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騰馬麗第十次春晚：語言類節目的最后一對“幸存者”與生態警報

2026年1月17日，央視馬年春晚首次聯排現場，當沈騰與馬麗的身影再度出現在語言類節目審核區，現場工作人員不約而同地松了口氣。

若此次合體成功，這將是“沈馬組合”第十次并肩站上除夕夜的舞臺。

在語言類節目連續多年“尬上熱搜”、觀眾信任度瀕臨破產的當下，這對國民CP的再度登場，早已不是節目單上的一個普通名字，而是整場晚會喜劇質量的“信用擔保”——一種既讓人欣慰，更暗藏危機的信號。

當春晚小品只剩下沈騰馬麗值得期待，這究竟是觀眾的幸運，還是華語喜劇創作生態發出的危險警報？

時間回溯至2013年，沈騰以“郝建”之名首登春晚，馬麗作為搭檔驚艷亮相。

彼時的他們，是語言類節目注入的新鮮血液，是讓年輕觀眾重新打開電視的理由之一。十年光陰流轉，從《扶不扶》的社會議題探討，到《占位子》的教育焦慮解構，從《走過場》的形式主義批判，再到去年蛇年春晚因真實戳心被贊“年度最佳”的“醉酒橋段”，沈騰馬麗完成了從“喜劇生力軍”到“舞臺定海神針”的身份蛻變。

而這份蛻變，是在語言類節目集體失溫的殘酷背景下完成的：同臺競技者逐漸失聲，作品的諷刺鋒芒被反復鈍化，唯有“沈馬組合”的作品，仍能守住相對穩定的口碑水位。

觀眾的記憶從不說謊——當被問及近年春晚有哪些小品令人印象深刻，多數人的答案里只有沈騰馬麗。

這種選擇性記憶，構筑了他們在觀眾心中的“免檢”地位，也將所有壓力赤裸裸地壓在他們肩上。

今年曝光的“小人物+大尷尬”創作路線，以及劇本已修改至第七稿的細節，無不揭示著這份高壓：他們不僅要對抗觀眾日益嚴苛的期待，還要為整個語言類節目的尊嚴“兜底”。

沈騰馬麗的十年堅守，成了語言類節目最后的“防尬底線”，可當底線只能靠兩個人支撐時，背后是整個創作生態的搖搖欲墜。

“沈馬組合”的成功，從不是簡單的“默契”二字能概括，其核心是一套精準戳中時代情緒的“尷尬美學”方法論。

他們最擅長捕捉普通人日常中那些微小卻尖銳的生存窘境，再用“夸張卻不懸浮”的表演將其放大。

去年的“醉酒橋段”之所以封神，就在于精準刺中了中國式人情社會的軟肋——在不得不喝、不得不陪的酒局里，個體的清醒與妥協、掙扎與偽裝。

沈騰演繹的從不是簡單的醉漢，而是在權力與關系網中被迫表演的普通人；馬麗的配合則精準刻畫了那份無奈中的關懷與洞察。

他們的表演，建立在對社會情緒顆粒度極細的把握之上，這里的“尷尬”從不是廉價的笑料，而是通往觀眾內心的共情入口。

反觀近年許多春晚語言類節目的失敗，恰恰輸在與真實生活的“失聯”。

它們要么沉迷于網絡爛梗的堆砌，把短視頻里的碎片化笑點生硬拼接；要么陷入主題先行的空洞說教，用口號式臺詞消解喜劇的趣味性；要么過度追求形式喧嘩，靠道具和特效掩蓋內容的貧瘠。

當創作脫離了生活土壤，表演便成了空中樓閣，此時的“尷尬”不再是藝術手法，而是觀眾最直觀的觀看體驗。一正一反的對比里，藏著喜劇創作的底層邏輯：唯有扎根現實，才能真正引發共鳴，而這正是當下許多創作者丟失的初心。

沈騰馬麗的屹立不倒，更反襯出春晚語言類節目深層次的系統失靈。

這種失靈的根源，藏在三個無法回避的現實里。

其一，是創作空間的持續收縮。曾幾何時，春晚小品是銳利的社會觀察載體，趙麗蓉的“貨真價實”、趙本山的“鄉村敘事”、黃宏的“職場諷刺”，都敢于觸碰現實痛點。可如今，在“絕對安全”的要求下，作品的諷刺鋒芒被一再打磨，創作者只能選擇最無風險的議題，最終導致作品同質化嚴重，徹底失去了與現實對話的勇氣。

其二，是喜劇人才的嚴重斷層。春晚曾是喜劇人才的“孵化器”與最高殿堂，可如今卻陷入“后繼無人”的窘境：新人難以獲得優質的創作資源與表演機會，老一輩藝術家逐漸退出舞臺，青黃不接的局面讓舞臺愈發依賴少數“熟臉”。當創作土壤不再肥沃，自然長不出多樣的喜劇人才，最終形成“越依賴熟臉，新人越難出頭”的惡性循環。

其三，是傳播環境巨變帶來的節奏錯位。短視頻時代，笑點被極致壓縮、快速迭代，觀眾的耐心早已被磨平，而春晚小品仍遵循著相對傳統的敘事結構與時長要求，在節奏上難以匹配觀眾被重塑的觀看習慣。當日常笑料唾手可得，觀眾對春晚喜劇的“年度期待”被無限拉高，創作卻未能同步升級，差距自然越來越明顯。

把拯救語言類節目的希望全部寄托于一對組合，無論對沈騰馬麗本人，還是對整個喜劇生態而言，都是一種不健康的負擔。

他們是人，不是永不出錯的喜劇機器，第七稿的劇本、聯排時的反復打磨，都預示著他們同樣在創作的窄巷里艱難求索。

更可怕的是，一個健康的文化生態，從不應依賴“孤例”的輝煌。“沈馬組合”的成功，恰恰反證了行業在平臺孵化能力、新人培養機制、創作寬容度上的全面衰退——當所有燈光都聚焦于一處，陰影里的創作荒蕪便無人問津。

今年若他們的作品再度成功，掌聲背后更該引發冷思考：

明年呢？后年呢？

如果有一天沈騰馬麗不再登上春晚舞臺，誰來接棒？

這個舞臺本身，還能孕育出下一個“沈馬組合”嗎？觀眾的“押注”心理，本身就是最嚴厲的批評——這意味著除了他們，已無其他可信選項。這種別無選擇，遠比單個節目失敗更深刻，更致命。

第十次聯排的燈光下，沈騰馬麗排練的身影，像兩位堅守陣地的老兵。

他們守護的不僅是自己的作品質量，更是億萬觀眾對“春晚還能讓人真心笑一次”的最后期盼。

可真正的拯救，從不能只靠“幸存者”的苦苦支撐。它需要創作土壤的改良：給予更多元的喜劇風格生長空間，允許適度且智慧的諷刺回歸，建立可持續的新人培養體系；它需要春晚與喜劇關系的重構：從“年度匯報演出”回歸到與當下生活、社會情緒的真實連接。

沈騰馬麗的第十次合作，理應成為一面鏡子。

鏡中是他們依然在線的才華與敬業，鏡面反射出的，卻是身后一片亟待復蘇的創作荒原。

觀眾在等待他們的又一次成功，而中國喜劇真正需要的，是能讓無數個“沈馬”誕生、成長、閃耀的生態系統。當掌聲只為最后兩個人響起時，這掌聲既是致敬，也是對整個舞臺寂靜處的一記響亮追問。

除夕夜的笑聲，不該是一場押注于幸運的豪賭，而應是一片百花齊放的喜劇森林的自然回響。

這條路，遠比打磨第七稿劇本更漫長，也更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