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懷與兩位烈士弟弟，兒時為謀生計不得不討飯度日，長大后懷揣為窮苦人民翻身的理想，毅然投身革命戰斗

1992年的冬天，江西宜春豐城的一個偏僻山村里，枯黃的落葉鋪滿了進村的黃土路。

村口那棵掉了葉子的老槐樹下，站著一位身穿筆挺西裝的老人，他的皮鞋雖然沾了些塵土，但依然能看出質地考究，與周圍拿著農具、穿著棉襖的村民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老人的身體在寒風中微微發抖，并不是因為冷，而是因為一種難以言說激動，他張著嘴，眼神急切地在每一個路過的村民臉上掃過，卻始終發不出聲音，只有眼淚順著滿是皺紋的眼角無聲地滑落。

身旁那位燙著卷發、氣質溫婉的婦人輕輕拍著老人的后背，低聲細語地安撫著他的情緒，那是他的妻子，陪他跨越了海峽，回到了這片讓他魂牽夢繞的土地。

01

這個在村口徘徊的老人叫楊韋成，1932年就出生在這個村子里，算起來，離家已經整整四十多年了。

上世紀三十年代的贛中農村，日子過得那是真苦，楊韋成的父親是家里的老大，可是命薄，楊韋成才兩三歲的時候，父親就撒手人寰了，留下了孤兒寡母在這個看重宗族勢力的村子里艱難求生。

那個年代，家里沒了頂梁柱，孤兒寡母就是別人眼里的“肥肉”，楊韋成記憶里最深刻的畫面，就是母親拉著他的手，在各個村子之間乞討，為了口吃的，受盡了白眼。

楊韋成家里其實還有兩個叔叔，二叔楊寶剛和三叔楊寶喜，按理說，親兄弟走了，照顧嫂子和侄子是分內的事，可這兩位叔叔卻有著自己的算盤。

父親死后，家里原本的幾畝薄田莫名其妙就沒了，楊韋成那時太小，不懂什么是“吃絕戶”，只知道自己和母親連住的地方都快保不住了。

到了1941年，楊韋成9歲那年，母親實在熬不下去了，想要帶著他改嫁到南昌，給娘倆找條活路。

這本是無奈之舉，可就在母親帶著他到了南昌的新家沒幾天，二叔和三叔就帶著一幫族里的壯漢找上門來了，他們不是來送行的，是來要人的。

那些人聲色俱厲，指著母親的鼻子罵，說楊韋成是楊家的種，絕對不能改姓，更不能被帶走，否則就是丟了楊家祖宗的臉。

母親氣得渾身發抖，質問他們當初母子倆乞討的時候，這些所謂的親人在哪里，可宗族的規矩大過天，在那個環境下，母親的眼淚和控訴顯得那么無力。

楊韋成被強行帶回了豐城老家，這一下，他徹底成了沒爹沒媽的孩子。

回了村，兩個叔叔又開始踢皮球，誰也不愿意多張嘴養個半大孩子，最后因為二叔膝下無子，為了將來有人摔盆，才勉強收留了楊韋成。

二叔家窮得叮當響，但好歹能給口飯吃，楊韋成那時候想，只要不餓死就行，可命途多舛，沒過兩年，二叔也病死了。

這下輪到三叔接手了，三叔楊寶喜是個生意人，在鎮上開了家糕點鋪，日子過得比二叔家滋潤多了，家里還有兩個兒子。

楊韋成到了三叔家，名義上是侄子，實際上就是個不要工錢的長工。

糕點鋪里的臟活累活全是他的，糖放多了要挨打，火候沒看好要挨打，就連顧客沒招呼好也是一頓揍，而三叔那兩個親生兒子，卻整日游手好閑，吃香喝辣。

那時候的楊韋成，早早就學會了看人臉色，他知道自己寄人籬下，這就是命。

02

好日子沒過多久，戰火就燒到了家門口。

不到半年的光景，日本人打過來了，飛機在頭頂上盤旋，炸彈落下來的聲音震得地都在抖。

逃難的時候，人性最經不起考驗，三叔帶著老婆孩子細軟跑了，把楊韋成一個人扔在了糕點鋪里。

楊韋成嚇壞了，跟著逃難的人流漫無目的地跑，好在他命大，在亂世中活了下來，后來局勢稍微平穩點，他又碰到了回鄉種地的三叔一家。

鋪子沒了，一家人只能靠種地為生，糧食緊缺，吃飯成了最大的問題。

每次吃飯，三叔一家四口圍坐在桌前，楊韋成只能端著個破碗，蹲在門口，等著吃剩下的殘羹冷炙。

即便這樣，三叔還是覺得他是個累贅。

1945年，抗戰勝利的歡呼聲還沒散去，13歲的楊韋成被三叔打發了出去，讓他去福建跟著一個木匠學手藝，其實就是為了省口家里的糧食。

楊韋成背著個小包袱，一路乞討到了福建，幸運的是，他遇到的這位木匠師傅是個好人。

師傅看他可憐，又肯吃苦，手把手地教他本事，不僅管吃管住，還在過年的時候塞給他一筆路費，讓他回江西老家看看。

楊韋成拿著錢，買了些禮物興沖沖地回了三叔家，那個年，是他童年里為數不多的溫暖記憶，雖然他知道，這份客氣是因為他兜里的錢。

過完年，楊韋成又回到了福建，他想好好學手藝，將來自己立門戶。

可命運總喜歡開玩笑，幾個月后，家族里的長輩突然來信，說三叔和兩個堂弟在短短幾個月內相繼染病去世了，家里只剩下了三嬸。

長輩在信里說得冠冕堂皇，讓他趕緊回去幫襯三嬸，撐起楊家的門戶。

楊韋成是個重情義的人，辭別了師傅趕回老家，可一進門，三嬸就哭得呼天搶地，說出了真相。

原來，族里人是怕三嬸改嫁帶走田產，這才急著把楊韋成叫回來，名為幫襯，實為監視和占地。

楊韋成看著滿屋的凄涼，他不忍心做那個惡人，也不想卷入這種宗族的算計，給三叔磕了幾個頭，又連夜回了福建。

這次回去，楊韋成的手藝越發精湛，兩年時間就能獨當一面了，手里也攢下了不少錢。

人一旦手里有了錢，若是沒人引導，很容易走歪路。

楊韋成染上了賭博，辛辛苦苦攢的錢一夜之間輸了個精光，還欠了一屁股債，債主天天堵門要賬。

走投無路之下，他看到了征兵的告示，那時候他想得簡單，只要進了部隊，有了槍，債主就不敢把他怎么樣。

師傅知道后，氣得拿木板抽他，打斷了木板，最后還是替他還了債，想把他留在身邊走正道。

可賭癮難戒，沒過多久，楊韋成又輸了，這次他沒臉再見師傅，偷偷報了名，穿上了軍裝。

他沒想到，這一走，就是海峽兩隔，這一走，就是半個世紀的鄉愁。

03

部隊一路南撤，楊韋成跟著大部隊到了廈門，連槍栓都沒拉幾回，就被塞進了開往臺灣的運輸船。

船艙里擠滿了人，大浪顛簸，很多人吐得昏天黑地，楊韋成看著茫茫大海，心里一片迷茫，他不知道這船要開去哪里，也不知道什么時候能回來。

到了臺灣，日子并不好過，老兵欺負新兵是常事，但楊韋成有一手好木匠活。

長官發現他會做家具，便讓他專門負責營房里的修修補補，不用出操，不用站崗，還能吃上小灶，在那個物資匱乏的年代，這也算是個肥差。

可意外總是來得猝不及防，一次外出運木材，卡車在山路上失控，一頭撞在了樹上。

楊韋成被卡在駕駛室里，等被人救出來時，左臂已經斷了。

當時的醫療條件有限，傷兵又多，他在醫院里躺了三個月才輪到手術，醫生一看，骨頭都已經長歪了，要想接正，就得把骨頭敲斷了重來。

楊韋成怕了，他搖了搖頭，就這樣，他帶著一條殘疾的胳膊退了役。

離開了部隊，楊韋成在臺灣舉目無親，為了生存，他重操舊業做起了木匠，后來木匠活不好攬了，他又跟著漁船出海。

海上的日子苦，風吹日曬，還要提防臺風，但楊韋成肯吃苦，慢慢地也攢下了一些家底。

在那個年代的臺灣，像他這樣的外省老兵，又帶著殘疾，想要成個家比登天還難。

一直拖到1969年，37歲的楊韋成才遇到了一個肯跟他過日子的臺灣本地姑娘。

姑娘的父母起初死活不同意，嫌他年紀大，嫌他是外省人，更嫌他是個殘疾。

楊韋成拿出了當年追債主那股勁頭，一次次登門，把自己的積蓄亮出來，把在臺北買的房契拿出來，發誓會一輩子對姑娘好。

精誠所至，金石為開，他終于有了自己的家，后來又有了一個兒子。

日子一天天過去，楊韋成從壯年變成了老頭，1982年，50歲的他實在干不動重體力活了，便在一家醫院找了個清潔工的差事。

生活安穩了，那股壓抑在心底三十多年的思鄉之情，就像野草一樣瘋長。

04

1987年，兩岸開放探親的消息傳來，楊韋成捧著報紙，哭得像個孩子。

他想回家，想去看看那個讓他受過苦，也讓他魂牽夢繞的江西老家。

妻子是個通情達理的人，知道丈夫的心結，但她擔心楊韋成身體不好，一個人回去不方便，便約定等她退休了，兩人一起回去。

這一等，就是五年。

1992年，楊韋成終于踏上了返鄉的旅程，飛機落地，轉火車，轉汽車，每離家近一步，他的心跳就快一分。

他們先去了南昌，那是母親當年改嫁的地方，可得到的消息卻是晴天霹靂——母親在五年前就已經去世了。

楊韋成跪在母親的墳頭，把頭磕得砰砰響，如果早回來幾年，哪怕是早回來一天，或許都能見上一面，可這就是命，這就是大時代的殘酷。

帶著無盡的遺憾，他又回到了豐城老家，想去看看三嬸，結果被告知，三嬸也在幾年前走了。

親人都沒了，楊韋成覺得自己像是斷了線的風箏，在這個世界上找不到根了。

他不甘心，他帶著妻子回到了自己出生的小山村。

村口的路變了，房子變了，連那條河似乎都變窄了。

楊韋成穿著西裝，站在村口，看著來來往往的村民，竟然沒有一張熟悉的面孔。

他逢人就問：“我是楊韋成，你們認不認識我？”

村民們看著這個打扮時髦的老頭，眼神里充滿了疑惑和警惕，小孩子們跟在他身后起哄，甚至有人在背后議論，說村里來了個“瘋子”。

楊韋成不在乎，他只是想找到一個證明，證明他曾經屬于這里。

就在他快要絕望的時候，路邊一個曬太陽的老人引起了他的注意，那老人的眉眼，依稀有著當年的影子。

楊韋成沖過去，語無倫次地介紹自己的父親、二叔、三叔的名字，像是在背誦一段久遠的家譜。

曬太陽的老人渾濁的眼睛盯著他看了許久，渾身顫抖了一下，試探著喊出了一聲：“你是韋兒？”

那一刻，60歲的楊韋成，當著全村人的面，哭得像個走丟了又被找回來的孩子。

那個中午，他在老人家里吃了一頓飯，那是家鄉的味道，是幾十年來最香的一頓飯。

臨走時，他給老人留下了100美金，他知道，這輩子可能再也回不來了。

05

回到臺灣后的楊韋成，大病了一場，心里的念想斷了，生活還要繼續。

他把希望都寄托在兒子身上，送兒子去美國留學，哪怕自己省吃儉用，也要供兒子出人頭地。

1997年，遠在美國的兒子突然回來了，楊韋成高興得不得了，以為兒子是回來盡孝的。

兒子拿出一堆英文文件，說是能幫他在美國辦綠卡，還能給家里省稅，讓父親簽字。

楊韋成不懂英文，但他信兒子，二話沒說就簽了字。

可兒子拿了文件走后，沒過兩個月，楊韋成就收到了臺灣相關部門的通知，他的退休金和低保被取消了。

原因很簡單，文件顯示他在美國有直系親屬撫養，且收入狀況“良好”。

原來，兒子把他“掛”在了自己名下，用來在美國申請減稅，卻根本沒想過這會斷了父親在臺灣的活路。

楊韋成瘋了一樣給兒子打電話，可那邊永遠是忙音，后來甚至換了號碼。

他找人打聽，才知道兒子在美國過得很好，住大房子，開好車，卻為了那點稅金，算計到了親爹頭上。

那一刻，楊韋成的心徹底涼了，比當年在福建輸光了錢還要涼，比得知母親去世還要痛。

他想不通，自己一輩子顛沛流離，吃盡了苦頭，最后怎么養出個這么個白眼狼？

在那個孤寂的晚年，楊韋成做了一個決定。

2005年，73歲的楊韋成在遺囑里寫得清清楚楚：除了留給老伴的養老錢，剩下的積蓄全部捐給慈善機構，一分錢也不留給那個遠在美國的兒子。

不僅如此，他還簽下了遺體捐獻協議。

他跟老伴說：“我這輩子，生在江西，漂在臺灣，肉體凡胎受了不少罪，走了就走了，把這副身架子留給有用的人，也算是來世間走一遭的最后一點念想。”

楊韋成的一生，是那個動蕩年代最真實的寫照。

他被時代的大潮裹挾著，從江西到福建，從大陸到臺灣，從少年到白頭。

他一生都在尋找歸宿，在宗族里找，在軍隊里找，在故鄉找，在兒子身上找。

可最后，能給他安寧的，竟然只有那個即使被世界遺忘、也要在此刻回饋社會的決定。

或許，對于楊韋成來說，那個在村口喊出他乳名的老人，那頓家鄉的午飯，就是他這輩子最圓滿的句號。

至于那個遠在美國的兒子，終究會明白，有些東西，是精算不來的，也是減稅減不掉的良心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