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閃靈》引進，刪不刪？

前兩天，華納官微偷偷賣了個關子，明眼的影迷一看就懂，奔走相告。

《閃靈》要來了。

斯坦利·庫布里克1980年的封神恐怖片，終于要在內地院線上映。

經典是經典，好看也是真好看，但畢竟是四十多年的老片了，怎么挑在這時候突然引進？

以及一個大家更關心的問題：作為口味不輕的恐怖片，它會被動多少剪刀？動完了還能看嗎？

謎底也許就在謎面上。

對于《閃靈》，網上有一種流行的解讀：它壓根就不是一部恐怖片。

或者說，它是一部被偽裝成恐怖片的職場崩潰紀錄片。

男主角杰克是個什么人？一個失業的作家，有酗酒的毛病，之前還因為情緒失控打過自己的孩子。為了養家糊口，也為了找個安靜地方寫作，他接下了一份偏遠酒店冬季管理員的工作。工作內容很簡單，就是在封山的幾個月里看著這棟樓，別讓暖氣壞掉就行。

聽起來有點耳熟，一個中年人，職業不順，經濟緊張，帶著老婆孩子搬到一個與世隔絕的地方，指望著能東山再起。

然后他瘋了。

庫布里克在接受采訪時做過解讀，大意是人的性格本身就有問題的一面，恐怖故事能做的事情，就是讓我們看見無意識的黑暗，而不用真的去面對它。這話說得很含蓄，但如果你把《閃靈》當成一個職場故事來看，一切就清楚多了。

杰克根本沒有被鬼附身，他是被困住了。

瞭望酒店那個巨大、空曠的空間，宛如一個迷宮。庫布里克故意把酒店的內部結構設計得不合邏輯，走廊通向不可能的地方，窗戶開在不該有窗戶的位置。很多人分析這些細節，說這是為了制造不安感，但還有一種解釋，說這個空間本身就是假的，它是一個精心設計的、讓人逐漸喪失方向感的牢籠。

杰克每天做的事情是什么？坐在打字機前，對著空白的紙發呆。他寫了幾個月，寫出來的全是同一句話：只工作不玩耍，聰明的杰克變傻瓜。

這是一個被工作榨干的人的精神狀態。

你可能會說，不對啊，電影里明明有鬼，那對雙胞胎女孩，237號房間里的女人，血從電梯里涌出來，杰克跟鬼魂把酒言歡，這些難道不是超自然元素嗎？

是的，但問題在于，庫布里克從來沒有明確告訴你這些東西是真的。

這是庫布里克的狡猾之處，他拍了一部可以被當成鬼片看的電影，但骨子里講的是一個人如何在封閉、孤立、高壓的環境下一步步走向崩潰，鬼只是這種崩潰的外化形式。

斯蒂芬·金為此很不爽，他公開批評過這部電影，說庫布里克弱化了角色的掙扎和人性質感。他寫的是一個好人被邪惡力量侵蝕的悲劇，被庫布里克拍成了一個本來就有問題的人最終爆發的故事。

誰對誰錯不重要，重要的是，庫布里克版本的《閃靈》之所以能成為經典，是因為它觸及了一個比鬼魂更可怕的東西：人在極端環境下的脆弱性。

不管相不相信有鬼，你都沒法否認，人是可以被逼瘋的。

這就是為什么《閃靈》直到今天看起來依然很嚇人，它講的不是那種公式化的鬧鬼故事，是關于人的處境。而人的處境，四十五年來并沒有變得更好。

很多人在討論《閃靈》引進會不會被刪減，刪減多少。這些擔心有道理。

但如果你接受我前面說的那種解讀，這些刪減可能反而不會傷害電影的核心。

因為《閃靈》最恐怖的部分不是那些視覺刺激，而是杰克·尼科爾森的表演。他坐在空蕩蕩的大廳里對著空氣發呆，他和妻子吵架時眼睛里閃過的那一絲兇光，還有他拿著斧頭追殺家人時臉上那種亢奮和快樂交織的表情。

這些東西刪不掉，因為它們不血腥，不暴力，不色情，而且更真實。

庫布里克在拍這部電影的時候折磨了演員們整整一年，把扮演妻子溫迪的謝莉·杜瓦爾逼到了精神崩潰的邊緣，同一個鏡頭拍幾十遍上百遍，不停地否定，不停地重來。有人說這是導演的暴行，但也有人說，正是這種真實的疲憊和恐懼，讓溫迪這個角色如此令人信服。

溫迪發現杰克寫了幾百頁同一句話時臉上的表情，那已經不只是一個演員在表演驚恐，更是一個真實的人在極限體驗時的反應。

《閃靈》之所以讓人毛骨悚然，在于它模糊了戲和真的邊界。

說到這里，不得不提一個有點諷刺的事情。

國產恐怖片的現狀大家都知道：不能有鬼。鬼到最后必須被解釋成夢境、幻覺或者精神疾病，所有的超自然現象都要有一個說得過去的解釋，否則別想見觀眾。

這個規定的出發點可能是好的，但它的實際效果是，國產恐怖片被迫走進了一條死胡同。你要嚇人，但又不能真的嚇人。前面拼命地講一個關于未知和恐懼的故事，到了結尾又必須告訴觀眾，沒什么未知的，一切都可以解釋。聽著就很荒誕。

而就像前面說的，《閃靈》誤打誤撞地符合了這個標準。

庫布里克從來沒有明確說酒店里有鬼，只是展示了一個精神逐漸崩潰的人眼中的世界。你完全可以把整部電影解讀成一個關于精神疾病的案例研究：杰克有酗酒史，有暴力史，有創作焦慮，被隔離在極端環境里好幾個月，他出現幻覺太正常了。

庫布里克的高明之處是保持了模糊性，他沒有告訴你答案，一切丟給你自己去判斷。

這種模糊性在當下的審查環境里是不被允許的，你必須給一個明確的解釋。要么有鬼，要么沒鬼。要么是真的，要么是假的。灰色地帶不被容忍。

所以國產恐怖片永遠拍不出《閃靈》，不是因為我們沒有好導演，或者觀眾不買賬，而是因為《閃靈》那種讓人在看完電影之后還要爭論好幾十年、到底有沒有鬼、到底發生了什么的創作空間，根本就不存在。

有人說《閃靈》的引進是一塊試金石，測試的是審查環境對強烈類型表達的容忍度。也有人說這只是市場供需關系下的必然選擇。春節檔大招放完了就沒了，得靠引進片來填補空檔。

兩種說法都有道理，但或許我們也可以跳出來看。

《閃靈》引進這件事，正好是一個完美的閃靈式隱喻。

中國電影市場過去一年經歷了什么？春節檔爆發，然后是長達幾個月的斷層，票房低于五千萬的冷淡日增多，大量中小成本影片上映即消失，影院經理在非檔期面對空蕩的影廳一籌莫展。整個行業彌漫著一種封閉、孤立、不確定性的氛圍。

這和杰克的處境有什么區別？

一個曾經繁榮的市場，被困在某種結構性的困境里。頭部效應越來越明顯，資源瘋狂涌向極少數項目，中腰部空間塌陷。大家都在等待下一個大檔期的到來，就像等待封山期結束一樣。

而在這個等待的過程中，有些人可能已經開始看到不存在的東西了。

這不是危言聳聽，電影行業的從業者們這兩年的焦慮是真實存在的。撤檔潮、片荒、融資遇冷、項目立項困難。好多次我跟同行交流，都聽到有人懷疑，這個行業還有沒有未來，觀眾是不是已經不愿意走進電影院了。

這種集體性的焦慮，和杰克坐在空蕩蕩的大廳里敲打字機時的狀態，本質上是一樣的。

所以《閃靈》來得正是時候。

不僅僅因為它是一部恐怖片，能夠填補市場上恐怖類型的空白，更因為因為它講的那個故事，關于一個人如何在封閉環境中逐漸失去理智，和此刻中國電影市場正在經歷的某種狀態，形成了一種奇妙的共振。

我們害怕什么？不是鬼。

我們害怕的是被困住的感覺，無論怎么努力都找不到出路的絕望，在等待中慢慢消耗掉所有的意志和信心，看著空白的屏幕卻寫不出一個字的焦慮。

《閃靈》之所以能成為經典，是因為它觸及了這些普遍性的恐懼。它用一個酒店里的故事，講了所有人都可能經歷的精神困境。

四十五年過去了，杰克·尼科爾森老了，謝莉·杜瓦爾已經去世，庫布里克早在1999年就離開。

但《閃靈》依然耐看，因為它講的那種恐懼，是跨越時代的。

讓它來吧。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