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張學良重獲自由，好友來慶祝，張群敬酒：為四小姐干一杯

1959年2月28日深夜，臺北盆地仍潮氣彌漫，夜燈掩不住山間的霧氣。距“二二八”十二周年紀念僅隔數小時，留宿陽明山草山公館的警衛卻感覺到異樣的忙碌：電話頻繁響起、文件不斷在車輛間傳遞。沒人多嘴， 但所有人都意識到，一件繞了二十多年的舊事，恐怕要有交代了。

次日上午，蔣介石批復國民黨中常委會議記錄，批準解除對張學良夫婦的“特別監護”。文件只有寥寥兩頁，卻像悶雷炸響。最早得知這一決定的并不是張學良本人，而是時任“總統府”秘書長的張群。張群翻完文件，輕聲合起公文袋，扶了扶鼻梁上的眼鏡，忍不住露出罕見的笑意。他與張學良相識近三十年，從北平、重慶一直到臺灣，既是政壇同僚，也是私交至深的老友，如今終于等到這句“自由”二字，他自覺有義務親口告訴對方。

關于張群與張學良的情誼，坊間多停留在“同鄉、同學、同僚”的概括，其實故事遠比外界想象熱絡。早在1930年沈陽花園口的那場小型酒會上，張群就注意到這位年少將領在談吐間流露的銳氣；幾年后，西安城頭槍聲乍響，蔣介石被扣，張群雖口里義正辭嚴，卻依舊在暗中為老朋友留下轉圜的臺階。因而，當他在1959年坐進黑色凱迪拉克，踏向蜿蜒山路時，胸中既有完成使命之喜，也有“此心終可放下”的釋然。

與此同時，被軟禁已屆第二十個年頭的張學良，并未察覺這天與往常有何兩樣。他照例穿著拖鞋于庭院踱步，偶爾駐足曬著初春微弱的日光。他很清楚自己的名義身份——“總統府戰略顧問”，卻也明白那不過是門面。真正約束他一舉一動的，是一紙名為“特別措施”的禁令，以及門口兩班換崗的警衛。

午后時分，車聲在門外停歇，張群疾步跨入廳中。趙一荻迎上前，只覺眼前這位素來沉穩的長者今日眉梢都帶著喜色。茶盞剛遞到手里，對方卻擺擺手低聲道：“先不渴，先報喜。”這一句，像尖銳琴弦，被風一撥，滿室靜氣霎時繃緊。張學良聞聲從書房出來，還未開口，張群已輕聲說出：“漢卿，你自由了。”他刻意壓低嗓音，恐沖擊過猛。短短五個字，卻讓時間仿佛凝住：趙一荻先是怔神，隨即淚水滾落；張學良握著茶杯，指節因用力而泛白，半晌才吐出一句，“終于到了這一天?！?/p>

放下二十二年的精神負荷絕非一時可釋。那一夜，張學良坐在窗前，望著遠處臺北夜色，只聽山風穿梭松林，“咝咝”作響。他回憶1936年冬夜的槍聲、1937年洛陽的軍法審判、1946年隨蔣氏去臺灣的倉促。歲月仿佛隔岸霓虹，卻又歷歷在目。趙一荻披著外衣坐在旁邊，兩人無言，只用手指輕扣對方掌心，以示還在彼此身邊。

消息在臺北政界并未張揚，卻像暗流，很快涌向舊識耳畔。3月中旬，張群挑了個風和日麗的午后，邀來莫德惠、王新衡、馮庸、何世禮等數位老友共赴陽明山。車輛依次駛入公館小徑，舊部別著領章、拎著禮盒，腳步不比昔日閱兵整齊，卻比任何時候都更輕快。門口警衛依舊，但神情已不同以往，多了分客氣。

客廳里，扶手椅、留聲機、幾縷茶煙，與外界的復雜隔絕。趙一荻欲親自下廚，被來客們連勸帶攔沒能如愿。張學良卻堅持要露一手，他拎出新鮮鯽魚，麻利地去腮刮鱗，醬汁沸騰之時，香氣順著廊柱飄散。馮庸側耳一嗅，打趣道：“看樣子，副司令這二十年不是蹲苦窯，是在琢磨菜譜。”一句話引得眾人連聲附和，難得的輕松掩住了多年來的沉郁。

開席以后，推杯換盞。張學良舉杯，目光掠過每一張熟面孔：“若非諸位相攜，怕是再無今日。我敬大家——”話未盡，喉中已哽。眾人心照不宣，酒液入口，一股子烈辣從舌尖直沖胃腑，卻無人皺眉。莫德惠放下杯子，紅著眼說：“當年那一槍，把我們都逼進了歷史的窄巷?？苫钕聛淼模K要走到光亮里?！?/p>

有意思的是，最動人的敬酒辭并非來自主人，而是張群。他端起滿杯高粱，向趙四小姐微躬身：“這一杯，敬四小姐。二十二載風雨，若無你寸步不離，他哪撐得到今天？”在場男兒皆起身，隨之一飲而盡。趙一荻被這陣仗怔住，旋即低頭抹淚，卻還是顫聲應道：“多謝各位?！边@短短一句，勝過千言萬語。

席散之后，眾人移步書房。墻上的美國地圖與東北老照片并排，仿佛兩個世界的交界。王新衡指著窗外警戒的憲兵，半開玩笑：“他們還在，你可算不上徹底自由?！睆垖W良攤手：“先讓他們呆著，省得我應付蜂擁而至的記者?！碧岬接浾撸娙藭庖恍?。西安事變的謎團、張學良的自白、蔣氏父子的隱秘鞭策，這些都是媒體捕風捉影的好材料。張學良語氣平淡：“風頭過去，我想寫點東西，把親身見聞留下。不是為我辯解，只想讓后人知道當時我們想些什么。”馮庸接口：“等你寫成，東北老鄉一定排隊訂書。”

夜色再深也擋不住酒后的豪氣，王新衡提議彈琴助興，張學良卻端來一本筆記本——封面是他用舊被單裁的布包。翻開里面，隨手草就的，是近一年里他給自己列的“大事年表”，用細瘦卻有力的鋼筆字寫著：“1936.12.12：起事。1937.4.16：抵南昌。1946.5：赴臺?！笨瞻滋幜糇憧臻g，仿佛還在等待新的篇章。何世禮看后若有所思，說：“原以為歷史翻篇了，誰想紙上還空著諸多問號?！彼肫甬斈暄影?、南京、臺北三地的往復周折，心頭一酸，卻終未多言。

外界始終好奇：為什么偏在1959年解禁？史料給出的答案并不復雜。那一年，美國重申對臺灣的軍事援助以“自由人權”為條件，蔣介石正在推進“中美共同防御條約”續簽；再加上黨內長老對“幽禁舊部”已多有微詞，一張公文悄然落筆，也就水到渠成?？稍诓萆焦^里，宏觀博弈的曲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一對在政治巨浪中浮沉二十余載的夫妻，終于能在清晨推門，一同散步至山腳的郵局，自選明信片，寫下“山風已暖”。

三月盡頭，張學良悄悄走下山，與鼓浪嶼舊識聚首，不再有隨行憲兵形影不離。他仍用“老人常嘆，光陰似箭”開場，可眼里不再有往昔的悔恨。朋友們問及未來打算，他回答得干脆：“先看書，再寫字。動刀兵的事，留給后來人。”當夜草草住在臺北老宅，一張藤椅、一床薄被，他睡得極沉。

不久后，陽明山的門前終見清凈。警衛撤離，門房換成老傭人守候。偶有游客路過，見到遠處草坪上那位戴鴨舌帽的老人，只當是普通散步者。沒人注意到，這正是當年率二十萬東北軍入關、親手扣下了時代扳機的張漢卿。

回想西安槍聲已成過往，1959年的這場“遲到”的自由宴，或許不過歷史長卷中的一隅。可在幾位當事人心里，它像一盞微弱卻固執的小燈，提醒他們：風云再急，也留得下人情二字；棋局再大，也容得下一桌酒菜與一句“為四小姐干一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