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薦讀 | 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的“法語視角”——基于法文報紙的研究(1937—1938)

作者介紹

陳璞君 河海大學外國語學院講師

內容摘要1937至1938年間，法國本土主流報紙、地方報紙及法屬殖民地報紙對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暴行進行了廣泛報道。報道信源廣泛，既有法國駐華記者的報道，也廣泛援引外交人員、英美報紙與教會人士等的信息，報道對日本的官方表述持審慎態度，各國報道亦被法國政府內部參考資料援引。盡管存在殖民敘事的內部沖突，相關報道仍借助修辭表達與關聯敘事，在強化日軍暴行敘事的同時，將南京大屠殺納入法西斯暴行的認知框架。隨著暴行證據的持續累積，以法國宗教報紙與左翼報紙為代表，逐步轉向道德批判與行動倡導，完成了從罪行見證到干預引導的態度躍遷。戰時法文報紙所構建的第三方見證體系，反映了國際社會對南京大屠殺的早期認知。

關鍵詞侵華日軍 南京大屠殺 法語世界 報道

南京大屠殺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侵華日軍犯下的嚴重戰爭罪行之一，留在南京的外籍人士對日軍暴行的報道和記述，是南京大屠殺在戰時廣為國際社會所知的重要原因。目前學界對英美媒體對南京大屠殺的即時報道與后續評論進行了系統梳理。《欲蓋彌彰：南京陷落后日軍對西方人士返回南京的阻擾》一文指出南京陷落時在南京的5名英美記者的活動范圍和行動自由雖受到嚴格限制，但這些記者仍努力獲得了大量一手素材，拉開了西方媒體報道日軍在南京暴行的序幕。《抗戰期間〈紐約時報〉關于日軍南京暴行報道探析》《敘事差異與記憶紋理：〈紐約時報〉中的“南京大屠殺”（1937—2020）》等文章以《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為個案，對有關南京大屠殺的報道進行系統性歷史考察，還原了日軍在南京暴行的真相。此外，《“二戰”時期的媒體宣傳與新聞選擇——中、美、日三國報紙對“南京大屠殺”事件的報道比較分析》指出美國媒體對南京大屠殺的報道，不僅側重局勢報道，還關注中國民眾及在南京的美國人的生存狀態。《全球傳播語境中的國家創傷與媒介記憶——中、日、美、英“南京大屠殺”相關報道（1949—2014年）的內容分析》通過對比1949至2014年間中、日、美、英四國媒體有關“南京大屠殺”及相關事件的報道，旨在揭示不同國家媒介記憶的差異，分析其記憶框架，探討形成差異的原因。日本學者渡邊久志《“百人斬競賽”的報道與真相》一文梳理分析了日、中及英、美、法等國際媒體對“百人斬競賽”的相關報道，揭露了所謂的“百人斬競賽”就是大量屠殺中國俘虜及平民的罪惡行徑。與英美報道相比，學界對同期法語世界對南京大屠殺報道鮮有關注，其雖不如英美媒體活躍，但亦以其獨特的法語視角，形成以第三方見證與跨文化敘事為特征的傳播模式，參與南京大屠殺的歷史記憶建構。

本文基于1937至1938年間40余種法文報紙，梳理與考察了其對日軍在南京暴行的報道與傳播。研究對象既涵蓋《費加羅報》（Le Figaro）、《時報》（Le Temps）、《晨報》（Le Matin）、《十字架報》（La Croix）等法國本土主流報紙，亦包括《巴約訥報》（La Gazette de Bayonne）、《馬賽激進派報》（Le Radical de Marseille）、《南方日報》（Le Journal du Midi）等地方性報紙，同時兼顧《外國報刊每日簡報》（Bulletin quotidien de presse étrangère）、《意大利報刊定期簡報》（Bulletin périodique de la presse italienne）等收錄各國報道的法國政府內部參考資料，以及《小摩洛哥人》（Le Petit Marocain）、《馬達加斯加日報》（Le Journal de Madagascar）、《印度支那論壇》（La Tribune indochinoise）等法國保護國或殖民地報紙，力求全面呈現“法語世界”對南京大屠殺的報道。

一、多元信源交織下的報道呈現

歐戰爆發前，法國對日本侵華戰爭所持立場看似中立，實則充滿內在矛盾。一方面，法國在道義上常被視為傾向中國，如針對日軍轟炸南京的行為，美、英、法三國政府向日本政府遞交抗議照會，譴責其對平民的轟炸。另一方面，法國政府明確禁止軍事物資經印度支那運往中國。這一看似矛盾的“幕后姿態”，正如歷史學家皮埃爾·勒努萬（Pierre Renouvin）指出的那樣，源于法國在沖突地區缺乏直接地緣利益，且對華經濟聯系遠不及英美緊密。然而，法文報紙在報道日軍侵華戰爭時并未保持沉默，對南京陷落的過程進行了實時追蹤，并在報道日軍暴行時較早使用了“大屠殺”（massacre）、“暴行”（atrocité）等詞。

作為法文報紙持續關注的國際議題之一，諸多報紙設置了“中日戰爭”（La guerre sino-japonaise）、“中日沖突”（Le conflit sino-japonais）、“中國時局”（Les événements de Chine）、“中國新聞”（Nouvelles de Chine）等固定欄目。“conflit”（沖突）與“guerre”（戰爭）雖在法文中常互換使用，但存在細微差別：“guerre”一詞通常指正式、全面且通常已宣戰的沖突狀態，強調軍事行動的規模和強度；“conflit”則指武裝沖突或軍事摩擦，在外交辭令中有時被用作“guerre”的委婉說法。這一措辭上的分野，不僅是語義偏好，更是各報紙不同立場的體現：使用“conflit”的有《時報》《南方日報》《十字架報》《新時代》（L’ère nouvelle）、《比利牛斯愛國者報》（Le Patriote des Pyrénées）以及《上比利牛斯共和報》（Le Républicain des Hautes-Pyrénées）等，它們多為法國本土有影響力的全國性或地方性報紙，在相關報道中試圖保持客觀中立的姿態；使用“guerre”的有《馬達加斯加日報》《印度支那論壇》《摩洛哥日報》（Le Journal du Maroc）、《印度支那意志報》（La Volonté indochinoise）等，這些報紙或地處殖民地，或與戰區地緣關系更近，其報道也更側重揭露日軍的殘暴與戰爭的殘酷。

除了面向公眾發行的報紙，由法國外交部創辦的《外國報刊每日簡報》《意大利報刊定期簡報》《英國報刊定期簡報》（Bulletin périodique de la presse anglaise）等政府內部參考資料，匯集并翻譯世界各地的權威外文新聞報道，服務于法國政府對國際輿論的研判及外交政策的制定，具有一定的權威性。這些內部出版物中同樣設有“中國時局”（Les événements de Chine）、“日本侵華”（L’occupation japonaise en Chine）、“遠東時局”（Les événements d’Extrême-Orient）、“中日戰事”（Les hostilités sino-japonaises）等欄目。

法國本土報紙對南京局勢的廣泛關注與實時報道得益于其多元的信源，涵蓋在華特派記者、第三方目擊者、中日官方公報及英美報刊等渠道。一方面，以《小巴黎人報》（Le Petit Parisien）、《巴黎晚報》（Paris-soir）、《晨報》為代表的報紙依托其駐華記者持續報道實時戰況。如《晨報》記者喬治·羅賓（Georges Robin）于1937年11月底報道稱“首都（南京）生活因連日受到日軍的空襲幾近癱瘓”；12月7日，《巴黎晚報》特派記者勒內·洛朗斯（René Laurens）通過電報發回“日軍即將對南京發起最后總攻”的急訊；12月12日，《勞動報》（L’?uvre）轉引上海來電，報道北京方面的日本軍事專家已提前燃放鞭炮慶祝占領南京。不僅如此，在敘事手法上，《費加羅報》記者呂西安·羅米耶（Lucien Romier）以今昔對比構建歷史縱深，將南京昔日“文華絲瓷之都”與當下“遭圍轟焚掠，政府部門被摧毀，船只沉沒，政府和使館人員逃亡，街衢成墟，廢墟中只剩下饑餓的百姓”的慘狀對比，強化了戰爭的殘酷。

另一方面，法國報紙的駐華記者注重整合多方信源以構建交叉驗證的報道體系。南京陷落后，《小巴黎人報》特派記者喬治·莫雷斯特（Georges Moresthe）從上海發回的報道引述從南京脫身的美國目擊者證詞，揭露日軍在城中實施系統的劫掠，并把一些平民誤當作脫下軍裝的士兵而加以殺害。《勞動報》亦根據私人渠道佐證了日軍在南京屠殺了數千名中國平民，并強奸了大量年輕婦女和少女。同時，中國官方公報和法國駐華大使館的信息也被大量援引，以強化報道的細節與權威性，如《新時代》援引駐華大使館公報指出：“7架日軍飛機轟炸了南京，投下了超過300枚炸彈。”《日報》（Le Journal）則以“日本暴行”（Atrocités japonaises）為小標題通過一份由中國發布的官方公報證實，日軍在已陷落的南京城內對平民實施暴行。

法國報紙對侵華日軍暴行的早期報道以外交電文、駐華記者電報為主要信源，在南京陷落后，因沒有法國人士留守，其信源轉而高度依賴路透社、《泰晤士報》（The Times）、《紐約時報》等英美新聞機構，形成了跨語種的“回聲效應”。如《勞動報》《比利牛斯愛國者報》先后以“南京慘狀”（Scènes atroces à Nankin）、“日軍暴行”（Les atrocités japonaises）為小標題轉引路透社的報道，強調“日軍一進入南京城便表現出極端的殘暴”，并詳述“記者目睹了一場有條不紊的屠殺：多名被捆綁的中國戰俘分批集中，隨后被逐一射殺”，報道同時記載“12月14日，日軍洗劫了大學醫院的醫護財物，類似的搶劫場景在城內各處上演，包括美國護士的住所、難民營以及美國大使的官邸”。《泰晤士報》駐南京特派記者麥克唐納（MacDonald）的報道亦被法國報紙轉載，麥克唐納稱，日軍在南京的行徑極其野蠻，屠殺在12月15日全天還在持續，城市至今仍處于恐怖之中。此外，《字林西報》（North China Daily News）刊登的報道被路透社駐上海記者發回電報援引后，《費加羅報》《人道報》（L’Humanité）等法國報紙以“日本不欲為人知之事”“日軍暴行”等小標題進行二次轉載，該電報指出：“圣誕節當天，本報（《字林西報》）曾提及南京被日軍占領后發生的恐怖場面。彼時輿論普遍認為日軍暴行乃暫時性的軍紀渙散所致，系被戰火激發的嗜血欲望，并期望秩序能迅速恢復，南京平民可免于再遭此等劫難。然而令人震驚的是，自南京陷落直至今日，擄掠婦女、強奸及搶奪行為仍以駭人之勢持續蔓延。大量中國民眾無故被刺刀捅傷或遭槍殺，據估算死亡人數已達萬人”，除了對《字林西報》報道的轉引，相關報道還強調路透社的電報曾遭日本審查機構扣押。

在信息傳播嚴重受限的戰爭環境下，法國報紙的報道不可避免地受到日本信源的影響。《小巴黎人報》在12月13日的報道中坦承了這一困境：“目前在南京的外國記者屈指可數，然其通訊已完全中斷。我們所能獲取的消息，除南京守將唐生智偶爾以中文發布的無線電訊外，只能通過日方渠道獲得。”此種信息壟斷直接導致法文報紙大量參考日本同盟通信社等發布的戰報，報道內容在很大程度上被日本當局的政治立場與宣傳意圖所影響。在南京陷落前，日本媒體通過營造南京已被攻占的輿論氛圍引導公眾認知。法文報紙隨之呈現了日本自上而下的歡慶敘事，無論是近衛文麿通過官方聲明對“攻克南京”表示祝賀，還是虹口的日僑舉旗游行、歡呼雀躍的場面，皆通過法文報紙的轉載，成為歐洲讀者眼中中國戰事的景象，折射出戰爭時期信息來源單一化所導致的話語權失衡。但也有部分法文報紙對日軍勝利后在日本國內所激起的狂熱情緒始終保持警惕，并批判這種非理性的集體亢奮可能阻礙公眾對戰爭事實的理性認知。《馬賽激進派報》《東部共和報》（L’Est républicain）以“兩名日本軍官的悲劇性賭局”“兩名日本軍官的野蠻競賽”為題轉載了《東京日日新聞》對兩名日本軍官在日軍向南京進犯期間進行“百人斬”殺人競賽的報道。此外，相關報道在敘事中也刻意構建了南京與東京之間的空間對照。當東京街頭突發爆炸，記者借此諷喻：“一聲巨響過后，街面驟然撕裂，火焰噴涌而出——這番景象也讓安謐的東京市民嘗嘗他們軍隊在上海和南京街頭肆意制造的‘熱鬧’滋味，所幸沒有人員傷亡，但這足以引人深思，倒也未嘗不是件好事。”

盡管信源受限，法國報紙在普遍援引日方提供的統計數據時，在措辭上呈現以“攻占”（prise）、“戰役”（bataille）、“撤退”（retraite）為代表的三種定位。“prise”強調占領行為本身，敘事視角偏向日軍，形成了以進攻方為主導的敘事框架；“bataille”強調戰斗過程，當其在報道中與“tragique”（悲劇的）這一帶有情感負載的表述搭配時，則隱含對守城軍民的悲憫；“retraite”從中方軍隊的視角出發，突出其困境。盡管南京淪陷標志其軍事上的失敗，但法國報紙注意到其中所蘊含的抵抗意志與民族氣節，視其為面對侵略時不屈精神的體現。更為關鍵的是，針對日本公布的傷亡數據，相關報道借助語法層面的情態差異，將同一來源的統計數據嵌入不同的可信度框架，一些報道采用復合過去時“ont perdu”以陳述既定事實，另一些則使用條件式過去時“aurait perdu”或“auraient perdu”以植入推定性立場。這一時態選擇構成一種重要的話語策略，通過審慎地呈現傷亡數字，折射出對信息真實性的懷疑。

此外，部分報道并未將南京視為一個孤立的暴行案例，在追蹤報道廣州等地的戰事時，沒有因時空轉換而降低批判力度，而將其延伸并應用于后續戰事的分析與評述之中，以此揭示日軍在南京的暴行并非個案，實為一種具有延續性與普遍性的行為模式。例如，當1938年6月日軍對廣州實施轟炸時，報道指出此舉“與日本在占領南京時所表現出的殘忍暴行形成了悲劇性的呼應”，并回溯在南京發生的“大規模處決、酷刑、強奸和縱火，在那些親歷者，尤其是多位傳教士和外籍人士的筆下化作令人毛骨悚然的記述，他們甚至未敢將所見慘狀盡數記錄”。

二、殖民敘事的內部沖突

彼時的法國在其廣闊的殖民體系與保護國范圍內，建立起以法文報紙為核心的新聞傳播體系，形成一套兼具思想控制與文化滲透功能的殖民話語網絡。從北非的摩洛哥、阿爾及利亞，到東南亞的越南，乃至印度洋上的馬達加斯加，法國均主導發行了具有廣泛影響力的法文報紙。這一媒體網絡不僅服務于其殖民統治，更成為法國推行文化同化政策及塑造在地精英認同的重要工具。值得注意的是，這一體系甚至延伸至非殖民區域，為滿足外交、商貿與僑民群體的需要，《伊斯坦布爾報》（Istanbul）等法文報紙在土耳其這類主權國家亦廣泛流通，成為跨國信息傳遞與輿論塑造的重要媒介。

與法國本土的報紙相似，在日軍攻占南京后，此類報紙迅速進行報道，記述“南京城陷入火海，死亡、恐懼與貧困肆虐其間”，凸顯“南京保衛戰之慘烈，史無前例”。相關報道還進一步披露日軍在南京的一系列暴行，通過引述外國目擊者證詞，指出日本軍隊在進入南京時進行了掠奪并攻擊了居民。強調美國駐日大使格魯（Joseph Clark Grew）就日本士兵多次非法闖入美國人住宅并擄走中國女性難民一事向日本政府提出正式抗議。在引發廣泛外交關注的“愛利生事件”中，報道亦突出相關人員是在調查一起中國女性在美方建筑內遭日本士兵侵犯的事件時遭遇日本士兵掌摑，并指出在南京的美國傳教士與教育工作者持續向日本當局控訴其軍隊長達數周的屠殺與強奸行徑。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作為法國殖民話語在亞洲的關鍵一環，越南的法文報紙體現了殖民敘事與民族意識之間的復雜張力。以《印度支那論壇》為代表的進步報紙，首先通過“日本恐怖統治下的南京”（Nankin sous la terreur japonaise）、“日本枷鎖下的南京”（Nankin sous le joug japonais）等極具沖擊力的小標題構建了日軍暴行的空間敘事框架，對南京的城市創傷進行具象化書寫。報道指出：“國民政府歷時十年建設的南京城，如今僅余斷壁殘垣，此皆自12月13日起日軍肆意破壞所致……街頭尸骸枕藉，疫病流行之虞日甚。”“全城約四成建筑遭縱火焚毀，最豪華的兩家酒店被洗劫一空，所有貴重物品均被掠走。縱覽近代歷史，從未見證如此殘暴的行徑，外國僑民權益亦遭漠視。”在民眾生存狀態方面，報道聚焦弱勢群體的生存困境：“當前慘狀超乎言語所能形容。城中幸存者多為婦孺老弱，依靠微薄積蓄艱難度日。日軍不僅拒絕提供糧食補給，還阻撓外部的人道救援，饑民被迫以草根樹皮果腹。”報道還特別揭露日軍針對女性的暴行：“無數的尸體遍布街頭，其中包含數百名被剝去衣服的年輕女性，她們身上帶有刺刀造成的傷口。”。報道強調一位外國居民看到日本士兵從隔壁帶走了四名年輕婦女，搶劫行為甚至是在日軍軍官在場的情況下由日本士兵實施。

相關報道還采用了交叉驗證的策略。一方面，越南的法文報紙通過轉引《字林西報》嚴厲譴責日軍在南京暴行的報道，指出其部隊紀律渙散，近期屠殺逾萬平民，從11歲的女孩至53歲的婦女均未能幸免，受害者總數達8000人，另有2萬余人遭粗暴對待，搶劫行為持續整周。報道強調來自多方面的報告亦證實了《紐約時報》關于日軍在南京劫掠的報道。另一方面，通過揭露《曼徹斯特衛報》（Manchester Guardian）記者哈羅德·約翰·田伯烈（Harold John Timperley）關于日軍在華北與南京暴行的電文遭日方扣押的事實，凸顯日軍新聞審查制度與暴行之間的內在關聯。

部分越南法文報道則呈現了截然不同的敘事傾向，強調日方“未能找到可證實相關暴行的證人”，并指出日本新聞審查機關將攔截“所有不符合事實、意圖損害日軍聲譽的不實信息”。還有報道引述訪問過南京的法國傳教士言論，稱日軍“有效保護了教堂及外僑財產”，盛贊其“紀律嚴明、秩序井然”。該傳教士自述，盡管海外存在“反日宣傳”，他卻對日方態度“深表信服”，并強調“未見任何劫掠跡象”。法國代辦同樣表示，初抵中國時受媒體影響對日軍抱有偏見，原以為南京陷入恐怖統治，然一入城，即見太平景象，頓覺昔日印象全屬誤解。他特別指出，由日軍守衛的法國使館完好無損，市民對城市重建充滿信心，且日軍空襲僅針對軍事設施，未殃及民用住宅。美國副領事在視察南京的中國銀行后亦表示“欣慰”，稱“辦公設施與檔案資料保存完好，連裝飾花瓶都未有損毀”。

綜上所述，雖然“報刊業是法國在越南進行殖民統治的重要手段”，但是隨著民族意識的覺醒，越南的法文報紙形成立場迥異的兩大陣營，存在殖民話語與本土抵抗敘事的撕裂。一方是受嚴格管控的官方喉舌，始終將南京置于遠東戰場的坐標中，在報道中刻意維持中立或親日語調，通過援引日本的戰報和親日聲明掩蓋日軍的暴行，將南京大屠殺轉化為秩序重建等治理話語，以服務于法國統治越南的殖民需要。另一方則是以批判壓迫、喚醒民族意識為己任的進步報紙，借南京報道折射自身反殖民訴求，通過細節化的書寫，將南京的苦難轉化為亞洲被壓迫民族的共同創傷，在報道中以“中國不會滅亡”等表述隱喻越南民族獨立的合法性，其筆下的南京既非純粹的中國城市，也不是簡單的戰場，而是法國殖民體系下越南知識分子投射反殖民情緒、民族認同的隱喻空間，日軍暴行被轉化為殖民樣本，南京則成了越南自身命運的預警。

這一報道傾向的差異并非法屬殖民地所獨有，不同國家、不同機構的新聞報道很難在新聞敘事中保持中立，他們必然會把自身的立場與聲音隱匿于新聞報道之中，不同媒體敘事上的差異源于不同敘事主體的不同敘事目的。如作為《反共產國際協定》的簽署國及法西斯軸心集團成員，意大利媒體的立場同德、日保持高度一致。在法國政府內部出版物《意大利報刊定期簡報》中，意大利媒體并非中立的信息傳播者，而是法西斯國家戰略在輿論場上的關鍵執行者，報道具有明確的政治目的。其核心策略首先是將戰爭責任轉嫁于西方民主國家，如《意大利日報》（Giornale d’Italia）指責它們“鼓勵中國后又將其拋棄”，以此消解對日本侵略行徑的道德批判。在此基礎上，《人民報》（Gazzetta del Popolo）、《新聞報》（Stampa）通過諸如“南京遭帝國軍隊鐵與火之鉗圍攻”等修辭，著力渲染日軍軍事行動的迅速與高效。與此同時，面對諸如美軍“帕奈號”炮艦被炸等明顯不利于日本國際形象的事件時，報道采取選擇性失語的策略，即便在本國記者遇難的情況下也刻意回避追究日本的責任。值得注意的是，在親日敘事內部也存在不同的聲音，如法西斯政府前財政部部長、曾擔任南京政府財政顧問的阿爾貝托·德·斯特凡尼（Alberto de Stefani）在《新聞報》頗具預見性地指出，任何國家都不應該低估中國未來的購買潛力，并“希望這場悲劇最終能以公正的方式收場，使這兩個偉大的民族皆能受益；并愿中國人民將其對家族與財產那份近乎神秘的情懷，化作一道屏障，以抵御一切無論冠以何種名義企圖削弱中國的力量”。

三、從見證到干預的行動話語

隨著19世紀下半葉法國宗教報刊傳統的發展，法國社會形成了獨特的宗教公共領域。時任南京宗座代牧的于斌自1937年底起輾轉歐洲多國，向國際社會系統闡述中國戰場的嚴峻形勢，贏得國際社會對中國抗戰的廣泛同情與支持，還通過“中國災民救濟委員會”等組織為中國募集物資援助。

在公共形象塑造方面，于斌以流利的法文、淵博的學識與儒雅的風度，成功向西方公眾展現了一個兼具悠久文明與現代意識的中國形象，顯著改善了西方社會對中國的刻板認知。《比利牛斯愛國者報》《費加羅報》等報紙全程追蹤報道其在歐洲的行程，頻繁稱贊他“年輕、風度翩翩、法文流利而準確”，“眼鏡片后那雙寶石般的眼睛炯炯有神”，突出于斌作為中國知識分子的魅力。《十字架報》《黎明報》（L’Aube）等主流宗教報紙更將其譽為“城市守護者”（défensor civitatis）。通過援引歐洲戰爭記憶，將于斌與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比利時的曼爾西埃（Désire Joseph Mercier）相比較，贊揚他不僅是受難人民的保護者，更是正義與真理的捍衛者，從而彌合西方公眾的認知距離感，將中國抗戰嵌入反抗強權的敘事框架。

在國際輿論方面，于斌通過演講、辯論等多種形式，持續向西方社會揭露日軍轟炸城市、屠殺平民、摧毀學校、劫掠教堂等暴行。他強烈批判日本的侵略借口，強調中國四億民眾在文化、政治與信仰層面的內在統一，指出“許多平民，甚至包括婦女和兒童，以可怕的方式被屠殺”。中國正在經歷“最血腥的磨難，殘暴的力量肆意蹂躪弱小，其驕橫與殘酷之極致，令整個世界既震驚又憤怒，這般屠殺前所未有”。法國報紙評價其陳述“言辭懇切、細節翔實”，認為他的揭露“必將使不明真相的人們認清日本侵略的真實動機及日本軍方對待中國民眾的殘暴方式”，并贊揚他“以堅定的態度揭露了日本的謊言，為和平與真理事業作出了杰出貢獻”。

因此，抗戰時期，于斌不僅是宗教人士，還作為“外交使者”活躍于國際舞臺。法文報紙對于斌的報道明顯傾向于道德敘事與正義論述，將他塑造為中國抗戰的精神象征，并借助其言行不斷批判日本的侵略行為。相關報道不僅反映了當時法國社會對中國抗戰的普遍同情，更凸顯了宗教報紙在國際輿論場中獨特的敘事邏輯與道德影響力。它們始終將戰爭置于信仰與道德的評判框架之下。一方面，將中國的抗戰敘事與天主教捍衛正義的傳統相關聯，使中國抗戰的正義性在宗教價值體系中獲得共鳴；另一方面，以“教會受難”“平民傷亡”等具象化敘事，將遙遠的戰爭轉化為天主教世界關切的人道主義危機，實現了從宗教道德話語到國際政治聲援的跨越。正是這種基于信仰認同的敘事機制，使宗教報紙成為中國爭取國際輿論支持進程中不可替代的傳播力量。

除了宗教報紙外，在日本侵華戰爭期間，尤其是國際反侵略運動大會成立后，更多的法國左翼知識分子參與聲援中國。以《人道報》為代表的法國左翼報紙，通過對日軍暴行的系統報道，構建了影響深遠的批判性敘事。

首先，此類報道不限于即時性的戰況通報，而是以人道主義為基石，對日軍暴行進行系統揭露與強烈譴責，并上升至對和平秩序與文明存續的憂思。一方面，報道以“每死1名士兵，就有10名平民被殺”等精確數據和具體案例強調日軍實施的是“一場滅絕之戰”。另一方面，報道敏銳地抓住日本軍國主義的核心特征，即其戰爭的終極目標不僅是軍事征服，更是旨在實現文化滅絕，報道詳細記述了日軍有系統地摧毀中國大學、屠殺師生、進行思想禁錮等行為，并尖銳地指出：“日本企圖滅絕（中國）文化，在這一點上，它甚至超過了歐洲。”從南京的集體處決到針對高校的蓄意摧毀與對知識分子的迫害，相關報道將日軍行徑定性為對人類文明準則的悍然踐踏。

其次，知識界將歐洲法西斯主義的侵略行為與日本軍國主義之間建立起因果聯系。相關報道通過將日本在遠東的暴行與德、意在歐洲的罪行進行比較，指出兩者存在相似性。在題為《致1938》（à 1938）的新年致辭中，作者以擬人化的手法對“1938年”這位“女士”發出請求：“您將引領萬民互愛與普世和平。無須強迫我們去擁抱那些在南京以殺戮為歡宴的日本人與那些在西班牙屠戮孩童的意大利人，您終將找到方法，帶我們度過這一年。”這一將中國與西班牙進行類比的敘事，不僅打破了地理隔閡，揭示了法西斯暴行在歐亞大陸的同步蔓延，也將中國的抗戰納入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敘事之中。

最后，左翼報紙及其所代表的進步力量，如《人道報》社長馬賽爾·加香（Marcel Cachin）、激進黨議員萊昂·阿爾尚博（Léon Archimbaud）、國際和平聯合（Rassemblement universel pour la paix）、法國天主教勞工青年會（Jeunesse ouvrière chrétienne）等提出了明確的行動綱領，包括推動國際聯盟與各國政府向中國提供“有效的物資援助”，在民間發起青年勞工群體募捐、動員“抵制沾滿了無辜者鮮血的日貨”等。這些主張標志著法國左翼群體不再滿足于見證者與批評者的角色，實現了向行動倡導者的轉向。

綜上所述，法國宗教及左翼報紙不僅是戰時信息的傳遞者，更是日軍罪行的批判者與聲援中國的行動倡導者。通過將對日軍暴行的抵抗置于世界反法西斯戰爭與捍衛人類文明的語境下，將遙遠的戰爭轉化為法國公眾能夠感知并負有責任的宗教與政治議題，不僅為歷史留下了珍貴的證言，更在輿論場構建了旨在喚醒公眾良知、推動國際聯合行動的強大話語體系。

結語

法語世界對南京大屠殺的報道形成了獨特的見證體系，構成了該歷史事件世界記憶中不可忽視的一環。首先，通過多元信源的整合，法文報紙試圖秉持相對客觀的立場，尤其在時態選擇、情態表達與修辭策略等方面，將事實陳述的準確性、道德評判的正當性與證據處理的審慎性結合起來。其次，法文報紙的報道呈現出明顯的階段性特征，從初期對戰事的客觀記錄，逐漸轉向對暴行細節的揭露，最終升華為對日本軍國主義行為的批判與聲援中國的行動倡議。最后，盡管法文報紙的報道為南京大屠殺歷史留下了不可磨滅的第三方記錄，但不可避免地受到當時法國殖民利益與歐洲中心主義視野的制約，暴露出西方社會認知的歷史局限性。

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的歷史節點上，對“法語視角”下有關南京大屠殺報道的挖掘與審視，不僅從媒介檔案層面豐富了南京大屠殺史實的記錄，也為理解這段歷史的跨文化傳播機制提供了有效案例。法文報紙的報道實踐表明，這一歷史記憶的建構不僅需要不同民族與國家對暴行的共同揭露與道德共振，也離不開對歷史的反思，歷史創傷的世界記憶從來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在不同文明視角的持續對話、碰撞與協商中逐步構建。如何讓不同文明背景的人們了解、認同、銘記歷史的傷痛，是關乎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大課題。從見證歷史到共筑和平，是一條需要不斷重溫與開創的道路，唯有在共同銘記歷史苦難的基礎上，人類才能攜手構建一個更加公正、包容的和平未來。

原文載于《日本侵華南京大屠殺研究》2025年第4期，注釋從略

·來 源：《日本侵華南京大屠殺研究》雜志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