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上海選舉副市長，毛主席囑咐陳毅拉票

1957年，上海人代會會場內，正在選舉副市長，候選人之一是出身顯赫的民族資本家榮毅仁。

而為他“拉票”的，竟然是威震沙場、深得民心的陳毅元帥，這一安排，不僅讓不少代表感到意外，也在當時的社會輿論中掀起了不小的波瀾。

更耐人尋味的是，這一決定并非地方拍板，而是毛主席親自點將、親自定調。

為什么偏偏是榮毅仁？為什么要讓陳毅出面？這一安排，背后隱藏著怎樣的政治考量與歷史深意？

1949年春天的上海，解放軍已逼近城外，國民黨政權搖搖欲墜，街頭巷尾的議論聲一天比一天急。

對上海的工商界來說，這種緊張更為具體而現實，銀行里的存款能不能取出來，工廠還能不能繼續生產，家族的產業是走是留，幾乎每天都要重新權衡。

榮毅仁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反復做著同一個選擇題。

榮家早已為最壞的結果做好了準備，親友陸續南下、出海，行李一箱箱運走，只要他點頭，隨時可以離開。

可榮毅仁始終遲疑，他不是不害怕，而是不甘心，幾十年打拼下來的企業、工廠和工人，早已和這座城市連在一起。

更重要的是，他對即將到來的新政權，既陌生，又無法完全相信外界的傳言。

上海解放前夕，解放軍進城的消息傳遍全城，榮毅仁原以為，會看到兵荒馬亂、軍紀松散的景象，甚至已經做好了應付“非常情況”的心理準備。

可第二天清晨，他開車出門時，卻看到寬闊的馬路上，一排排解放軍戰士席地而臥。

沒有進屋，沒有擾民，槍支整齊地靠在身旁，背包當枕頭，披著大衣就睡在街頭。

商鋪門前、馬路牙子旁，甚至有些地方還刻意給行人留出了通道。

這一幕，對榮毅仁的沖擊是實實在在的，他見過太多軍隊進城的場面，也深知“兵進城，百姓遭殃”幾乎是舊時代的定律。

可眼前這些年輕的士兵，卻用最笨、也最直接的方式，給了他一個無法回避的對比。

后來他才知道，這是陳毅在戰前就立下的鐵規矩，市區不使用重武器，部隊不得進入民宅。

榮毅仁站在車里看了很久，心里那根繃緊的弦，悄然松動了一些，他第一次真切地意識到，這支軍隊，也許真的和過去的不一樣。

上海解放之后，城市很快恢復了秩序，陳毅出任市長的消息傳來，工商界的反應同樣復雜。

有人期待，有人觀望，也有人暗暗擔心清算和沖擊，就在這時候，榮毅仁接到了參加工商界座談會的邀請。

那次會面，陳毅一身布衣，言辭坦率，沒有居高臨下的訓示，更多的是解釋政策、安撫情緒。

他反復強調一句話：盡快恢復生產，有困難可以商量，人民政府不會虧待人。

正是在這一前一后的對照中，榮毅仁做出了決定，他沒有立刻表態擁護什么，也沒有急于表現忠誠，只是選擇留下來，繼續把工廠開下去。

上海解放后的那段日子，看似風平浪靜，實則暗流涌動，城市秩序恢復得很快，可在人心深處，新舊更替帶來的不安并沒有消散。

尤其是在工商界，很多人雖然選擇暫時留下，卻始終處在觀望狀態。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榮毅仁托人帶出了一句話：想請陳毅到家里吃頓便飯。

這個邀請很快在上海市委內部引發了不小的討論，資本家請市長吃飯，在舊社會司空見慣，可在新政權剛剛站穩腳跟的當口，這頓飯卻顯得格外敏感。

會議氣氛一度緊張，反對的意見并非沒有道理，畢竟新政權立足未穩，干部作風和紀律問題格外受關注。

可也有人提出，如果連這樣一次正常的私人接觸都回避，那所謂的統戰工作，又該如何真正落到實處？

爭論最終集中到了陳毅面前，陳毅聽完大家的發言，笑了笑，說了一句讓人印象極深的話：“難道吃了這頓飯，就會喪失政治立場？”

語氣不重，卻擲地有聲，他隨即表明態度，這頓飯，他去，而且要帶頭去。

幾天后，宴請如約而至。地點在榮家花園里，陳毅與潘漢年等人一同前來，身邊還帶著各自的夫人。

榮毅仁明顯有些拘謹，他早年見過各色人物，卻很少以這樣的身份，邀請一位掌握城市命運的共產黨高級領導到家中做客。

可陳毅的態度，卻讓他逐漸放松下來，沒有居高臨下的寒暄，也沒有刻意的試探，只是隨意地聊家常、聊上海、聊工廠。

席間，陳毅一句玩笑話，成了這次會面的注腳：“你不要怕共產黨，我們還要交朋友呢。”

一句話把場上的緊張氣氛一下子化開了，榮毅仁聽后，只是連連點頭，臉上露出難得的笑意。

在這幾個小時里，陳毅耐心詢問企業的生產情況、原料來源、工人安置等實際問題。

榮毅仁也沒有刻意表態，只是把心里積壓已久的疑問一一說出來，哪些政策讓人安心，哪些地方仍有顧慮，哪些現實困難最為迫切，他講得很坦率。

正是這種坦率，讓雙方逐漸建立起最初的信任，飯后，雙方并沒有急著結束交流。

潘漢年因為住得近，后來又多次登門，與榮毅仁保持溝通，了解工商界的真實想法。

這些看似不起眼的接觸，為后來成立工商聯、推進公私合營，悄然鋪墊了基礎。

而那頓發生在花園里的便飯，也在無形中，成為上海統戰工作邁出的關鍵一步。

真正讓榮毅仁心中那份長期懸著的不安，開始一點點落地的，是他與毛主席之間的直接接觸。

1950年，榮毅仁第一次進京，中南海的那次宴會，是他第一次近距離面對毛主席。

當潘漢年介紹榮毅仁時，毛主席主動上前握手，第一句話就讓榮毅仁心頭一震：“榮先生，你是大資本家呀。”

緊接著，周恩來在一旁補了一句：“他是中國民族資本家的少壯派。”

這一唱一和，讓原本緊繃的氣氛頓時松動下來，榮毅仁下意識地連聲謙讓，可毛主席卻只是笑著說：“你來了，很好。”

短短四個字，沒有承諾，卻釋放出清晰的信號：你是被歡迎的。

真正的觸動，發生在隨后的幾次談話中。

1956年前后，在一次會議上，榮毅仁提出了一個極為敏感的問題：經過社會主義改造，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能不能從對抗性的，轉化為非對抗性的？

這個問題一出口，會場里一片安靜，很多人替他捏了一把汗，擔心這話說得太“出格”。

可毛主席聽完，卻笑了起來，說了一句意味深長的話：“你這個人，倒蠻會用腦子、提問題的。”

隨后，他并沒有當場下結論，而是在之后的多次講話和談話中，逐步闡明了“人民內部矛盾”的判斷。

這種回應方式，讓榮毅仁感受到一種難得的尊重，問題被認真對待，而不是被簡單壓下。

毛主席的耐心，還體現在行動上，1956年初，他到上海視察，專門提出要去申新九廠看看。

那天，毛主席一下車，沒有寒暄，直接進了車間，詳細詢問生產情況、工人生活，一站就是很久。

在往后的歲月里，毛主席多次到上海，卻只視察過這一家公私合營工廠。

這個細節，在榮毅仁心中，分量極重，它意味著，自己并非被當作一個“被改造對象”來審視，而是被視為可以合作、可以托付的力量。

正是在一次次這樣的接觸中，榮毅仁逐漸明白，毛主席并不急于給資本家貼標簽，而是更關心這些人，能不能、愿不愿意，為國家的長遠利益出力。

這種耐心，最終讓榮毅仁放下了心理防線，他開始更加主動地參與各類工作，也逐漸在工商界中，扮演起溝通與示范的角色。

1957年初的上海，人代會的籌備按部就班，名單、議程、流程都在有序推進。

就在會議召開前夕，毛主席點名，要把榮毅仁推到上海市副市長的位置上。

這個決定，并非臨時起意，就在此前不久，毛主席在北京專門把陳毅叫到身邊，談的不是戰備，也不是外交，而是上海的統戰格局。

毛主席說得很直接：榮家是民族資本家的代表，影響大、分量重，把企業全部拿出來同國家合營，在國內外都起了作用。

怎樣把合營企業辦好，上海要走在前頭，而讓榮毅仁參與市政府領導，“現在就很有必要”。

毛主席沒有猶豫，直接點了陳毅的名字：“你去上海，給榮毅仁拉拉票。”

陳毅是剛剛離開上海、威望仍在的前市長，是解放上海、治理上海的象征性人物。

他親自出面，意味著這是中央明確支持、公開背書的安排，陳毅接到任務，沒有多問一句，立刻啟程南下。

在上海市人代會正式召開前，陳毅專門參加了一次黨員大會。

那天，他一開口便直截了當：“同志們，我這次匆匆趕回來，是毛主席交給我一個任務，要我和大家商量一件事，請大家投榮毅仁一票，讓他當上海市副市長。”

隨即，他把毛主席的原話，一字一句地傳達下來，從榮家在民族資本中的地位，說到榮毅仁在公私合營中的態度，再到這一安排對上海、對全國所具有的示范意義。

為了讓大家真正理解，他又講起了一個細節鮮活的故事，一次，一位法國大資本家來華訪問，點名要和榮毅仁用英語單獨交談。

談話中，對方問榮毅仁，在共產黨政權下生活得怎么樣，榮毅仁回答得很平靜，生活沒有變差，反而更有安全感，也更想為國家多做點事。

那位法國人聽后，由衷感嘆，如果法國共產黨也能做到這一點，他愿意第一個支持。

故事講到這里，陳毅停了一下，環視全場，笑著問：“這樣的人，當不當得起一個副市長？”

會場里先是響起零星的掌聲，很快，掌聲連成一片。

幾天后，人代會正式召開，表決結果公布時，榮毅仁當選上海市副市長。

這一任命，向整個工商界釋放了一個極為明確的信號，新中國并不是要把民族資本一概排除在外，而是要把那些愿意與國家同行、與人民站在一起的人，真正吸納進來。

更重要的是，這張被點名的選票，標志著統戰工作從“團結、安撫”，邁入了“參與、共治”的新階段。

資本不再只是被改造的對象，也可以成為治理的一部分，對于當時的中國來說，這是一種罕見的胸襟，也是一種極具前瞻性的布局。

多年以后再回看1957年的那場選舉，人們或許更容易看到它的象征意義，但在當年，這一切并不宏大，也不喧嘩，只是通過陳毅的一次南下、一場講話、一張選票，悄然完成了一次時代層面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