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年，李莎向組織提交加入中國國籍申請，周總理親自批示：同意

1964年5月，北京已經有些悶熱。東單北極閣三條一間不大的書房里，50歲的李莎按下鋼筆，申請書一頁頁攤在桌面，墨跡微微發亮。

這并非普通文書。放棄祖國、改換國籍，意味著切斷回俄的最后通道。她想起母親絮叨的伏爾加小麥香，心頭抽了一下，卻沒有停筆。

事情要追溯到三年前。1961年底，邊境氣氛驟冷，外事口來函要求清查“可疑外籍人員”。李立三夫婦的名字，被一些人寫進了報告。

李立三擋在妻子前面：“她同甘共苦二十多年，不是局外人。”同屋的老友悄聲勸他離婚以自保，他只回了一句，“不干。”話不多，卻擲地有聲。

其實，命運從1933年就把兩人系在一起。那年初秋，李立三用“李明”之名在莫斯科參加一次小型聚會，氣氛隨意，紅酒、俄歌、草帽舞，都很年輕。

旁座女孩葉麗薩維塔靜靜聽他談中國工人運動。她沒想到，那就是童年畫報里揮臂演講的英雄。聽不完的故事，讓她決定跟上這匹“烈馬”。

1935年冬，兩人決定同居。蘇聯婚姻登記并不繁瑣，十來個中國同志在留克斯招待所湊了桌家常菜，婚禮算結。李立三給妻子起了中文名——李莎。

甜蜜沒維持多久。1938年2月24日凌晨，內務部軍警闖入住所。李立三被押往盧比揚卡，罪名含糊，其實是大肅反的慣例抓捕。李莎被要求劃清界限。

“我的丈夫不是反革命。”她在團會上只說這一句，隨即交出團證。此后十八個月，她靠250盧布助學金活命，還每月省出50盧布買面包遞進監獄。

1939年11月，案件翻轉。周恩來出面交涉，李立三獲釋。蘇德戰爭爆發前夕，小兩口遷往烏拉爾后方翻譯處，日子清苦，卻也熬到了勝利的鐘聲。

1946年1月，李立三踏上回國列車。站臺雪灰，汽笛嘶啞，李莎咬唇目送。半年后，東北局的邀請函終于抵達莫斯科，她幾乎是奔跑著去辦手續。

哈爾濱、沈陽、北平，一路顛簸。1949年8月，夫妻在北京團聚。立三出任總工會領導，李莎進入北京俄語學院教書，女兒英娜在胡同口追蝴蝶。

冷戰陰云擠進日常。1960年起，街角貼滿“防諜”標語，外國面孔格外扎眼。流言難擋，李莎甚至被指“里通外國”。家里來過幾撥調查員。

出路只有兩個：離婚，或是改籍。周恩來聽完李立三四千字的申訴，鄭重建議：“若真不想分，就讓她成為中國人。”言語平靜，卻是一種保護。

李莎用三個月反復思量。她給遠在伏爾加的弟弟寫信：“也許再也見不到了，但別為我擔心。”1964年7月，她走進東城分局，遞上了那份申請。

兩個月后，國務院批復送到總理案頭。周恩來提筆，只寫兩個字——“同意”。八畫，干凈有力，像是給這樁跨越三十年的愛情蓋上中國印章。

李立三笑得像個孩子，可好景短暫。1967年6月22日，他病逝于北京醫院，終年68歲。那以后，李莎被隔離審查八年，鐵窗、干校、山西運城，耗盡青春。

1978年，風暴停歇，李莎回到北京。墻角的老行李箱仍貼著俄文車票，顏色早已褪去。1980年3月20日，中山堂挽樂低回，李立三獲得平反。

那天正好是李莎的66歲生日。她站在花圈叢中，抬頭看丈夫遺像，輕聲說：“總算等到了。”話語不高，卻壓過了所有嘈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