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張治中棄暗投明留在北平，致信罵蔣介石：你缺乏自知之明

1949年4月22日夜，南京官邸的燈一直亮到深更。王世和捧著一封從北平輾轉送達的信走進臥室，壓低聲音提醒蔣介石：“文白先生來信。”蔣介石接過信封，指節發白。房中很靜，只能聽見窗外零星的雨聲。

信足足寫了十多頁。張治中先談戰局，再談人心，隨后一句話刺得蔣介石直皺眉——“重整旗鼓，已是缺乏自知之明。”蔣介石抬手，用力拍在書桌上，茶水晃出杯沿。短暫沉默后，他咬牙擠出一句：“文白著了魔！”

這一掌聲，實際上宣告了一個舊時代的終結。可為何向來謹慎的張治中敢如此“放肆”？得從四個月前說起。

1月10日，淮海戰役落下帷幕。五大戰役中最慘烈的一場讓國民黨精銳近乎覆滅，數十萬軍隊在徐蚌線被殲，南岸再無屏障。此刻的南京，不是挽救，而是等待宣判。蔣介石2月初被迫“下野”，由李宗仁代理總統。李宗仁深知硬拼無望，拋出“和談”二字，意在止血。

張治中，這位出身安徽馬鞍山的黃埔一期生，本在軍中呼風喚雨，卻因為主和立場被邊緣化。3月5日，他與屈武、吳忠信第一次飛抵溪口，試圖說服蔣介石出國暫避。蔣經國冷冷一句“太天真了”，讓張治中在返程的機艙里久久無言。但他不死心，20日又踏上溪口山路。

溪口會面并不激烈。蔣介石對和談“口頭贊成，內心設防”。他說：“我愿意和平終老故鄉。”張治中看似得到承諾，實際心里清楚：這話多半只是客套。因而離開溪口前，他決定再賭一次——把賭注押在即將開始的北平談判上。

4月1日，春寒料峭，張治中、邵力子、章士釗等人抵達北平西郊機場。香山碧云寺外，榆樹剛冒出嫩芽。8日，毛澤東與周恩來在雙清別墅接見代表團。席間，毛澤東輕輕敲了一下茶杯，說：“先生們不遠千里而來，咱們就事論事。”周恩來補上一句：“但凡能用紙筆解決的，絕不用槍炮。”張治中聽得心頭微熱，卻也明白南京那邊多半不會買賬。

4月15日，協定修正案完成。中共接受了40條中逾半數條款，已是極大讓步。電報飛往南京，卻石沉大海。20日截止日，李宗仁回電：拒簽。談判宣告破裂。

此時的北平，已看不到戰爭陰霾。街頭照常賣糖炒栗子，城樓上掛起新制的五角星紅旗。張治中在賓館陽臺遠望，一種踏實感油然而生。周恩來再次找他長談，半開玩笑地說：“西安事變時欠了張學良，如今總不能再欠張治中了吧？”言辭懇切，讓人難以拒絕。

深夜，他獨自在房中踱步，窗外是微亮的北平城墻。去留只在一念之間。久經沙場的老將此刻忽然想到，多年練就的戰術謀略化為一句簡單判斷——“此處有光，彼處已黯”。他提筆給蔣介石寫信，鋪陳現實，夾雜責問，末了一句：“盼兄以國家生民為念，勿復夢回年少時的北伐。”信寫好，他吁了口氣，命人連夜送往南京，隨即把家眷接來北平。

于是便有了22日那一幕。蔣介石怒氣沖天，要求立刻召見親信，表態“打到底”。然而此時的國民黨政府早已分崩離析。粵桂系、川系各懷鬼胎，華中兵團剩下的兩三個軍也不過是強弩之末。蔣介石不走，還能靠什么？唯一的退路，已是海峽彼岸。

張治中的選擇并非一時沖動。他在軍旅三十余年，親歷北伐、剿共、西安事變、抗日，少年立功，壯年稱將，深知戰爭的成本。1949年的中國，和平還是殺戮，已到十字路口。正因如此，寫信時他才敢用“缺乏自知之明”這樣鋒利的詞。那不是泄憤，而是絕望中的最后忠告。

屈指算來，張治中在北平只待了短短兩個月，便隨第一屆全國政協投入建國籌備。握槍大半生，他最終把半生功名放下，改握筆桿。有人說他“倒戈”，有人稱他“順勢而行”。褒貶之外，一個事實難以否認：在那個歷史節點，他看清了哪一邊能夠結束戰火、恢復生機。

5月，南京易幟；10月，天安門城樓上宣布新國家成立；更晚一些，蔣介石遠走臺灣。曾經齊名的黃埔一期同窗自此天各一方。歲月并未仁慈，槍火之后是政治的漫長拉鋸。1969年，張治中病逝北京，終年72歲。封存多年的那封長信，如今在檔案里漸顯泛黃，可每當研究者展開紙頁，“自知之明”四字依舊刺眼。那或許就是一個敗亡集團最后的病灶——看不見現實，亦不肯低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