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麟征退居香港30年，晚年與妹妹談祖國統(tǒng)一感慨：我也是炎黃子孫

1979年初春，九龍清晨還帶著海霧。關麟征推窗透氣，忽聽樓下郵差用粵語喊：“關先生，這里有封西安來的掛號信！”一句半生疏的鄉(xiāng)音，觸動了這位黃埔一期老將心底最柔軟的角落。

信里寫著：妹妹關梧枝當選陜西省政協(xié)委員，盼兄長珍重。短短數行，字跡仍帶墨香，卻令關麟征站在窗前許久，回憶像潮水一股股涌來——從北伐臨危受命，到抗戰(zhàn)槍林彈雨，再到四處求生的1949年秋，他的人生幾乎與共和國的前夜交織在一起。

1949年11月，成都機場燈火通明，那架原本開往臺北的C-46運輸機發(fā)動機轟鳴。關麟征忽然對隨行軍官低聲說：“我要先去香港看望病中的父親，隨后再說。”自此，他把那張前往臺灣的機票瞞進行囊，選擇在港停步。后來再有人問起此事，他只是擺手：“性子倔，島上那套我處不來。”

倔強，確實貫穿關麟征的一生。1927年蔣介石被迫下野，他帶著一批黃埔同學迎蔣復職，結果得了個“拼命三郎”的稱號。蔣隨即提拔他為警備二團團長，又讓他進入陳誠掌控的11師。可關麟征瞧不上派系操作，公開頂撞，“陳矮子并不比曹萬順高明”這句話傳到陳誠耳里，直接把他踢去西北當副師長，名義升，實則冷凍。

調來調去，直到1932年，關麟征以第四師獨立旅擴編為25師，才算真正握住屬于自己的“千里駒師”。臺兒莊會戰(zhàn)，52軍大破日軍精銳，蔣介石在武昌行營拍案：“中國軍隊若都像52軍，何愁日本！”然而關麟征很清楚，戰(zhàn)功也擋不住派系標簽——黃陸浙一，他只占“黃”字。

1943年云南邊境，第九集團軍司令關麟征與54軍軍長黃維暗中角力。黃維背靠陳誠“土木系”，針插不進水潑不進。關麟征試圖滲透，屢屢受挫，久而久之更覺心灰。“他太在意人情世故，我只認打仗。”一次飯局，兩人酒過三巡還在僵持，旁人勸解，也只能苦笑。

1945年抗戰(zhàn)一結束，蔣介石本想讓關麟征出任東北保安司令，關聞訊趕到重慶，沿途采買蘇聯(lián)地圖，自信滿滿。臨門一腳卻被改派云南警備司令，理由是“脾氣硬，與蘇軍難周旋”。更糟的是，1946年昆明“一二一事件”又讓他背上沉重包袱，“學生可游行，軍人亦可開槍”這句火星子般的話，讓蔣介石徹底收回信任。

港島棲身后，他立下“四不”原則：不參加任何政治集會，不會見記者，不聯(lián)絡舊部，不接受補貼。70平米小屋，墻上只掛自己練的草書，中鋒藏鋒，飛白瀟灑。胡璉偶爾登門，兩人喝普洱，閑聊故交。胡璉曾問：“要是你當年真去了東北，會怎么打？”關麟征不改早年豪氣：“收攏偽滿20萬地方部隊，再挑一位能征慣戰(zhàn)的兵團司令，別管地盤，先削共軍有生力量。”胡璉吐了口長氣：“老關，要是早這樣，歷史或許不同。”二人對視，卻都沒再開口。

1975年4月，蔣介石病逝。關麟征赴臺吊唁，肅立棺前半小時，一聲不吭。老友勸他留下，他搖頭，“我去的地方不合適。”當晚返港，繼續(xù)潛心寫字，看報，不問島內風云。

把視線拉回1979年。妹妹關梧枝如約抵港，兄妹三十載聚首，一進門便相擁而泣。飯桌上，妹妹說起西安高樓林立、延安修通公路、秦嶺隧道開工，關麟征聽得兩眼放光，不時插句：“好，好，早該這樣！”聊到海峽兩岸仍未統(tǒng)一，他忽然抬手握拳：“我也是炎黃子孫，盼那一天早點來。”

1980年7月30日凌晨1時30分，香港伊麗莎白醫(yī)院燈火白亮。醫(yī)生從關麟征胸口一路看到腹部，密密麻麻的疤痕讓年輕護士倒抽冷氣。夫人輕聲解釋：“都是抗日留下的。”搶救持續(xù)了近兩個小時，終未能挽回。消息傳出，《人民日報》刊發(fā)訃告，徐向前專電悼念，寥寥數語，道盡同窗情誼。

從北伐悍將到港島隱士，關麟征的一生混雜戰(zhàn)爭硝煙與書卷清寧。他沒能等到期待中的那一天，但在病榻前，他仍堅持說：“我相信。”然后沉沉閉眼，仿佛又回到了1938年的臺兒莊，槍聲與吶喊交織，歷史塵埃落下，卻留下他犟硬的背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