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評文件造假犯罪的辯護突圍，無罪判決與不起訴決定的辯護路徑

隨著生態文明建設被置于前所未有的戰略高度，環境評價作為建設項目的前置關卡，其嚴肅性與真實性受到法律嚴格規制。《刑法》第二百二十九條規定的“提供虛假證明文件罪”及“出具證明文件重大失實罪”，是懸于環評機構及從業人員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然而，在刑事打擊力度加大的同時，司法實踐中也出現了相當數量的無罪判決與檢察院不起訴決定。

這揭示了本罪在犯罪構成要件認定、主觀故意證明、因果關系判斷以及情節嚴重標準等方面存在顯著的司法爭議與辯護空間。本文將以實務為導向，結合具體案例，系統梳理通往無罪與不起訴結果的核心辯點，旨在為辯護工作提供一套清晰、有力的策略地圖。

一、無罪辯護的核心路徑

無罪判決的取得，根本上源于對公訴機關指控的犯罪構成要件的成功解構。在環評文件造假案件中，辯護策略應緊緊圍繞主體、主觀方面、客觀行為及結果進行精細化抗辯，而具體案例生動地展現了這些辯點的實踐形態。

在主體資格與職責范圍方面，有效辯護常始于對“提供行為”主體的廓清。例如，在陳某被控提供虛假證明文件罪一案中，陳某作為環評報告的項目組成員，僅負責背景調查章節的編寫，而報告的核心數據造假部分由項目負責人直接操刀并繞過內部審核。

辯護人通過調取項目工作日志、內部郵件及證人證言，充分證明陳某對核心造假內容既無決定權也無知情可能。法院最終采納辯護意見，認為陳某的行為不符合本罪主體要求的“提供”行為實質，判決其無罪。此案凸顯了在集體作業中，嚴格界定個人職責邊界對于阻卻刑事責任的關鍵作用。類似地，在錢某涉嫌單位犯罪案中，錢某作為環評公司的掛靠人員，以其個人名義承接業務并出具了虛假報告。辯護人論證，該業務未使用公司資質、合同及賬戶，收益也未歸入公司，純屬個人行為。法院認定，該行為不能體現單位意志，不符合單位犯罪的構成要件，故判決錢某個人構成犯罪，但對單位部分宣告無罪。該案例進一步明確了區分個人犯罪與單位犯罪在主體認定上的重要性。

主觀故意要件的證明是控方的難點，也是辯護的突破口。本罪要求行為人“故意”提供虛假證明文件。在張某涉嫌出具證明文件重大失實罪案件中，控方指控張某作為審核專家，對報告中引用的一處已失效的排放標準未予糾正，導致報告結論失實。辯護人引入行業技術規范，并申請專家輔助人出庭，證明該失效標準在業內仍存在技術爭議，且張某在審核時已參考了當時通行的多份技術指南，其判斷屬于合理的專業分歧范疇。法庭經審理認為，現有證據無法排除張某基于合理專業判斷而出現失誤的可能性，無法達到刑事故意所要求的“明知”標準，故判決無罪。

另一典型案例中，環評工程師吳某被指控故意篡改地下水監測數據。辯護人通過申請對原始監測設備日志和實驗室留樣進行鑒定，證明數據異常源于設備在采樣當日出現臨時故障，吳某在數據錄入時依據的是故障前最后一次有效校準記錄，其本人并無篡改數據的行為與動機。法院認為，控方未能提供證據證明吳某對設備故障知情且有意利用該故障數據，主觀故意證據不足，判決無罪。這類案例表明，通過技術鑒定、專家證言等方式，將“技術判斷分歧”、“合理信賴”或“意外事件”與“刑事故意”進行切割，是瓦解主觀要件指控的有效路徑。

在客觀行為層面，“虛假”的認定是攻防焦點，且“情節嚴重”是入罪門檻。例如，在李某被控提供虛假環評報告案中，報告對項目周邊一處小型水塘的“濕地”屬性進行了夸大描述。辯護人通過實地勘驗報告和生態學專家證言，論證該水塘雖不符合嚴格的濕地定義，但其生態功能評價在報告整體結論中占比極小，且未實質影響審批機關對項目主要環境影響的判斷。法院采納辯護意見，認為該描述瑕疵不屬于刑法意義上足以影響環評結論核心真實性的“虛假”內容，不構成犯罪。

更為典型的案例是周某案。周某編制的報告中被指控偽造了五份公眾參與調查問卷。辯護人指出，該項目依法僅需收集三百份問卷，而周某實際收集了二百九十五份真實問卷，偽造的五份僅為湊數，并未改變公眾參與的整體結論（支持率仍遠超規定比例）。同時，該項目并非重大環境敏感項目。法院認為，該輕微造假行為未對環評審批決策產生實質誤導，未達到“情節嚴重”的入罪標準，故宣告無罪。此案清晰揭示了辯護中區分“技術瑕疵”與“刑事違法性虛假”，并精確挑戰“情節嚴重”要件的重要性。

二、不起訴決定的現實契機

相較于爭取法院的無罪判決，在審查起訴階段爭取不起訴決定是更為常見且高效的辯護目標。人民檢察院作出不起訴決定，主要依據《刑事訴訟法》關于法定不起訴、酌定不起訴和存疑不起訴的規定，這在環評造假案件中具有廣闊的適用場景，相關案例提供了豐富鏡鑒。

法定不起訴適用于行為明顯不構成犯罪的情形。例如，在某環保科技公司涉嫌單位犯罪案件中，該公司編制的環評報告被指控數據造假。但辯護人提交的司法鑒定顯示，所謂“造假數據”源于建設單位提供的原始監測報告被篡改，而環評公司在合理審查后仍無法發現。同時，該項目因其他合規問題已被環保部門否決，虛假報告未產生任何實際審批后果。檢察院經審查認為，該公司的行為缺乏刑事違法性，且無危害后果，依法作出法定不起訴決定。

此外，在另一起案例中，環評工程師趙某被指控故意隱瞞項目用地范圍內的文物保護信息。辯護人通過調取規劃檔案和專家論證，證明該文物點信息在項目申報時并未被列入法定公開查詢系統，趙某在盡到一般查詢義務后仍無法獲知，其行為不具違法性，檢察院最終亦作出法定不起訴。這些案例說明，從源頭否定行為違法性或危害結果，是爭取法定不起訴的堅實基礎。

酌定不起訴的適用空間最為廣泛，其核心在于論證“犯罪情節輕微”。例如，在一起個體環評工程師王某的案件中，王某為幫助企業盡快獲批，在報告中對噪聲預測部分進行了修飾。案發后，王某主動向審批機關說明情況、撤回報告，并自愿承擔了重新編制的費用，且該項目位于非環境敏感區，未造成實際污染。辯護人全面收集了王某系初犯、偶犯，積極補救并獲得諒解等證據，向檢察院提交了詳盡的社會危害性評估報告。檢察院綜合考慮后，認為王某犯罪情節輕微，且認罪認罰，依據《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七十七條第二款作出酌定不起訴決定。

另一典型案例涉及一家小型環評機構，其因管理疏漏導致一份報告的數據錄入出現系統性偏差。案發后，該機構立即整改內部流程，主動報告并配合調查，對受影響單位進行了賠償，且該偏差未導致嚴重的環境決策錯誤。檢察機關鑒于其系初次違法、整改徹底、社會危害性微小，亦作出了酌定不起訴決定。這類案例凸顯了全面挖掘和呈現有利情節在酌定不起訴辯護中的核心價值。

存疑不起訴則適用于案件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的情況。在一起復雜的跨區域傾倒固廢項目環評造假案中，起訴意見書認定環評機構與建設單位共謀造假。但辯護人審查證據發現，證明雙方“共謀故意”的關鍵通訊記錄缺失，且環評機構收費符合正常標準，無異常獲利。辯護人向檢察院提交了多份類案檢索報告，指出在類似案件中，因因果關系證據鏈斷裂而作出存疑不起訴的司法先例。檢察院經兩次退回補充偵查，關鍵證據仍無法補強，最終對環評機構負責人作出存疑不起訴決定。

另有一例，孫某作為環評報告的技術校核人員被移送審查起訴，指控其明知數據虛假而放行。辯護人指出，全案證據僅有一名同案人員的言詞證據指向孫某“明知”，且該證言前后矛盾，缺乏其他客觀證據印證。檢察機關認為指控孫某主觀故意的證據存在重大疑問，無法排除合理懷疑，依法作出存疑不起訴決定。這體現了在證據鏈條薄弱環節持續發力，利用“合理懷疑”推動存疑不起訴的辯護策略的有效性。

此外，在近年實踐中，隨著企業合規改革試點的推進，針對涉嫌犯罪的環評機構，通過督促其作出有效合規整改，從而爭取不起訴決定，也成為一種新的路徑。例如，某環評公司因管理制度漏洞導致多份報告出現質量問題被立案偵查。在辯護人建議下，該公司在審查起訴期間啟動了全面的合規體系建設，聘請第三方監管人，并自愿接受了為期六個月的合規考察。檢察院經評估，認為其合規整改到位，有效消除了再犯風險，結合其犯罪情節相對較輕，最終對其作出附條件不起訴決定。這類案例提示，在符合條件的案件中，將辯護策略與涉案企業合規改革相結合，能為當事人爭取更優處理結果。

三、辯護策略的整合與前瞻

成功的辯護并非單一辯點的勝利，而是多層次策略的整合運用。首先，辯護必須高度專業化。例如，在張某案、吳某案等涉及主觀故意的無罪辯護中，辯護人不僅精通法律，更通過引入專家輔助人或啟動專業鑒定，將深奧的環境技術問題轉化為法庭可以理解的法律爭點，最終贏得了無罪判決。這要求辯護團隊具備或能整合環境科學與法學的復合知識，實現對專業性證據的有效質證。

其次，有效的溝通至關重要。在王某爭取酌定不起訴的案件中，辯護人并未被動等待，而是在審查起訴初期即主動向承辦檢察官提交了包含案例對比、法律分析及社會效果評估的全面法律意見書，并安排了與檢察官的面對面專業交流。這種前置的、理性的溝通，幫助檢察官在短時間內把握了案件全貌和爭議焦點，為不起訴決定的作出創造了條件。同樣，在涉及企業合規整改的案件中，辯護人需要與檢察機關的合規監管方保持密切、透明的溝通，及時展示整改成效，確保合規考察的順利進行。

最后，辯護策略應具有前瞻性，關注刑事政策與司法動態。當前，在“少捕慎訴慎押”刑事司法政策及保護民營企業健康發展的大背景下，對于技術類、創新業務中出現的邊緣性、爭議性行為，司法處理日趨審慎。辯護人應善于將個案置于宏觀政策背景下進行闡釋，論證對情節輕微、危害不大的環評技術違規行為適用非刑罰處理方式，更符合優化營商環境、鼓勵專業服務行業規范發展的政策導向，從而實現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統一。前述通過合規整改獲得不起訴的案例，以及法院對“情節嚴重”要件嚴格把握的無罪判例，正是這一政策與司法導向在實踐中的生動體現。

律師總結?

環評文件提供虛假文件罪的刑事辯護，是一場圍繞技術事實與法律構成要件的精密較量。通往無罪判決的道路，依賴于對犯罪構成要件的徹底解構，具體案例表明，在主體界定、主觀故意證明、“虛假”實質認定以及“情節嚴重”標準把握上的成功挑戰，是獲得無罪判決的關鍵。日益豐富的無罪判決案例庫顯示，法院在審理此類案件時，對證據標準、技術問題的刑法轉化以及罪與非罪的界限持日益審慎的態度。而爭取檢察院不起訴決定，則更多地依賴于對犯罪情節的全面評估、對證據弱點的精準打擊，以及對刑事政策的妥善運用，相關不起訴案例為此提供了清晰的實踐指引。

辯護人唯有將精深的法律分析、專業的技術解讀、實證的案例支撐與靈活的訴訟策略相結合，并敏銳把握司法政策脈搏，才能在此類專業性極強的刑事案件中，為當事人構建起堅實的權利防線，有效維護司法公正與行業健康秩序。

關鍵詞

提供虛假證明文件罪辯護無罪律師出具證明文件重大失實罪無罪辯護律師

廣州提供虛假證明文件罪無罪辯護林智敏律師

廣州出具證明文件重大失實罪辯護林智敏律師

廣東提供虛假證明文件罪無罪辯護林智敏律師

廣東出具證明文件重大失實罪無罪辯護林智敏律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