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年，周恩來父親臨終前，反復詢問鄧穎超：我兒子怎么不來看我

1942年7月初的重慶，騾馬甫息，紅巖村已沉進夜色。八路軍辦事處的幾盞昏燈下，一群值班人員不停進出，屋里的老人高燒不退，氣息紊亂。

躺在木床上的周劭綱拉住鄧穎超的袖口，聲音嘶啞卻固執：“小超，我兒子呢？怎么還不來看我？”一句話剛落，又重復一次。鄧穎超伏在他耳邊輕聲應道：“恩來出差在外，一回來就見您。”這句寬慰的話，她連著說了三天。

周恩來其實并不在外地。幾公里外的中央醫院，他正為小腸疝氣接受手術后的觀察，醫生再三叮囑必須臥床靜養。鄧穎超與辦事處商量，決定兩頭隱瞞——怕父親為兒子揪心，也怕周恩來因噩耗加重病情。

父子情深，絕非一夕鋪就。1890年代，紹興周氏的少年周劭綱考場失利，家族湊銀捐了個正六品“主事”的官身，讓他在地方衙門謀個差事。官兒雖小，但能糊口，又讓他有余力接濟族親。

1900年左右，這位溫和書吏攜新婚妻子萬十二姑赴淮安，長子周恩來由此降生。萬氏開朗豪爽；不久后，因家族過繼，守寡的陳氏成了孩子的嗣母，靜雅溫厚。雙重母性，一里一外，塑成周恩來外圓內靜的性格雛形。

1907、1908年間，生母與嗣母相繼病逝。周劭綱奔波謀生無暇照看，幼年的周恩來幾成孤雛，幸而萬氏留下的豁達與陳氏遺存的典籍仍伴身旁。十二三歲，他已能喊出“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父親不但未阻攔，還暗暗欣慰。

東北、天津、南開，學費大半靠家族集資與父親薄俸添補。紙鳶線般，一頭牽著海河邊的學生運動，一頭連著吉林縣衙里的幕吏父親。1927年春，上海白色恐怖蔓延，周劭綱冒險抵滬，陪兒子持續了最危險的幾周，“要是他出事，我也不走”，老人后來回憶，那年自己五十九歲。

抗戰爆發后，八路軍辦事處在漢口掛牌，父子再度團聚。老人不肯閑著，燒水、抄名單、看門，什么瑣事都搶著做。工作人員笑稱：“老爺子是我們的義務勤務兵。”遷至重慶后，山城濕熱，老人仍在門口值夜；周恩來凌晨歸來，他遞上一杯溫水，少言寡語，只談家鄉竹筍和江南梅雨。

1942年7月9日，鄧穎超發出一封加急信，簡短通報老人生病。信件當晚送到醫院，周恩來在病床上回信，首句寫下“萬分不放心”，接著詳細叮囑飲食與臥位。就在同一夜，紅巖的燈火黯淡，周劭綱病逝，享年六十七歲。

三天后，真相傳到病榻，周恩來掙扎下床連夜趕回。靈堂前，他把手按在棺蓋，聲音顫抖：“讓您久等了。”轉身便質問鄧穎超：“怎么能瞞我？”董必武在旁輕聲解釋：“是組織為了你的身體。”他不再多言，只抹去淚水守靈。

訃告登在7月15日的《新華日報》，篇幅不大，落款“恩來、穎超”四字。外界見到的悼詞寥寥，真實的思念卻被周恩來藏進隨身小皮夾。1976年春，鄧穎超將那只磨損的皮夾遞給周秉德，夾層里有一張泛黃相片，背面潦草四字：“爹爹遺像。”靜物無聲，卻勝過千言萬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