然要對量刑建議的合法性、妥當性進行審查，審查之后如果發(fā)現(xiàn)存在不合法、不妥當?shù)那樾危匀挥胁话凑樟啃探ㄗh處置的權力。只是這一權力受到了一定程度的約束，即如果量刑建議在合法且妥當?shù)姆秶鷥龋嗣穹ㄔ壕蛻斪鹬夭凑樟啃探ㄗh提供的量刑方案作出判決。可見，量刑建議與法院判決不一樣，量刑建議只是對法官在量刑方面的自由裁量權作出了約束，并不具有與生效判決同等的訴訟效力，其對法院的約束力與法院判決對社會的約束效力完全不可同日而語，因此并不違反控審分離原則。

吊詭的是，反對一般應當采納條款的學者認為，量刑建議的剛性約束規(guī)則違反了控審分離原則，因為該原則限制或約束了人民法院對量刑問題的審判權和裁判權；贊成一般應當采納條款的學者也認為，如果允許人民法院不受檢察機關量刑建議的約束，同樣會違反控審分離原則，因為這樣的規(guī)則允許人民法院偏離量刑建議的范圍，判處比人民檢察院請求的刑罰更重的刑罰，明顯是在越俎代庖，代替人民檢察院行使指控權。對此，本文認為，允許人民法院不受量刑建議約束，判處比量刑建議更重的刑罰，實際上就是混淆控審職能。因此，允許人民法院不受人民檢察院量刑建議約束的制度，才真是違反控審分離原則的制度。

（二）一般應當采納條款不違反分工負責、互相配合、互相制約原則

分工負責、互相配合、互相制約原則一方面強調公檢法三機關之間有明確的分工，由不同的分工而形成制約，另一方面也強調三機關在各自分工的范圍內做好自己的工作，從而構成對另外兩大機關的配合。分工是制約的前提，在各自分工的范圍內做好自己的工作，就是最好的配合。如果一個機關超出自己的工作范圍，侵入另外一個機關的工作領域，不能認為是對另兩個機關的配合；如果一個機關雖然謹守自己的本分，沒有越出職權范圍，但是卻沒有把本職工作做好，也不屬于對另外兩個機關的配合。就分工而言，也不是不同的機關從事性質完全不同的工作才叫分工負責，不同的機關在各自的范圍內從事相同性質的工作，也叫分工負責。總體而言，刑事訴訟中的分工負責主要體現(xiàn)為不越位、不缺位、不錯位；互相配合主要體現(xiàn)為共同完成刑法、刑事訴訟法設定的目標；互相制約主要體現(xiàn)為通過權力制衡，防止錯誤和糾正已發(fā)生的錯誤，確保司法公正。例如，在偵查環(huán)節(jié)，對于重大復雜案件，人民檢察院可以派員適時介入，以便偵查機關收集的證據(jù)能夠更加符合起訴的要求，這既是分工負責，也是相互配合，人民檢察院就公安機關收集證據(jù)的工作提出意見，并未侵犯公安機關的偵查權。法律通過賦予檢察機關量刑建議以剛性約束力，同時賦予人民法院對量刑建議的合法性、妥當性進行審查的權力，實質是一種更加精妙的權力分置機制，更加有助于實現(xiàn)司法權的制約與平衡，屬于更高層次的分工負責。如果檢察機關越過審判機關，直接宣告判處犯罪嫌疑人某個特定的刑罰，才屬于違反了分工負責、互相配合、互相制約的原則。若檢察機關只是提出量刑建議，量刑建議也只是對人民法院具有一定約束力，則這樣的分工就不違反分工負責、互相配合、互相制約的原則。

分工負責、互相配合、互相制約原則體現(xiàn)的是權力的分立與制衡。權力分立與制衡的原則，既體現(xiàn)在公檢法三機關之間，也體現(xiàn)在立法機關、行政機關和司法機關之間。就刑事訴訟中的量刑而言，立法機關已經(jīng)通過刑法確立了各個犯罪所應施加的刑罰，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則以量刑指導意見的形式對刑法分則規(guī)定的各個犯罪區(qū)分不同情形規(guī)定了不同的刑罰區(qū)間。這實際上已經(jīng)從立法層面對司法機關進行了約束。只要人民檢察院起訴的罪名符合法律規(guī)定，人民法院按照起訴書指控的罪名作出裁判，真正約束人民法院的其實是刑法分則有關各個罪名構成要件的規(guī)定，而不是人民檢察院起訴書對罪名的認定。同樣地，如果人民檢察院提出的量刑建議符合刑法和有關司法解釋對量刑的規(guī)定，此時人民法院按照人民檢察院提出的建議量刑，真正有約束力的仍然是刑法和相關司法解釋對于量刑的規(guī)定，人民檢察院不過是按照法律和司法解釋的規(guī)定提出建議，人民法院依法予以確認而已。換言之，法檢機關關于量刑建議的效力之爭，從屬于立法機關對司法機關的合法性制約之中，并不影響權力分立制衡的整體運行。

量刑建議的一般應當采納條款同樣不會影響司法層面公檢法三機關的分權制衡狀態(tài)。公安機關通過偵查搜集犯罪證據(jù)，構建了檢察機關提起公訴和與犯罪嫌疑人進行認罪認罰協(xié)商的基礎，這是公安機關對后續(xù)的司法行為施加的約束。在這個基礎上，檢察機關與犯罪嫌疑人之間就量刑問題進行協(xié)商，犯罪嫌疑人及其辯護人當然是力求刑罰的輕緩化，而檢察機關作為公訴機關自然是力求刑罰的嚴厲性，同時又作為國家法律監(jiān)督機關要確保刑罰的合法性和妥當性，確保其所允諾的刑罰在立法機構所頒布的刑法的范圍之內。檢察機關并無在量刑指導意見范圍外任意確定刑罰的權力。審判機關在認罪認罰案件中的法定職權是通過審查，確保控辯雙方達成的量刑協(xié)議在刑法和量刑指導意見規(guī)定的范圍內，以實現(xiàn)刑法和刑事訴訟法設定的目標。審判機關對量刑協(xié)議的審查和接受，是行使審判權的具體方式，也是與人民檢察院、公安機關分工負責、互相配合的體現(xiàn)。當量刑建議明顯不當時，法院作為司法正義的最后一道防線，擁有拒絕接受人民檢察院提出的量刑建議的法定權力，此時又體現(xiàn)了相互制約的原則。并非只有人民法院擁有任意推翻檢察機關量刑建議的權力時，才是三機關分工負責、互相配合、互相制約原則的制度體現(xiàn)。

當然，人民檢察院量刑建議的剛性約束力的確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人民法院在量刑方面的自由裁量權。但只要人民檢察院的量刑建議在法律和司法解釋規(guī)定的范圍內，人民法院對這種自由裁量權的約束和限制就應當予以接受。因為，人民法院對量刑問題的自由裁量權實際上體現(xiàn)的是法官對量刑問題的偏好，一般應當采納條款的效果在某種程度上是以檢察官的量刑偏好代替了法官的量刑偏好。如前所述，由于認罪認罰從寬案件量刑建議本質上應當是控辯雙方的合意，在認罪認罰從寬的背景之下，這一制度安排具有內在的合理性。

三

域外法例并不否定中國立法及其實踐的正當性

反對一般應當采納條款的學者經(jīng)常以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的立法與司法實踐來否定一般應當采納條款的正當性。例如，有研究認為，雖然協(xié)同型司法或放棄審判制度在世界范圍內呈現(xiàn)快速發(fā)展的趨勢，但立法例上明確賦予檢察官量刑建議對裁判約束力的極為罕見；在美國，《聯(lián)邦量刑指南》并未賦予檢察官量刑建議對法官的剛性約束力；實務方面，量刑屬于司法職能，有罪答辯案件的適當量刑應由法官決定。還有研究認為，美國辯訴交易中控辯量刑合意對于法院的約束力是一個偽命題，無論是在法律規(guī)范層面還是法官自己眼中，法院都不只是形式意義上的確認者，而是實質層面的裁判者。更有研究認為，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把檢察官的量刑建議完全等效于法官的量刑裁判，或者在法律中賦予量刑建議對量刑裁判的必然拘束力。本文認為，主張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把檢察官的量刑建議完全等效于法官的量刑裁判的觀點雖形式上正確，卻并無實質意義，因為我國刑事訴訟法也沒有賦予檢察官量刑建議等效于法官的量刑裁判。至于美國有關辯訴交易的法律及其司法實踐是否遵從一般應當采納條款，需要做更加細致的分析。

（一）美國法律及其實踐并不否定檢察官量刑建議的必要約束力

在美國，對于究竟是誰在行使量刑權的問題，理論上存在傳統(tǒng)敘事和現(xiàn)代敘事兩大觀點。傳統(tǒng)敘事認為法官擁有廣泛的量刑裁量權。即使在聯(lián)邦量刑指南出臺之后，法官一方面可以在量刑指南的范圍內享有廣泛的自由裁量權，另一方面也可以超出量刑指南的范圍對被告人施以刑罰。各州法律均賦予控辯雙方達成量刑協(xié)議的權利，同時也都把最終決定權賦予了法官。在傳統(tǒng)敘事模式下，學者們總是強調，量刑的最終權威毫無疑問分配給了法官。即使對于控辯雙方以協(xié)商的方式達成協(xié)議的案件中，法官也有權乃至有義務告知被告人，如果法庭沒有遵照控辯雙方達成的協(xié)議作出判決，被告人也無權撤回有罪答辯。即使在控辯雙方已就量刑達成協(xié)議的場合，該量刑協(xié)議對法官也沒有最終的約束力，永遠只有法官擁有對量刑問題的最后發(fā)言權。從法律規(guī)定來看，聯(lián)邦量刑指南規(guī)定，即使被告人作有罪答辯，并與檢察官就量刑問題達成協(xié)議，法官也只有在該協(xié)議處于法律規(guī)定范圍內的情況下才會予以采納。

現(xiàn)代敘事則認為，檢察官實際上已經(jīng)取代法官，擁有對量刑的廣泛的自由裁量權。有論者明確聲稱，由于94%以上的刑事案件經(jīng)由辯訴交易來解決，在絕大多數(shù)場合，刑事案件中決定被告人命運的實際上已經(jīng)不再是法官而是檢察官。也有論者指出，在大多數(shù)案件中，檢察官成為事實上的審判者，他們對相關的案件事實作出認定，并在事實的基礎上決定法律適用，并選擇適用的刑罰，或者至少選擇應適用的刑罰幅度。更有論者聲稱，在辯訴交易案件中，法官的角色毋寧說就是對檢察官選擇的量刑的一個確認。

針對以上兩種不同的敘事，有學者認為，即使是控方提出并得到被告人認可的量刑協(xié)議，也必定是受到立法約束及法官傾向和假釋委員會傾向影響的，絕不可能是檢察官單方面或者檢察官、被告人自己完全能夠自主決定的事項。事實上，美國刑事司法程序中“誰在行使量刑權”的問題本身是一個非常復雜的問題，量刑實際上是一個多方合作的過程。法官雖然不一定參與到量刑協(xié)商的過程，但是法官會以其過往對量刑問題的意見間接影響檢察官提出的量刑協(xié)議；假釋委員會的成員也會以他們自己的傾向影響控辯雙方就量刑問題提出的動議。任何一個量刑最終都是一個融合了各方參與者（無論是直接參與還是間接參與）貢獻的混合體。

具體到認罪認罰案件，美國聯(lián)邦刑事訴訟規(guī)則（Federal Rules of Criminal Procedure）第11條（c）款將認罪協(xié)議分為A、B、C三種類型。A類協(xié)議是檢察官承諾降格指控、撤銷某些指控或者承諾不提起某類特定的指控。一旦達成這類協(xié)議，被告人在量刑方面就會獲得巨大優(yōu)惠。因為一旦某些指控不再提起，被告人所面臨的法定刑將大大縮水，或者某些加重情節(jié)不會呈現(xiàn)在法官面前；另外，不被提起的那些指控所對應的證據(jù)也不會呈現(xiàn)在法官面前，被告人看上去也就不會那么面目可憎，其在法官面前的形象也不會完全崩塌，這也是影響法官對被告人量刑的一個重要方面。對于這類協(xié)議，法官有權拒絕接受。但是，如果法官選擇不接受檢察官的量刑建議，必須說明理由，且被告人有權撤回有罪答辯。在聯(lián)邦法院系統(tǒng)，量刑指南明確規(guī)定，只有在檢察官量刑建議不足以反映被告人所犯罪行嚴重性的情況下，法官才可以拒絕接受控辯雙方達成的協(xié)議。B類協(xié)議意味著法官可以接受雙方達成的協(xié)議，也可以只接受被告人的認罪答辯，但不接受其與檢察官達成的量刑協(xié)議。在這一協(xié)議類型下，法官在量刑方面享有更廣泛自由裁量權。C類協(xié)議是檢察官和被告人之間達成的對法官具有約束力的協(xié)議。在法官拒絕C類協(xié)議的場合，法官必須對自己拒絕量刑建議的決定給出詳盡的理由。美國辯訴交易制度中的C類協(xié)議是與我國刑事訴訟法規(guī)定的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最類似的協(xié)議。根據(jù)美國聯(lián)邦刑事訴訟規(guī)則的規(guī)定，法官可以拒絕檢察官和被告人之間達成的量刑協(xié)議，但是要給出詳盡的理由。既然要求給出詳盡的理由，實際上就是要求法官說明不采納量刑建議的正當性，論證量刑建議的不合理性。

綜上所述，在美國制度語境下，即使對以辯訴交易結案的案件，法官也保留了量刑方面的最終決定權。但這并不意味著檢察官與被告人達成的量刑協(xié)議對法官沒有約束力。對于A類協(xié)議，聯(lián)邦量刑指南甚至規(guī)定法官只有在檢察官量刑建議不足以反映犯罪的嚴重程度時才能加以拒絕。同時，無論是A類協(xié)議還是C類協(xié)議，當法官拒絕控辯雙方達成的量刑協(xié)議時，都要給出理由。這實際上意味著，如果法官不能給出理由證明控辯雙方量刑協(xié)議存在明顯不當，就應當接受雙方的量刑協(xié)議。這和我國《刑事訴訟法》第201條規(guī)定的“量刑建議明顯不當”并無本質區(qū)別。

（二）美國法官僅在檢察官量刑建議明顯不當?shù)臉O少情形下拒絕量刑建議

絕大多數(shù)美國學者認為，美國司法實務中法官實際上很少拒絕檢察官的量刑建議。在近年的實證研究中，研究者調查和分析了77個以認罪協(xié)商結案的案件。其中，控辯雙方達成A類協(xié)議的案件數(shù)為7件；法官接受量刑建議的案件數(shù)7件；控辯雙方協(xié)議中既包括A類協(xié)議內容也包括C類協(xié)議內容的案件總數(shù)為9件，僅包含C類協(xié)議內容的為6件，兩者共計15件，在這15個案件中檢察官的量刑協(xié)議均被接受。

有學者援引一篇美國學者的論文指出，2015-2019年間聯(lián)邦司法系統(tǒng)經(jīng)答辯交易結案的130件醫(yī)生因非法銷售鴉片類藥物罪被定罪判刑的案件中，檢察官量刑建議獲得法官采納的只有42件，未得到法官采納的多達88件，試圖以此證明美國法官對檢察官量刑建議采納的比例比較低。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前述文獻涉及的案件樣本總數(shù)并未區(qū)分究竟是辯訴交易結案還是以審判方式結案；事實上，在該文獻作者所列的圖表中，明確區(qū)分了被告人所做的答辯類型，在130個樣本案件中，最終進入審判的案件有36件，占全部案件的28%，說全部案件均系辯訴交易案件并不準確。其次，在前述資料所涉樣本中，檢察官量刑建議被法官采納的比例確實比較低，但前述文獻所選樣本案例全部都是醫(yī)生因非法銷售鴉片類藥物被定罪判刑的案例，該文作者明確指出了這類案件和其他普通類型的案件存在明顯的不同，例如被告人普遍年齡偏大、比較富有、在社區(qū)擁有較好的聲望、通常都沒有前科、能夠請到優(yōu)秀的辯護律師等。這是法官們傾向于給予較輕刑罰的基本原因。因此，單獨以某一類犯罪所作的統(tǒng)計，對于全局而言并沒有太多的參考價值。最后，前述文獻涉及的130個案件中，有26個案件法官最終給出的量刑不到檢察官建議量刑的一半；在另外27個案例中，法官在檢察官量刑建議的基礎上減輕了30%-49%。這些數(shù)據(jù)說明，在那些法官拒絕檢察官量刑建議的案件中，法官之所以拒絕檢察官的量刑建議，顯然是由于檢察官的量刑建議明顯不當。換句話說，在美國，法官也只是在檢察官量刑建議明顯不當?shù)那闆r下才會拒絕檢察官的量刑建議。這與我國的制度如出一轍。

（三）若允許法官任意改變量刑會讓被告人處于更加不利的境地

在美國司法實踐中，C類協(xié)議如果被拒絕，通常是因為法官認為檢察官建議的量刑對于被告人過于寬大。例如，在前述美國實證研究中，研究者對2012-2022年和2017-2022年間美國聯(lián)邦地區(qū)法院和上訴法院法官拒絕檢察官量刑的案例進行了分析，結果表明，74%的地區(qū)法院案件中，法官拒絕檢察官量刑建議的原因是檢察官給出的量刑建議對被告人過于寬大，只有10%的案件法官拒絕的原因是檢察官量刑過于嚴厲。可見，在美國的司法實踐中，由于其法律的確沒有明確檢察官量刑建議對法官的約束力，導致法官在部分案件中拒絕了檢察官的量刑建議，對被告人施以更加嚴厲的刑罰，并因此引發(fā)了上訴。值得注意的是，第一，在允許法官不受檢察官量刑建議約束的美國，法官拒絕檢察官量刑建議的理由，要么是過于寬大，要么是過于嚴厲，都可以歸結為量刑建議明顯不當，拒絕檢察官量刑建議并沒有別的理由。這說明，美國法律雖然沒有賦予檢察官量刑建議剛性約束力，但從實踐效果來看，美國的司法實踐和中國法律設定的規(guī)范并無明顯區(qū)別。第二，也更加重要的是，在檢察官量刑建議明顯不當?shù)那闆r下，美國法官拒絕接受檢察官量刑建議的多數(shù)理由都是檢察官建議的量刑過于寬大，而不是過于嚴厲。換句話說，允許法官改變檢察官量刑建議的結果，就是大多數(shù)被告人均遭受了更加嚴厲的刑罰，他們被置于比量刑建議更加不利的境地，這一現(xiàn)象對于我國司法實踐同樣具有鏡鑒作用。

四

職權主義不是阻礙控辯協(xié)商和拒絕一般應當采納條款的理由

目前存在一種普遍的看法，認為我國的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不同于英美法系的辯訴交易，具有極強的職權主義特征。例如，有研究指出，我國刑事訴訟模式既不同于大陸法系的職權主義訴訟模式，也不同于英美法系的當事人主義訴訟模式，而是一種典型的家長主義模式。這種模式表面上似乎存在著控辯審三方組合，實際上只有官方（公檢法三機關）與民間（被告人及其辯護人）的兩方組合。整個刑事訴訟呈現(xiàn)出一種流水作業(yè)式的特征，在刑事訴訟這個流水線上，每個專門機關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都可以顯示出家長式的權威，都有權要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實供述，爭取從寬處理，都可以在定罪前對被告人進行認罪服法的教育，幫助其悔過自新。還有研究認為，我國的認罪認罰從寬制度雖然也在一定程度上包含了控辯協(xié)商，但是這種控辯協(xié)商是一種非完整意義的、有嚴格邊界控制的控辯協(xié)商，其程序內容更加偏向于控方單方面的合意邀約和辯方的單方同意。另外，在一篇關于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解讀的官方文獻中，作者指出：“從制度定位上看，認罪認罰從寬的根本目的是確保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依法、及時、公正履行追訴、懲罰犯罪的職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只是通過認罪認罰來爭取從寬，而不是就定罪量刑討價還價。”以上觀念的共通之處在于，都認為我國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是職權主義或家長主義模式，認罪認罰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單方面的意思表示，從寬也是司法機關單方面的意思表示；只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認罪認罰，無論其是否提出從寬的請求，司法機關都會給予從寬的恩惠；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既不能討價還價，也無需討價還價。本文認為以上觀點都值得商榷。

首先，當一個訴訟程序以家長對子女的愛護為出發(fā)點來界定官方和處于被追訴地位的公民之間的關系時，其訴訟模式必然表現(xiàn)出職權主義的特征。因此家長主義模式其實也是職權主義模式的一個分支。關于我國刑事訴訟模式乃是家長主義模式的論斷，如果放到部分案件的司法程序中，可以說非常精辟。但如果說在全體或者大部分司法案件中均是如此，則可能有失偏頗。盡管我國刑事訴訟模式脫胎于家長主義之下的職權主義模式，但自從1996年刑事訴訟法修改以來，我國刑事訴訟已經(jīng)吸收借鑒了相當多當事人主義模式的要素；加上之后2012年和2018年刑事訴訟法的兩次修改，很難說我國刑事訴訟模式仍然是職權主義模式。從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確立的歷史動因和立法動機來看，我國認罪認罰從寬程序雖然也有家長主義因素，這種因素當然也會影響到認罪認罰從寬的司法實踐，但是在法律解釋的問題上，卻不必過度拘泥于此，更應著眼于法律的文字表達。

其次，關于我國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中的控辯協(xié)商是一種有嚴格邊界控制的控辯協(xié)商的說法，顯然是正確的，但是關于其程序內容更加偏向于單方面的合意邀約和辯方的單方同意的說法，顯然是容易產(chǎn)生歧義的。這一研究論斷給人的感覺是，無論是檢察機關的量刑建議，還是犯罪嫌疑人的認罪認罰具結書，都是單方面的：控方出具量刑建議，犯罪嫌疑人簽署認罪認罰具結書，形成流水線式的合意模式。但此種情形僅能代表部分實務案件的運行情況，無法證明其自身的正當性，更無法體現(xiàn)立法規(guī)范層面的指引方向。事實上，刑事訴訟法沒有規(guī)定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中的量刑建議只能是控方單方面的給予，具結書只能是辯方單方面的接受。無論從法條文字還是從理論建構上，都不能得出這樣的結論。此外，主張控辯協(xié)商是一種檢察機關單方面的量刑減讓的觀點，無法合理解釋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為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性所設置的程序機制，也無法解釋法律規(guī)定要求在提出量刑建議前“聽取意見”的程序目的。

再次，關于我國刑事訴訟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只是通過認罪認罰爭取從寬的說法，也是充滿了職權主義的“傲慢與偏見”。其精神內核是，檢察機關在依職權提出量刑時，考慮犯罪嫌疑人的認罪認罰態(tài)度并在量刑上給予適當優(yōu)惠，對于犯罪嫌疑人而言應屬于“意外之喜”，絕對性地服從、接受是體現(xiàn)其認罪認罰真誠性的核心指標，討價還價則表明被追訴人試圖爭取法外不容許的利益，是投機心理的一種體現(xiàn)。然而，這種典型的職權主義思維模式并不符合刑事訴訟法的規(guī)定。如果犯罪嫌疑人一開始沒有認罪認罰，通過檢察機關出示證據(jù)、解釋法律、交代政策，并通過具體的量刑建議在刑罰上給予減讓優(yōu)惠，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認為檢察機關給出的量刑優(yōu)惠不足以彌補其認罪認罰遭受的損失，或者不足以交換其認罪認罰的態(tài)度，法律允許其提出對自己更加有利的量刑條件讓檢察機關考慮，這個過程其實就是“認罪認罰協(xié)商”。但是，同一個行為不能因其被冠名為“認罪認罰協(xié)商”就具有了正當性，被冠名為“討價還價”就喪失了正當性。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通過認罪認罰想要獲得從寬處理，這在情理上無可厚非，在法律上完全正當，因為這正是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所要達成的目標。犯罪嫌疑人希望獲得從寬處理的請求，本質上是“討價還價”，當然從語言表達的角度，用“認罪認罰協(xié)商”更加令人信服。但是如果一味避諱“討價還價”這種描述，在司法實踐中會導致剝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與檢察機關進行協(xié)商的權利。容許將一種法律上完全正當?shù)男袨橘N上道德上可受譴責的標簽，其必然的后果就是合法的權利遭到無理的剝奪。為了避免這一后果，必須承認“討價還價”這一協(xié)商性質的合法行為在道德上的正當性。

最后，無論是贊成一般應當采納條款還是反對一般應當采納條款的觀點都認為，我國的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既借鑒了英美的辯訴交易制度，又不同于英美的辯訴交易制度。但是，我國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與英美辯訴交易制度究竟存在什么樣的相同點，或者說，我國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究竟在哪些方面借鑒了英美辯訴交易制度，理論上一直沒有清晰的表述。本文認為，辯訴交易最顯著的優(yōu)點是把控辯雙方當作平等主體來對待。“交易”一詞，無論在西方還是在東方，都意味著參與的各方是平等的主體。不平等主體之間其實是很難有實質意義的交易的，只能是賞賜或者被賞賜，懲罰與被懲罰。從這個角度來看，辯訴交易制度的最大價值是體現(xiàn)了控辯平等的思想，是當事人主義精神的一種有力詮釋。我國在2018年正式確立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之前，刑事訴訟中既不允許辯訴交易，也不允許控辯協(xié)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認罪認罰，可以坦白從寬，但是不存在控辯協(xié)商，自然也不存在“討價還價”。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本質和核心正是借鑒辯訴交易中的平等協(xié)商的精神，允許控辯雙方就特定事項在一定程度上“討價還價”。如果說我國刑事訴訟脫胎于職權主義，確實不會引起爭議；但是翻來覆去地重復職權主義的老調，究竟是現(xiàn)行刑事訴訟法仍然是職權主義模式，還是我們自己畫地為牢，故步自封呢？這一問題值得仔細研究。

五

代結語

前文所述并不意味著我國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就完美無缺，更不意味著反對一般應當采納條款的學者所描述和批評的那些現(xiàn)象和問題不存在。相反，這些研究所指出的司法實踐中控辯協(xié)商不足以及認罪認罰的自愿性不足的問題客觀存在。只不過，本文認為這些恰恰是應當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框架下予以解決的問題，而不是由于存在這些問題，就從根本上否定控辯協(xié)商機制的存在，否定控辯協(xié)商的正當性、必要性和可行性，從而否定一般應當采納條款。實際上，理論界對于認罪認罰從寬程序中的諸多問題還是有基本共識的，提出的很多完善建議也非常有針對性。本文認為，司法實踐對于控辯協(xié)商已經(jīng)從之前的完全不認可到如今的逐漸認可以及普遍認可。這種轉變已經(jīng)為未來更加廣泛的控辯協(xié)商提供了條件，也為控辯協(xié)商機制的完善提供了契機。我們需要做的，就是抓住機遇，走出職權主義的幻象和陰影，以量刑協(xié)商機制的完善與推廣強化一般應當采納條款的正當性。只有當認罪認罰具結書是在控辯雙方平等協(xié)商的基礎上達成，當量刑建議是在控辯雙方充分協(xié)商的基礎上提出的時候，量刑建議的剛性約束力才具有正當性。因此，對于有關認罪認罰制度的頂層設計，就應當在堅持量刑建議剛性約束力的前提下，大力推廣控辯協(xié)商，并通過相應機制的完善，使我國的認罪認罰從寬制度邁上新的臺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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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刑事法雜志》2025年第5期目錄

【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專題】

1.認罪認罰案件量刑建議一般應當采納條款的正當性

——兼與“廢除論”“失誤論”等觀點商榷

易延友（3）

2.“減輕處罰”作為認罪認罰從寬案件“從寬”的可能性

韓旭（19）

【刑法理論】

3.論作為新型刑法法益的網(wǎng)絡秩序

涂龍科（38）

4.行政犯實質認定的法益路徑研究

趙運鋒（56）

5.刑法中的“特別殘忍手段”及其認定

彭文華（71）

【個罪研究】

6.人工智能時代我國兒童色情的刑法規(guī)制

朱光星（90）

7.合同詐騙罪排除意思的規(guī)范構造與司法運用

朱勇（109）

【訴訟理論】

8.一場未竟的改革：輕微犯罪案件快速辦理機制再考察

王迎龍（124）

9.民營經(jīng)濟促進法視野下刑事訴訟法的回應型修改

唐益亮（142）

10.大模型司法適用的認知路徑及其規(guī)范

王從光（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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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 | 郭晴晴

審核人員 | 張文碩 韓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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