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向全球通告禁日令，幫日國必追責，日本12字回應

2026年剛開始，中日之間就出現了一個很硬的政策動作。很多人最關心的其實就兩點：這次中方對日本下的禁令，到底有多“實在”；日本那邊又會怎么接招、怎么表態。事情的走向，看起來并不是簡單的口頭交鋒，更像是把一些原本停留在態度層面的分歧，往具體規則和執行層面推了一步。

消息出來后，日本方面反應很快。按外媒彭博社的說法，就在中方發布相關公告后的幾個小時內，日本外務省亞洲大洋洲局長金井正彰就向中方提出抗議，措辭是“絕對不可接受，令人深感遺憾”。這種表態并不陌生，典型的外交語言，既要把立場擺出來，也要把不滿說足。但它能起到多大作用，往往取決于對方是不是愿意給回旋空間。因為在出口管理這種事情上，說到底，規則是誰定的、怎么執行，關鍵還是看發布方的態度和后續動作。

之所以很多人會把這次看得更重，一個原因是它和過去常見的做法不太一樣。此前在中美貿易摩擦的背景下，中方也用過出口管制來應對外部壓力，但更多時候是把相關物項放進更嚴格的審批和管理框架里，強調的是“管住”，而不是“完全不給”。這兩種做法在效果上差別很大：前者意味著還存在審批、溝通和調整的空間，后者則更像是把通道直接關上。正因為如此，當“禁止”這個詞被明確寫進公告里，它釋放的信號自然更強，也更容易被外界解讀為一次力度更高的升級。

更值得注意的是，這次禁令并不只是盯著日本國內的某幾個具體單位或某個單一領域，而是把影響面拉得很寬。公告指向的是“兩用物項”，也就是既可能用于民用、也可能用于軍用的技術和產品。依據《兩用物項出口管制清單》，被納入管制范圍的物項大約有700多項，覆蓋十多個領域。

除此之外，措辭里還有一句非常關鍵：不僅是對日本軍事用戶、軍事用途，凡是“有助于提升日本軍事實力”的其他最終用戶用途，也在禁止之列。這樣寫的結果，就是不再局限于傳統理解里的軍工系統，很多看起來更偏工業、制造、材料、設備等方向的需求，也可能被放進同一個審視框架里。對日本來說，這種不確定性本身就會帶來壓力，因為企業最怕的往往不是一刀切的范圍，而是不知道哪些業務會被判定為“最終用途”存在風險。

在范圍擴大之外，還有一個更現實的問題：能不能繞過去。這次公告把“規避”的口子也堵得很緊。除了對日出口本身被禁止，公告還強調，任何國家和地區如果把原產于中國的相關兩用物項轉移給日本，將被依法追究責任。換句話說，中方不僅管自己的出口，還把“轉運”這一條線也擺到了臺面上。

這樣一來，日本即便想通過第三國采購、再轉回國內，也會面臨合作方的顧慮。因為對不少經濟體而言，和日本做生意固然重要，但如果因此觸碰到中方明確劃出的邊界，成本就會變得很難評估。尤其是在供應鏈高度全球化的情況下，企業和政府都會更看重合規風險，一旦風險變成可追責的條款，很多原本模糊的操作空間就會被迅速壓縮。

把這些鋪墊放在一起，再回頭看中方公告的具體內容，就更容易理解它為什么被認為“動了真格”。1月6日，商務部發布公告，明確禁止所有兩用物項對日本軍事用戶、軍事用途出口，同時也禁止對一切有助于提升日本軍事實力的其他最終用戶用途出口。商務部發言人隨后解釋，這是針對日本政要高市早苗錯誤涉臺言論所采取的必要反制。

這里的邏輯鏈條被寫得很清楚：因某些涉臺表態引發不滿，繼而在出口管制層面采取更強的限制措施。無論外界如何評價這種關聯，至少在官方表述里，觸發點被直接點名，政策依據和指向也給得很明確。

在日本方面的回應里，金井正彰這個人也被反復提到。此前高市早苗涉臺表態引發爭端后，他是當時少數前往中國的日本官員之一，但那次會談最后并不順利。現在同樣由他出面提出抗議，并不令人意外。

從日方“絕對不可接受”的表態來看，主要還是在強調立場和不滿，更多是對外傳遞信息：日本不認同中方做法，也不愿意被動接受后果。但現實問題在于，出口管制屬于主權范圍內的貿易管理措施，發布方一旦把規則寫得足夠明確，接下來能做的就不是爭論措辭，而是評估影響、尋找替代方案，以及決定是否調整外交和政策姿態。

“深感遺憾”這四個字，在外交語境里通常也很常見。它既可以表示抗議，也可以在語氣上維持一定克制。但在當前這類爭端里，它往往會被對方理解為一種“把自己放在受影響的一方”的表達方式。中方之所以推出這項禁令，日方并不難猜到原因，因為中方此前已經表達過不滿，并且要求撤回相關涉臺言論。緊接著，原本應當用于降溫的空間并沒有被有效利用，反而出現了更強硬的對外表態和新的挑釁意味，這就讓雙方的互動更容易滑向對抗式的循環。

涉臺議題之所以敏感，是因為它在中方的政治語境里直接對應主權和安全關切。臺灣被視為中國的一部分，這一點在中方表述中沒有模糊地帶。當日本政要在涉臺問題上發表錯誤言論，并被中方解讀為對主權利益的侵害時，后續的政策反應往往不會停留在口頭層面。

再加上“日本自衛隊介入臺海局勢”這類設想在中方敘事里會被視為安全威脅，相關言論被上升到更嚴肅的層級，也就不難理解為什么反制會落在更具操作性的工具上，比如出口管制。

在這樣的背景下，中日關系的緊張很難僅靠一句抗議或幾句外交用語就化解。對日本企業來說，更直接的問題是：哪些采購、哪些技術和設備會受到影響，審批會如何變化，替代供應是否充足，以及未來政策會不會進一步加碼。對外界而言，一個同樣重要的觀察點是，中方是否還會推出新的收緊措施。

另外，有消息人士透露，中方正在考慮收緊對日本的中重稀土出口許可審查。如果這一點成為現實，日本工業面臨的沖擊可能不會比兩用物項禁令更小。稀土尤其是中重稀土在一些高端制造環節里具有較強的不可替代性，一旦許可審查趨嚴，不僅影響采購成本和周期，還可能牽動更長的產業鏈安排。

局勢走到這里，接下來能否出現緩和，關鍵仍然取決于雙方如何處理觸發點。對日本政府而言，如果希望降低政策不確定性，最直接的路徑還是回到爭端的源頭，重新評估涉臺表態帶來的后果，考慮是否需要做出糾正或調整，以免矛盾在經貿和產業層面繼續外溢。

對中方而言，既然已經把規則寫得很清楚，外界會更多關注執行力度、執法范圍以及后續是否還有新的措施出臺。無論如何，這類以出口管制為抓手的博弈，一旦進入具體清單、最終用途判定和第三方轉移追責的層面，就很難再被當作普通的口水爭執來看待，因為它會把政治分歧更直接地傳導到產業和合作關系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