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秋,北京西城的一個普通大院里,王定國走進中央辦公廳,帶著個有點讓人意外的請求。
她沒哭,也沒提提拔,也沒說照顧孩子。
而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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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什么級別,就住什么樣的房子。”
當時在場的人都愣住了。
她是謝覺哉的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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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五老之一,建國后第一任司法部長,最高人民法院的老領導。
按慣例,這樣的遺屬是可以繼續住在原住房的,待遇照舊,沒人會說什么。
可她不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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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說起來,王定國這個名字,在普通人當中知名度并不高。
但在黨史檔案里,她的經歷不比任何一位老同志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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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生于1913年,那年清朝剛亡,四川一個小縣里的農家姑娘,原名王乙香。14歲時就被送去做童養媳,命運一開始就不太寬容。
可她是那種不認命的人。
1933年,20歲的王定國帶著上百位婦女參加紅軍,這事兒在當時的川北地下黨系統里算是爆炸性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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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小姑娘,竟然能把那么多婦女組織起來,冒著風險走上革命路。
這在當年,是件非常不尋常的事。
后來她跟著紅軍走上長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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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會兒她在紅軍劇團,演戲唱歌鼓舞士氣,晚上還得給戰士們縫補衣服。
糧食緊張時,她總是把自己的那份分給傷員。
她瘦得皮包骨,體重不到60斤,可從沒掉過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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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征路上,她第一次見到了謝覺哉。
那時候謝老已經是五十出頭的老干部了,留著一臉大胡子,走哪兒都是一副嚴肅樣兒。
有一次他衣服破了,找人縫補,別人說:“去找王定國吧,她手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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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也沒想到,這一針一線,把兩人的命運縫到了一起。
1936年西征途中,王定國所在的文藝隊被馬家軍俘虜。
她被關了起來,身邊是十幾個年輕的女戰士,一起受了不少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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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一邊咬牙堅持,一邊鼓勵其他人:“我們是共產黨人,不能倒。”
謝覺哉那時候正在蘭州協調營救。
他四處找關系、寫信、請人,最后真把她們救了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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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來王定國回憶這段時說:“他那時候一句話沒多說,就遞給我一碗面。
我知道他心里急壞了。”
第二年,兩人在延安簡單辦了個婚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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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婚紗,沒有照片,只有幾位同志作證。
婚禮上沒有發言,也沒有擁抱。
謝覺哉說了一句:“以后我們是同志,也是家人。”王定國點了點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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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國后,謝覺哉調任中央,擔任司法系統的領導工作。
王定國沒去“夫人圈”應酬,也不愿住進條件好的干部宿舍。
她說:“我還是個工作干部,不能因為是他的妻子就搞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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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一直在黨務系統做資料整理、接待工作,幾乎不拋頭露面。
別人問她:“你是謝老夫人吧?”她皺眉說:“我是王定國。”
謝老去世后,中央準備保留他的住房給家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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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在當時也算合理安排,沒人會反對。
可王定國卻主動找到組織,說她只是一個普通干部,不該繼續占用高級別住房。
“他走了,我的級別就是我自己定的。”她語氣平靜,卻一句頂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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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的北京,正值“文革”風頭最緊的時候。
很多人都在低調保守,生怕說錯一句話。
可她這么說,沒人敢輕易回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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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接待的同志甚至請示了幾級領導,最后才批準她搬到了較小的房子。
她沒有怨言。
后來有年輕干部問她:“王阿姨,您住的房子是不是太小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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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笑笑說:“我住得起,也睡得下。
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顯擺的。”
這事兒在干部圈子里傳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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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開始用另一種眼光看她,不再只把她當“謝老的夫人”,而是“那個帶百名婦女參加紅軍的王定國”。
她晚年生活很低調。
平時自己買菜,做飯,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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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居委會找她拍個紀念照,她說:“我不太上相。
給戰士們拍吧,他們更值得紀念。”
她不愛多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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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有人提起謝覺哉,她總是認真聽著,然后輕聲說:“他是個一輩子沒做錯事的人。”
有人勸她寫回憶錄,說那段歷史不能忘。
她想了想,說:“我寫不出那些漂亮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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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記得每一個走過來的同志。”
2013年,王定國去世,享年100歲。
她的遺物中,沒有貴重物品,只有幾張泛黃的照片,一本記滿名字的小冊子,和一封她親手寫的信,信里只有一句話:
“我一生無愧。”
從那以后,再也沒人這樣叫過她“謝老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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