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歲全英文交流，4歲做百人餐，18歲考入美國名校，一個月后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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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3月5日，一條噩耗傳回國內，打破了無數家長的“育兒美夢”。

在美國被稱為“南方哈佛”的埃默里大學，一名剛剛入學不到六周的中國新生自殺身亡，這個孩子叫張一得，年僅19歲。

在廣州的家長圈里，“張一得”這個名字曾經是一個近乎神話的存在，他是那種典型的、甚至由于過于優秀而顯得有些不真實的“別人家的孩子”。

托福成績118分（滿分120），閱讀口語雙滿分；身手矯健，是足球賽場上的MVP；多才多藝，能騎摩托車護送救護車，還能拿杜克大學數學競賽獎項。

他的簡歷燦爛得讓人睜不開眼，然而，這朵開得最絢爛的花，卻在離家萬里之遙的異國他鄉，選擇了最決絕的方式凋零。

隨著悲劇的發生，他背后那位被稱為“育兒宗師”的父親，以及那段被精密計算、甚至有些令人窒息的成長史，才一點點在公眾面前露出猙獰的底色。

一場持續17年的育兒實驗，與被“神話”包裹的完美展品

故事的開頭，其實是一個挺悲傷的底色，2001年，張一得出生在廣州一個中產家庭，父親張岳當時是民企高管，母親是律師，本該衣食無憂。

但在張一得1歲多時，父母感情破裂離婚，撫養權歸了父親。

為了全心全意帶孩子，張岳做出了一個在常人看來幾近瘋狂的決定：他辭去了高薪工作，賣掉了市中心的房產，帶著年幼的兒子搬到了廣州郊區的深山里。

在那里，張岳親手蓋房、開荒、養雞鴨，他給自己取了個網名叫“老得”，從此他的生命里便沒有了自己，只剩下“一得他爹”這個身份。

他在山上給兒子打造了一個所謂的“教育烏托邦”，在這個烏托邦里，教育是無孔不入的。

老得的教育方式極其硬核：張一得3歲前，家里不許講中文，父子倆全程用英語交流，如果張一得想喝一杯可樂，必須用完整的英文寫下書面申請，否則父親理都不會理。

這種“沉浸式”的結果是，3歲的張一得已經能和外國人流利對談，4歲時就能在父親的指導下給幾十個人做出一頓“百人餐”。

為了鍛煉所謂的獨立性，張一得5歲就要自己去看醫生，10歲就開始幫鄰居干活賺零花錢。

老得不僅是一個執行者，更是一個高明的“記錄者”，17年間，他用壞了5部相機，為兒子拍下了20多萬張照片。

這些照片不僅是生活的記錄，更是他育兒成果的“證物”，他在廚房貼了10年不重樣的菜譜，每天變著花樣給兒子做飯；他在風鈴上刻滿字母，在雞圈上刷滿化學元素表。

他把這些點點滴滴發在廣州媽媽圈的論壇上，發在自己的公眾號里，慢慢地，“老得”成了網紅爸爸，張一得成了天才少年。

大家都羨慕老得能培養出這么一個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的孩子，卻很少有人去問，那個在鏡頭前永遠保持微笑、永遠在追求卓越的孩子，他心里到底在想什么？

回看那些照片和視頻，你會發現張一得的優秀其實帶有一種“表演性質”，他要在鏡頭前展示如何獨立生活，展示如何在荒野求生，展示如何用英語主持晚會。

他的生活就像一場永不謝幕的真人秀，而導演正是他的親生父親，父親對他的愛，重得像一座山，這種愛不僅是陪伴，更是一種全方位的監控和塑形。

櫥窗里的模特，與那個無法解除的“優秀詛咒”

如果說童年的山居生活是“世外桃源”，那么當張一得進入青春期，這種理想化的教育模式就開始面臨現實的殘酷撕裂。

為了讓兒子接受最好的教育，老得雖然沒工作，卻堅持讓張一得讀學費每年20萬的頂級私立國際學校。

這筆巨款從哪來？一部分是靠變賣資產，另一部分則是靠老得那些粉絲、那些“媽媽粉”們的眾籌。

甚至，張一得還要穿著父親從廢品站撿來的二手鞋，去面對那些非富即貴的同學，這種極度的貧窮感與精英學校的繁華，在張一得內心深處種下了自卑的種子。

他曾在申請大學的文書中寫道，他討厭那種田園生活，討厭臥室里隨處可見的臭蟲。

他在日記里告訴心理醫生，他覺得自己就像“櫥窗里的模特”，五臟六腑都是被別人塞進去的，他分不清哪些欲望是自己的，哪些是為了讓父親開心而偽裝出來的。

張一得患上了“微笑型抑郁癥”，在同學眼中，他是那個積極向上、總是帶著笑容的學霸；在社交媒體上，他發著“生活還要繼續”的勵志配圖。

可實際上，他已經不堪重負，他曾經試圖向母親尋求慰藉，母親告訴他：“不要覺得自己那么特別，做個普通人就好。”

這句話對當時的張一得來說，或許是一份解藥，但在父親那長達17年、20多萬張照片構筑的“精英神話”面前，這份解藥太遲也太輕了。

在張一得看來，他的優秀已經不再是努力的結果，而是一種“詛咒”，他必須優秀，因為他背負著父親辭職賣房的犧牲，背負著二十萬張照片的期許，背負著成千上萬網友的仰望。

如果他不優秀，父親這17年的付出就成了一個笑話，所以他即便熬夜到凌晨三點，即便焦慮到嘔吐，也要拿獎學金，也要考滿分。

2021年，當他終于離開了父親的視線，來到了大洋彼岸的美國，他以為自己獲得了自由，但那份長久以來被掏空的自我，早已支撐不起獨立的靈魂。

在那個寂靜的深夜，他發了最后一條朋友圈，配圖是一個摔碎的酒瓶，隨后，他選擇了離開這個讓他感到疲憊不堪的世界。

悲劇發生后，老得把自己的社交賬號改回了本名“張岳”，簡介寫著“白發無牙孤寡老人”。

他給兒子的同學寫信，說他尊重兒子的選擇，他依然守著那間山里的紅磚房，守著那20多萬張照片。

這場悲劇讓無數家長開始反思：我們口口聲聲說的“為了孩子好”，到底是在成就孩子，還是在滿足自己？

張一得用生命完成了一次最后的反抗，他似乎在告訴這個世界：一個孩子最需要的，不是20萬張照片的記錄，也不是十年不重樣的飯菜。

而是一份允許他平庸、允許他犯錯、允許他僅僅作為自己而存在的、松弛的愛。

當優秀變成一種必須要背負的KPI，當成長變成一場被全程直播的實驗，生命本身的色彩也就消失了。

張一得走了，留下了一個令人心碎的背影，也留下了一個長久的警示：不要把孩子當成你的作品，他是一個活生生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