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謝老病逝，妻子王定國找到中央：我什么級別，住什么房子！

1971年秋，北京西城的一個普通大院里，王定國走進中央辦公廳，帶著個有點讓人意外的請求。

她沒哭，也沒提提拔，也沒說照顧孩子。

而是說：

“我是什么級別，就住什么樣的房子。”

當時在場的人都愣住了。

她是謝覺哉的妻子。

延安五老之一，建國后第一任司法部長，最高人民法院的老領導。

按慣例，這樣的遺屬是可以繼續住在原住房的，待遇照舊，沒人會說什么。

可她不愿意。

那么，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說起來，王定國這個名字，在普通人當中知名度并不高。

但在黨史檔案里，她的經歷不比任何一位老同志遜色。

她生于1913年，那年清朝剛亡，四川一個小縣里的農家姑娘，原名王乙香。14歲時就被送去做童養媳，命運一開始就不太寬容。

可她是那種不認命的人。

1933年，20歲的王定國帶著上百位婦女參加紅軍，這事兒在當時的川北地下黨系統里算是爆炸性新聞。

一個小姑娘，竟然能把那么多婦女組織起來，冒著風險走上革命路。

這在當年，是件非常不尋常的事。

后來她跟著紅軍走上長征路。

那會兒她在紅軍劇團，演戲唱歌鼓舞士氣，晚上還得給戰士們縫補衣服。

糧食緊張時，她總是把自己的那份分給傷員。

她瘦得皮包骨，體重不到60斤，可從沒掉過隊。

長征路上，她第一次見到了謝覺哉。

那時候謝老已經是五十出頭的老干部了，留著一臉大胡子，走哪兒都是一副嚴肅樣兒。

有一次他衣服破了，找人縫補，別人說：“去找王定國吧，她手快。”

誰也沒想到，這一針一線，把兩人的命運縫到了一起。

1936年西征途中，王定國所在的文藝隊被馬家軍俘虜。

她被關了起來，身邊是十幾個年輕的女戰士，一起受了不少苦。

她一邊咬牙堅持，一邊鼓勵其他人：“我們是共產黨人，不能倒。”

謝覺哉那時候正在蘭州協調營救。

他四處找關系、寫信、請人，最后真把她們救了出來。

后來王定國回憶這段時說：“他那時候一句話沒多說，就遞給我一碗面。

我知道他心里急壞了。”

第二年，兩人在延安簡單辦了個婚禮。

沒有婚紗，沒有照片，只有幾位同志作證。

婚禮上沒有發言，也沒有擁抱。

謝覺哉說了一句：“以后我們是同志，也是家人。”王定國點了點頭。

建國后，謝覺哉調任中央，擔任司法系統的領導工作。

王定國沒去“夫人圈”應酬，也不愿住進條件好的干部宿舍。

她說：“我還是個工作干部，不能因為是他的妻子就搞特殊。”

她一直在黨務系統做資料整理、接待工作，幾乎不拋頭露面。

別人問她：“你是謝老夫人吧？”她皺眉說：“我是王定國。”

謝老去世后，中央準備保留他的住房給家屬。

這在當時也算合理安排，沒人會反對。

可王定國卻主動找到組織，說她只是一個普通干部，不該繼續占用高級別住房。

“他走了，我的級別就是我自己定的。”她語氣平靜，卻一句頂一句。

1971年的北京，正值“文革”風頭最緊的時候。

很多人都在低調保守，生怕說錯一句話。

可她這么說，沒人敢輕易回絕。

負責接待的同志甚至請示了幾級領導，最后才批準她搬到了較小的房子。

她沒有怨言。

后來有年輕干部問她：“王阿姨，您住的房子是不是太小了點？”

她笑笑說：“我住得起，也睡得下。

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顯擺的。”

這事兒在干部圈子里傳開了。

人們開始用另一種眼光看她，不再只把她當“謝老的夫人”，而是“那個帶百名婦女參加紅軍的王定國”。

她晚年生活很低調。

平時自己買菜，做飯，看書。

有一次居委會找她拍個紀念照，她說：“我不太上相。

給戰士們拍吧，他們更值得紀念。”

她不愛多說話。

可有人提起謝覺哉，她總是認真聽著，然后輕聲說：“他是個一輩子沒做錯事的人。”

有人勸她寫回憶錄，說那段歷史不能忘。

她想了想，說：“我寫不出那些漂亮的話。

但我記得每一個走過來的同志。”

2013年，王定國去世，享年100歲。

她的遺物中，沒有貴重物品，只有幾張泛黃的照片，一本記滿名字的小冊子，和一封她親手寫的信，信里只有一句話：

“我一生無愧。”

從那以后，再也沒人這樣叫過她“謝老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