蘭州城破后，馬家軍的這名軍長為何寧肯流亡也不起義？原因很現實

一九四九年九月，新疆迪化城中的氣氛日益緊張。解放軍攻占蘭州的消息早已傳開，人人都知道，第一野戰軍正朝玉門關開來。新疆警備總司令陶峙岳忙于籌劃和平起義，但有一個重要人物讓他十分為難——整編騎兵第一師師長馬呈祥。

馬呈祥的背景特殊，他手握一支精銳騎兵，個人關系更是盤根錯節：他既是青海“土皇帝”馬步芳的親外甥，又是馬步芳哥哥馬步青的女婿。這親上加親的關系，把他和馬家牢牢綁在一起，成為真正的自家人。因此，當陶峙岳派人勸他和一同走和平道路時，馬呈祥常常沉默不語，只是用手摸著腰間佩劍。他心里壓著一塊大石，比眼前的戰與和更為沉重。

這塊心病，要從一個月前的一場大戰說起。八月二十六日，蘭州城破，馬步芳的主力全軍覆沒。消息傳到迪化后，馬呈祥明白，返回青海老家的路已經徹底斷了。他率領的這支騎兵原屬馬步青，一九四五年后才交到他手中，一直駐守新疆。此刻，他們真正成了塞外孤軍。

眼下形勢日益艱難。迪化城內物資短缺，國民黨發行的鈔票幾乎買不到東西，部隊糧餉即將接濟不上。軍心也浮動起來：士兵多是甘肅、青海子弟，思鄉情切；軍官們爭論不休，有的主戰，有的已暗中和主和派聯系。

馬呈祥在司令部里，望著墻上那幅西北地圖出神。這樣一支依賴后方補給、依靠馬匹機動的隊伍，連老巢都已失去，還能堅持多久？

陶峙岳心里清楚，這支孤軍的去向，關系著新疆能否平穩換天。他認為不能再等，馬呈祥和整編七十八師師長葉成、一七九旅旅長羅恕人，是起義的最大障礙。陶峙岳決定親自和馬呈祥面談，而且談了不止一次。

陶峙岳為他仔細分析：全國大局已定，再戰沒有出路。他甚至出示已投向解放軍的張治中發來的密電，勸他們認清形勢。馬呈祥大多時候只是聽，很少說話。直到最后一次談話，他才吐露實情。他說起十三年前的河西走廊，那時他還是馬家軍騎兵軍官，曾參與圍攻紅軍西路軍。那段往事太過沉重。他對陶峙岳說，這筆舊賬，那邊是不會忘記。

陶峙岳極力保證，只要放下武器，既往不咎。馬呈祥聽完，最終還是搖頭。他不是不相信陶峙岳，而是根本不相信“既往不咎”能輕易落到自己頭上。他這一搖頭，讓和平收編這支騎兵的事，再次陷入難題。

馬呈祥不肯點頭，是因為他身上有兩道解不開的枷鎖。第一道是歷史舊賬。河西走廊之戰極其慘烈，成為他心中移不走的大山。他曾私下對親信說，像他這樣背負舊債的人，得不到寬恕。這種從親身經歷中生出的念頭，比任何形勢分析都更牢固。

第二道是家族鎖鏈。身為馬步芳的外甥兼侄女婿，血緣和姻親的兩個方面捆綁，使他個人的道路和馬家徹底拴在一起。當時，馬步芳父子已從西寧乘飛機逃往香港。作為馬家留在西北的最高將領，若他率部調轉槍口，在家族中將是天大背叛。他既怕算歷史舊賬，又怕背背叛家族之名，思來想去，投降這條路，他走不通。

既不能戰，又不愿降，局面就此僵持。此時，有人提出一個折中辦法。陶峙岳和新疆省主席包爾漢共同拿出一個方案：“禮送出境”。意思是，不愿起義的高級軍官可交出兵權，政府提供便利，送他們經過南疆前往印度。同時，政府將用黃金收購他們的私人動產。

馬呈祥立刻抓住這條生路，開始秘密清點家產，把金條、銀元逐一裝箱。同時，他和陶峙岳辦理交接，安排整編騎兵第一師第七旅旅長韓有文暫代指揮，等于把部隊交給了起義一方。

馬呈祥用行動表明態度，他不阻擋起義，但他必須離開。迪化城里，一些軍官家屬急忙變賣家當。在馬公館，手下人把一個個沉甸甸的木箱抬上門外等候的卡車。

這條用黃金換來的路，走起來才知艱難。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四日凌晨，馬呈祥的車隊悄悄駛離迪化。隊伍包括他的家眷、葉成、羅恕人等八十余人，由衛隊護送，分乘吉普車和大卡車向南疆行進。他們帶著變賣家產所得的黃金。

就在他們離開的第二天，陶峙岳領銜發出起義通電。

馬呈祥一行出發不久便遇到麻煩。行到阿克蘇，被當地駐防的整編六十五旅攔下。旅長李祖堂雖是舊識，但其部下卻不放行。士兵以長期欠餉為由堵路，僵持中一名軍官甚至向葉成開槍，子彈擦身而過，場面險些失控。馬呈祥只得出面調解，最后拿出五百兩黃金分給士兵，才“買”通道路。

更大的困難還在后面。到達喀什后，汽車無法繼續前行。他們賣掉車輛，購置駱駝和馬匹，準備翻越喀喇昆侖山。這條路極為兇險。行到冰達坂時，遭遇猛烈暴風雪。馱運行李的牲口在冰崖失足，連人帶物墜入深谷。緊接著，嚴寒和缺氧又奪去幾名隨行人員的生命。

走完這段路時，人馬都已筋疲力盡。

千難萬險終于出境，但流亡生活并沒有帶來安穩，而是更深迷茫。從蒲犁出境后，馬呈祥一行人最終到達印度。剛喘過氣，現實問題便接踵而至。他們持國民黨護照，身份是流亡者，行動處處受限。每天開銷、各方打點全靠所帶黃金，眼看只出不進，心中日益焦慮。

一九五零年，馬呈祥得知舅父馬步芳已在埃及定居，便輾轉投奔。他或許還存著一絲希望，以為這位昔日的“青海王”在海外仍有余力。但到了開羅，見到馬步芳，他才明白自己錯了。此時的馬步芳同樣寄人籬下，早年的威風早已消散，身邊只剩幾名親戚和老部下，根本無力重振旗鼓。

在開羅的日子表面平靜，內里苦悶。馬呈祥語言不通，生活不適，往日師長的身份在此毫無意義。他成了尋常閑客，每天往返于住所和咖啡館，消磨漫長時光。帶出的黃金日益減少，家鄉的消息時斷時續，越來越模糊。投靠親戚尋求依靠的夢，至此徹底破滅。

這樣的日子過了幾年，馬呈祥感到在埃及前途渺茫，最終決定離開。五十年代后期，他遷居臺北。國民黨當局給予他“澎湖防守司令部副司令官”、“國防部參謀本部中將參謀”等頭銜，都是安置性閑職，并沒有實權。他自己也清楚，騎兵縱橫的時代早已過去，如今他只是舊時代的一個標記。

晚年他住在臺北。有老朋友回憶，他曾嘗試在院中栽種從西北老家帶來的沙棗樹苗，但在臺北水土不服，樹苗蔫萎，最終沒有成活。

一九九一年，馬呈祥在臺北去世。隨葬品中包括那把刻有“民國二十四年蘭州閱兵紀念”的佩劍。葬禮簡樸，送行者多是流落臺北的西北老部下，人數不多。

西北戈壁的馬蹄塵土，一個家族的興衰起伏，最終消散于海島細雨之中。他當年選擇攜金遠走而非戰場起義，與其說是對抗時勢，不如說是一個被歷史舊債和家族重負牢牢束縛之人，在時代巨變前，為自己認定的唯一生路所做的最后掙扎。這條路讓他活了下來，卻也令他終生漂泊，再沒有踏上故鄉的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