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醫療糾紛糾纏式姑息式處理程序貽害無窮。五個月大的小洛熙，沒能熬過那場被稱為“入門級”的心臟手術。這場悲劇留給家屬的，除了喪女之痛，還有持續一個月的證據調取拉鋸；留給公眾的，則是對衛健執法公信力的深深叩問。
11月14日小洛熙離世后，家屬多次要求調取手術室監控，院方先是稱“無監控”，后又改口“全景監控無存儲功能”。而本應及時介入固定證據的衛健部門，直到接近一個月才完成相關勘驗，這一拖延讓“信任裂痕”持續擴大。要知道，醫療糾紛中，證據提取的時效性直接關系真相還原，拖延一日，公眾的疑慮便加深一分。
官方通報稱涉事監控配置符合規定，但這難以平息質疑。多地三甲醫院證實，手術室帶存儲功能的監控是普遍配置，北京協和等醫院更是將其用于醫療質量追溯。當家屬面對“部分監控無法回放”的解釋，當關鍵證據提取被擱置一個月，衛健執法的“及時性”與“主動性”難免受到拷問。執法為民的核心，本就在于第一時間回應訴求、固定真相，而非讓家屬在悲痛中奔波維權。
更令人揪心的是，信任的崩塌往往始于細節。從手術超時未及時告知，到家屬索要監控遭推諉，再到衛健部門證據提取的延遲，每一個環節的疏漏，都在消耗著公眾對醫療監管體系的信任。如今寧波婦兒醫院門診大廳的空蕩，正是公眾用腳投票的無聲抗議——醫療信任的建立需要數十年，而崩塌可能只需要一次證據提取的拖延。
浙江省委省政府已派出工作組督導，相關責任人也已被處理。但重建信任，不能只停留在問責層面。衛健執法需要建立“證據優先”的響應機制，糾紛發生后第一時間固定監控、病歷等關鍵材料；更需要明確監控配置與存儲的統一標準，讓“符合規定”不再成為模糊公眾認知的擋箭牌。
小洛熙的悲劇無法挽回，但她的遭遇應成為制度完善的契機。衛健執法的公信力，既不在冰冷的通報文字里，也不在事后的追責名單中，而在每一次及時響應的訴求里，在每一份完整留存的證據中。別讓信任輸在“拖延”上，這才是對逝去生命最好的告慰，也是執法部門應有的責任擔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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