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5月,北京已經有些悶熱。東單北極閣三條一間不大的書房里,50歲的李莎按下鋼筆,申請書一頁頁攤在桌面,墨跡微微發亮。
這并非普通文書。放棄祖國、改換國籍,意味著切斷回俄的最后通道。她想起母親絮叨的伏爾加小麥香,心頭抽了一下,卻沒有停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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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要追溯到三年前。1961年底,邊境氣氛驟冷,外事口來函要求清查“可疑外籍人員”。李立三夫婦的名字,被一些人寫進了報告。
李立三擋在妻子前面:“她同甘共苦二十多年,不是局外人。”同屋的老友悄聲勸他離婚以自保,他只回了一句,“不干。”話不多,卻擲地有聲。
其實,命運從1933年就把兩人系在一起。那年初秋,李立三用“李明”之名在莫斯科參加一次小型聚會,氣氛隨意,紅酒、俄歌、草帽舞,都很年輕。
旁座女孩葉麗薩維塔靜靜聽他談中國工人運動。她沒想到,那就是童年畫報里揮臂演講的英雄。聽不完的故事,讓她決定跟上這匹“烈馬”。
1935年冬,兩人決定同居。蘇聯婚姻登記并不繁瑣,十來個中國同志在留克斯招待所湊了桌家常菜,婚禮算結。李立三給妻子起了中文名——李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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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蜜沒維持多久。1938年2月24日凌晨,內務部軍警闖入住所。李立三被押往盧比揚卡,罪名含糊,其實是大肅反的慣例抓捕。李莎被要求劃清界限。
“我的丈夫不是反革命。”她在團會上只說這一句,隨即交出團證。此后十八個月,她靠250盧布助學金活命,還每月省出50盧布買面包遞進監獄。
1939年11月,案件翻轉。周恩來出面交涉,李立三獲釋。蘇德戰爭爆發前夕,小兩口遷往烏拉爾后方翻譯處,日子清苦,卻也熬到了勝利的鐘聲。
1946年1月,李立三踏上回國列車。站臺雪灰,汽笛嘶啞,李莎咬唇目送。半年后,東北局的邀請函終于抵達莫斯科,她幾乎是奔跑著去辦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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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爾濱、沈陽、北平,一路顛簸。1949年8月,夫妻在北京團聚。立三出任總工會領導,李莎進入北京俄語學院教書,女兒英娜在胡同口追蝴蝶。
冷戰陰云擠進日常。1960年起,街角貼滿“防諜”標語,外國面孔格外扎眼。流言難擋,李莎甚至被指“里通外國”。家里來過幾撥調查員。
出路只有兩個:離婚,或是改籍。周恩來聽完李立三四千字的申訴,鄭重建議:“若真不想分,就讓她成為中國人。”言語平靜,卻是一種保護。
李莎用三個月反復思量。她給遠在伏爾加的弟弟寫信:“也許再也見不到了,但別為我擔心。”1964年7月,她走進東城分局,遞上了那份申請。
兩個月后,國務院批復送到總理案頭。周恩來提筆,只寫兩個字——“同意”。八畫,干凈有力,像是給這樁跨越三十年的愛情蓋上中國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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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立三笑得像個孩子,可好景短暫。1967年6月22日,他病逝于北京醫院,終年68歲。那以后,李莎被隔離審查八年,鐵窗、干校、山西運城,耗盡青春。
1978年,風暴停歇,李莎回到北京。墻角的老行李箱仍貼著俄文車票,顏色早已褪去。1980年3月20日,中山堂挽樂低回,李立三獲得平反。
那天正好是李莎的66歲生日。她站在花圈叢中,抬頭看丈夫遺像,輕聲說:“總算等到了。”話語不高,卻壓過了所有嘈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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