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1933年蘭州傳教士的命運抉擇
當馮玉祥的國民革命軍揮師南下、兵鋒直指蘭州的消息傳遍古城街巷,城內的外籍傳教士們頓時陷入恐慌,紛紛倉促收拾行裝,踏上了撤離之路。蘭州傳教士們掀起撤離大潮。
1926年的中國,正被大革命的風暴席卷。北伐戰爭的浩蕩推進,點燃了全國反帝反封建的熊熊烈火。這股時代洪流沖破山川阻隔,迅速波及西北邊陲,并與蓬勃興起的非基督教運動深度交融,在蘭州形成了聲勢浩大的反洋教社會浪潮。五卅慘案的發生,將全國的反帝情緒推向頂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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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蘭州地處內陸,遠離沿海的風暴中心,卻也通過進步刊物的傳播、青年學生的愛國運動等渠道,受到了深刻影響。教會教堂、宣教學校及各類附屬機構,被民眾視為“西方列強進行文化滲透的工具”,頻繁面臨被愛國團體占用、被憤怒群眾沖擊的風險。傳教士們的人身安全失去基本保障,內心的安全感急劇崩塌。
彼時,蘭州的主要傳教差會以英國內地會為核心。面對風雨飄搖的局勢,差會高層經過審慎而全面的評估,最終作出了分批撤離的關鍵決策。 1926年的撤離行動,集中在秋末至冬初。英國傳教士濮司滿成為撤離的先行者,他于當年秋季率先離開蘭州城區,輾轉南下,最終抵達上海;隨后,澳大利亞傳教士安得烈、新西蘭傳教士季伯禮等人也分批踏上歸途,他們的目的地多為沿海通商口岸或香港等相對安全的區域。與蘭州毗鄰的涼州(今武威)宣教站,也同步啟動了撤離計劃。英國傳教士梅桂蘭、斐姑娘等在涼州宣教數十年的資深傳教士,先撤至蘭州集結,再與當地傳教士一同轉赴上海、漢口等地。
不過,撤離的主體多為外籍核心傳教士,中國籍傳道人多數選擇留守;部分醫療機構如蘭州博德恩醫院,仍有少數外籍醫護人員堅守崗位,維系著基本的醫療服務。撤離的浪潮并未因1926年的寒冬而停歇。1927年,南京事件爆發,歐美各國相繼發布撤僑令;1928年,第四次河湟事變全面爆發,西北局勢再度陷入動蕩。多重危機的疊加,使得留守蘭州的傳教士加速撤離,形成了更大規模的遷徙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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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場持續數年的撤離,既非傳教事業的徹底終結,也非單純的驅逐,而是特定歷史條件下,傳教群體對復雜局勢的理性回應。
隨著時局逐漸緩和,1929至1933年間,那些被迫撤離的傳教士開始分批返回蘭州及甘肅各地。重返故土的他們,將重建教務、恢復醫療與教育事業作為核心任務。在他們的不懈努力下,到1930年代,蘭州的教會組織、附屬宣教學校以及博德恩醫院,逐步恢復了常態運營。而在這段動蕩的歲月里,中國籍傳道人發揮了無可替代的銜接作用。1926至1929年,當外籍傳教士紛紛遠走他鄉時,他們多數選擇留守,以堅定的信念維系著蘭州教會的基礎運轉,為后期外籍傳教士的重返與事工重建,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組織根基與群眾基礎。
這一特殊的歷史過程,也成為近代甘肅基督教本土化進程中的重要轉折點,推動教會逐漸從外籍傳教士主導的模式,向中外傳道人共同協作、更貼合地方社會的方向轉型。
核心傳教士小傳
梅桂蘭(Miss Annie E. Mellor)
英國籍內地會傳教士,1860年代末出生,1894年赴華后即被派往甘肅涼州(今武威)宣教,成為涼州宣教站的核心奠基人之一。她與卜存仁師母長期搭檔,深耕婦女宣教與農村布道,曾頂著寒風雪夜深入雙城堤等鄉村巡迴布道,耐心回應民眾的信仰疑問,見證了涼州教會早期信徒的歸主與成長。1900年庚子教難中,她隨同工避往漢口,局勢平定后即刻返涼重建宣教工作,數十年間始終堅守西北邊疆。1926年因地方動蕩撤離,1929年冬率先重返涼州重啟宣教站,1930年起往返蘭州協調全省教務,成為甘肅內地會聯絡樞紐。1935年,已在甘服務41年的梅桂蘭退休離華,將畢生最珍貴的歲月奉獻給了西北宣教事業。
斐姑娘(Miss Emma Pickles)
英國籍內地會傳教士,1894年與梅桂蘭同期赴華,先在秦州(今天水)開展宣教,后轉赴涼州深耕多年。她擅長與基層民眾溝通,積極參與婦女查經班教導與信徒培育,是涼州教會婦女工作的重要推動者。1926年秋隨首批人員撤離,經蘭州轉赴漢口暫避;1930年夏重返涼州,此后長期奔波于蘭州—涼州一線,不僅恢復地方宣教事工,還承擔起差會物資統籌與跨區域聯絡工作,為甘肅宣教網絡的重建搭建了關鍵橋梁。1936年,斐姑娘結束在華32年的宣教生涯離華,其足跡遍布甘肅東部與中部,見證了清末至民國西北教會的起伏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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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樂歡醫生(Dr. Leighton P. Rand)
1895年生于美國紐約布魯克林,畢業于康奈爾大學及醫學院,考取醫生資格后加入內地會,立志投身醫療宣教。1925年初冬輾轉抵達蘭州,任職于甘肅第一座西式醫院——博德恩醫院,成為醫院核心醫護力量。他不僅主持日常診療,還每兩個月輪流赴河州醫院出診,為偏遠地區百姓解除病痛,1926年醫院120張病床全滿時,他仍堅持接診包括藏族同胞在內的各族患者。1927年撤僑令下達時,他自告奮勇留守,與中國員工共同守護醫院。1928年西北大饑荒期間,醫院人滿為患,他終日超負荷工作導致健康嚴重透支,1929年4月病倒,5月8日安然離世,年僅33歲,用生命踐行了醫療宣教的使命。
濮司滿(Pusiman)
英國籍內地會傳教士,蘭州基督教會核心人物,長期主持蘭州城區福音堂教務與禮拜組織工作。他深諳西北文化習俗,注重與地方民眾建立信任,在蘭州及周邊積累了深厚的宣教基礎。1926年秋,面對日益緊張的反洋教氛圍與軍閥戰亂風險,他作為首批撤離的核心傳教士轉赴上海避險。1930年春,河湟事變平息后,他率先返蘭重啟福音堂事工,積極銜接留守的中國籍傳道人,快速恢復教會聚會與宣教活動,為1930年代蘭州教會的復蘇奠定了重要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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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伯禮(Gilbert)
新西蘭籍內地會傳教士,專注于教會教育事工,赴華后即在蘭州參與宣教學校的創辦與教學工作,致力于通過教育傳播知識與信仰。1926年11月因局勢動蕩撤離,經上海轉赴東南亞暫居。1933年秋,隨著國內反洋教情緒降溫、地方秩序穩定,他重返蘭州,全力推動宣教學校的恢復運營,完善課程體系,培養了一批兼具文化素養與信仰根基的本地人才,成為蘭州教會教育事業的重要推動者。
金品三:英國人,其父金輔仁是“內地會”最早期的宣教士之一,于1875年7月14日抵達中國。從小就往返在中英之間。英國讀完小學,中國山東讀完中學。畢業于英國愛丁堡大學,獲得全科醫士學位。1911年1月,金品三再次到中國從事慈善事業。1914年,金品三前往甘肅蘭州,負責興建博德恩醫院(甘肅第一座西醫醫院)。他于2月到達蘭州,同年底,在黃河北岸買下一大片背山面河的臺地作為院址,即今天的蘭州市第二人民醫院的一部分。1915年12月,金品三的摯友高金城醫生也來醫院。上世紀三十年代中,高金城曾受黨組織委托,在河西走廊營救西路軍流散及被俘紅軍時,被軍閥殺害。1927年6月5日,金品三在河套段張家坳搶救筏子時不幸遇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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