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聿明晚年談到孫立人，直言：他曾賣主求榮，根本不是民族英雄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的北京，朔風透窗。七十七歲的杜聿明靠在301醫院病榻，翻到遠征軍舊檔案，眉頭突然一緊。他對值班護士啞聲道：“孫立人？那人賣主求榮！”短短一句，將幾乎塵封的舊怨重新拉回視野。

在很多軍史愛好者看來，這句話太突兀。畢竟，仁安羌救援英軍的功勞曾讓孫立人成為各大報紙追捧的“東方奇兵”。杜聿明緣何如此激烈？答案得回到一九四二年的緬北雨林。

當年二月，滇緬公路成了中國抗戰的生命線。日軍步步逼近，英政府急忙向重慶求援。蔣介石派出中國遠征軍：第五軍、第六軍、第六十六軍共五個師。杜聿明掛遠征軍副司令，三十八歲的孫立人率新編第三十八師，編入第六十六軍序列，名義上杜是上司。

孫立人留美，排兵練兵偏西式；騎射刺殺、泥巴沖鋒這套舊章法在他隊里看不見。槍械分解、戰地無線電、兩英里急行，官兵像機械鐘表。杜聿明卻習慣黃埔正統，重師團協同，強調服從。一個灑脫，一個嚴謹，分歧自此埋下。

三月末，日軍快速南下，仰光守軍崩潰。四月十四日，英軍第一師在仁安羌油田被圍。英司令亞歷山大向盟軍總部發出絕望電報。史迪威拍板：救。杜聿明猶豫，孫立人主動請纓。一天之內，新38師連夜奔襲一百八十公里，十八日拂曉突入油田，打破合圍，七千余英軍終于脫困。倫敦電臺高呼“奇跡”。

救援固然漂亮，卻也讓孫立人贏得各國媒體的聚光燈。英國人為他配備吉普車，美軍顧問團對他連聲“good job”。在遠征軍總部，“新晉明星”三個字讓杜聿明的威望受到稀釋。尷尬并未止步，還迎來更棘手的撤退難題。

四月下旬，盟軍總指揮部決定整體撤入印度整補。史迪威主張全軍西撤，沿途毀橋割路斷日軍追擊。杜聿明卻堅持把軍隊帶回云南，他相信蔣介石“絕不能棄國土”的指示。五月二日，眉苗會議上，兩人幾乎拍桌。杜一句“國軍不能當英軍護衛隊”，孫回一句“活人比死名貴”。

最終，一支向西，一支北返。杜聿明所部穿越野人山，毒蛇、瘧疾、缺糧，死亡率攀到四成。一八〇公里的雨林迷霧，把成千將士埋進峽谷泥潭。孫立人攜部及五千多難民、華僑，從密支那經印緬邊境進入印度馬尼普爾，僅損失一成兵力。冷冰冰的數字，把兩條道路的代價寫得清清楚楚。

戰后，英印報紙登出孫立人巨幅照片，“東南亞拯救者”的字樣刺痛了不少國府將領。杜聿明回國整編時提到孫立人，話里很少贊許。更激化矛盾的是，孫立人與史迪威的關系越來越緊密，甚至直接跨過杜向史迪威匯報。軍中議論紛紛，杜感覺指揮體系被架空。

一九四四年，孫立人率新38師回到緬北參與“打通中印公路”作戰。此時杜聿明已被調往華北；遼沈戰役中被俘，后在戰犯管理所接受改造。孫立人則因“郭廷以案”在臺灣被長期管束。二人命運雖大相徑庭，卻都與槍炮未曾徹底告別。

一九五九年，杜獲特赦，寄居北京讀書治病，對戰史越發鉆研。越是鉆研，他越認定緬甸撤退那夜的分岔口改變了遠征軍，也改變了他對孫立人的評價。在給友人的信里，他寫下三條理由：一、違背上級命令；二、過度依靠美英；三、擅自攜帶大量難民拖累軍資。字里行間，“賣主求榮”四字呼之欲出。

若只聽杜一面，似乎孫立人罪無可赦；若僅看孫的戰績，他又妥妥稱得上抗日名將。歷史常常如此，讓評判陷入灰色地帶。仁安羌的熾熱光環，與野人山的血色陰影并存。褒貶之間，沒有簡單的對錯，只有戰時抉擇帶來的不同后果。

杜聿明帶著心結在一九八一年五月離世，未再公開談論緬北舊事；孫立人則至一九九〇年蔽居中淡水舊宅，依舊保持沉默。兩位昔日同袍終究沒再碰面，他們的名字卻一起寫進了抗戰史冊。軍功、命令、個人榮譽，每一樣都真實存在，也每一樣都可能成為利刃，劃破后來者眼中的“民族英雄”光環。

戰場從不相信童話，也不輕易成全誰的傳奇。走過漫長歲月，留下的只有數字、檔案與幸存者的呼吸。兩位將領的紛爭仍在史料里閃爍，究竟誰更接近正確，只能留給熱衷軍史的人在卷宗之間慢慢體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