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平起義后，傅作義密信蔣介石：我會留在綏遠寓兵于農，趁機而動

1948年12月下旬，華北的天空被冷風切割得生疼。天津前線連續失利的消息，像冰碴子一樣扎進傅作義的心。此前他在張家口的指揮部里反復計算兵力與糧秣，比誰都清楚自己已無回天余地。可是他還想再賭一把，至少保住“華北王”的最后體面。就在此時，一封來自南京的電報飛抵北平：蔣介石準備讓徐永昌北上“做工作”。傅作義的第一反應是皺眉——老同鄉來，八成是要他南下。

徐永昌1月12日下午兩點抵中南海，兩人寒暄幾句便切入正題。徐開出三條：與中央保持一致；本人率部南撤；精銳盡量帶走。傅作義聽完，只是點頭，沒松口。傍晚他暗中起草電報，抬頭寫了八個字：“北局已定，難再爭峰”。對徐，他只說了一句客套話：“城里將校，任意去留。”

幾乎同一時刻，重慶向全國廣播——蔣介石引退。北京城里茶攤的掌柜把收音機開到最大，嘴里嘟囔：“這回真要換天了么？”普通百姓并不知曉，城內的二十萬國軍實際上已被“看住”。1月22日起，他們按計劃從城墻東側有序撤出，換上了“大棉襖”的解放軍入城。傅作義在公告里強調“保全文物古跡”，但平津前委心知肚明：他是敗而求和。

1月31日，平津前委電告中央：傅作義大談“和平功德”，借報紙自抬聲望。毛澤東隨即動筆，寫下〈北平問題和平解決的基本原因〉。文章一句“戰敗才議和”，直刺要害。傅作義拿到報紙，臉色鐵青，對幕僚低聲道：“這筆賬，總得有人來算。”

2月下旬，傅作義赴西柏坡面晤中央領導。會后外界傳言“其樂融融”，可徐永昌在日記里寫道：“傅仍郁結，神色灰暗。”他私下準備護照，又向南京要飛機，打算隨時離開。誰料3月26日，毛澤東東移北平，機場臨時戒嚴，飛機降不下來，傅的出逃計劃半途擱淺。

接下來幾個月，他把眼光投向綏遠。那里既是老巢，又與蘇聯外蒙接壤，地緣特殊。他起草《綏遠問題協議草案》，一面向北平爭取改編條件，一面仍與南京保持聯絡。國民黨財政拮據，減少綏遠糧餉；解放軍尚未接管，形成真空。傅作義意識到，兩不靠最危險，只能擇邊站。于是7月14日致信毛澤東，痛斥蔣、閻“幻想世界大戰”。表面靠攏，但暗流未止。

8月1日，徐永昌飛抵包頭，再度策反董其武聯西走馬鴻逵。徐勸道：“長征三萬里，有何妨？”董其武沒接話，只推到傅作義。28日，傅抵包頭，公開推動“和平方式解決綏遠問題”。華北局內部有人擔心他“借機外逃”，薄一波擺擺手：“交出三十萬人，他跑不遠。”

轉折出現在9月18日。綏遠起義通電發出，董其武部接受改編。第二天，傅與徐永昌在歸綏密談。根據徐日記，兩人對蔣介石的前景仍抱幻想。傅甚至遞上一份長長的呈文：電廠轟炸、沿海登陸、農場寓兵……主意不少。末尾他說：“蔣先生若疑我，可先罵我賣國，但傅某自有盤算。”話音未落，竟掩面而泣。徐永昌只回一句：“道路艱難，自求多福。”

徐把文件交到蔣介石手里，蔣看完搖頭：“畫虎不成。”自此，南京與傅的臍帶被悄然割斷。傅回北平后，向薄一波提出開發后套十萬頃荒地，搞合作農場。毛澤東干脆讓他出任水利部部長——離開軍隊核心，遠離舊部，安全且體面。

真正的蛻變來自朝鮮戰場。1950年11月，中國人民志愿軍第二次戰役打響，傅作義主動請求：把原綏遠舊部調赴前線。中央同意，他親自簽字。隨后，他向毛澤東坦白，自己還留有幾部電臺、一批槍支。毛只輕輕一句：“留著用吧。”話不多，卻切斷了傅最后的退路，也給他留下信任。

多年以后，傅作義常對身邊人說：“我其實從沒離開戰場，只是換了方向。”1974年，他病重，在京召見幾位舊日部下，提起臺灣有人罵他降將。“罵就罵吧，”傅聲音沙啞，“二十五年夠證明一件事是對是錯。”說罷，他擺手不再多言。

回頭計算，從北平議和到綏遠起義，整整九個月。期間傅作義三次試圖“兩頭下注”，每一次都被戰局裹挾，選擇余地越來越小。最后他不得不承認，形勢已不容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戰”或“美援奇跡”。寓兵于農也好，趁機而動也罷，終究是一場遙遠的設想。歷史的車輪，并沒有給他再來一次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