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回歸前，富商馬萬祺提醒中央一定在澳門駐軍，中央回復：放心

1998年，眼看著澳門回歸只剩最后一口氣的時間，中葡談判桌上，葡萄牙人突然笑瞇瞇地扔出了一張牌。

這幫紳士整理了一下領結，輕描淡寫地說：“哎呀，我們在澳門管了四百多年，從來沒正式駐過軍。

為了尊重這種‘歷史習慣’，中國收回澳門后，最好也不要派兵了吧？”

這話乍一聽，特別有那種“文明交接”的調調，好像是在替大家省事。

但稍微懂點行的人，當時背脊就是一陣發涼。

這哪里是尊重歷史，這分明就是一顆裹著糖衣的砒霜。

試想一下，主權交接如果沒有武裝力量做背書，那國旗升上去也就是塊布。

更要命的是，那時候的澳門是個什么鬼樣子？

說句不好聽的，那就是個還沒斷奶的“哥譚市”。

如果沒有那一錘定音的堅持，今天的澳門，搞不好就是另一個混亂的代名詞。

就在這節骨眼上，一位年近八旬的澳門老人坐不住了。

他沒跟葡萄牙人廢話，直接給北京遞了一句話。

這一句話，把葡萄牙人精心設計的“空城計”給戳了個稀巴爛。

這人就是馬萬祺。

現在的年輕人去澳門，也就是吃個葡撻，逛逛威尼斯人，很難想象當年的澳門有多嚇人。

九十年代末，葡萄牙政府知道自己要卷鋪蓋走人了，心態徹底崩了，基本上就是“躺平”。

警察？

那時候的警察看見黑幫火拼都得繞著走。

街頭那就是古惑仔的實戰演練場，“崩牙駒”這種狠角色橫著走，大白天就敢在大馬路上突突，炸彈襲擊跟放鞭炮似的。

老百姓晚上根本不敢出門，商鋪早早就落鎖。

在這種時候提“不駐軍”，這就好比是把一只綿羊扔進狼群里，還美其名曰“回歸自然”。

馬萬祺看得太透了。

這種對“無政府狀態”的恐懼，刻在他骨頭縫里。

他不是那種含著金湯匙出生的少爺。

1919年出生在廣東南海，本來家里做點米糧生意，日子還湊合。

結果15歲那年，天塌了，父親去世。

在那個宗族社會，沒了頂梁柱，孤兒寡母就是被人欺負的對象。

他初中都沒讀完就被迫輟學，穿上長得拖地的長衫，去跟那些老奸巨猾的生意人斗心眼。

但他這輩子最痛的記憶，還不是做生意的難，而是當亡國奴的苦。

1938年，日本人的炸彈扔到了廣州，他眼睜睜看著自家的糖廠變成一堆廢墟。

那種無力感，真能把人逼瘋。

他帶著全家逃到香港，還沒喘口氣，1941年香港也淪陷了。

沒辦法，又像喪家之犬一樣逃到了澳門。

這一路逃難讓他明白了一個死理兒：生意做得再大，兜里錢再多，如果背后沒有一個硬氣的國家撐著，你就是別人案板上的一塊肉，想怎么切就怎么切。

所以后來抗戰的時候，他才會像瘋了一樣，冒著掉腦袋的風險，利用自己的商貿渠道偷偷往內地運物資。

到了解放戰爭后期，他又幫著給南下的解放軍籌糧食、弄汽油。

甚至到了抗美援朝，西方把中國封鎖得死死的，還是他在澳門想盡辦法，把那些救命的戰略物資搶運回國。

有些人愛國是喊口號，他是真拿命在拼。

真正讓他對“駐軍”這件事咬死不松口的，其實是1952年那場把人嚇出一身冷汗的“關閘事件”。

那年夏天，特別熱。

葡萄牙駐軍里有個黑人士兵，閑著沒事找事，在中方邊界挑釁，結果擦槍走火，雙方直接干起來了。

當時的澳門瞬間窒息，物價飛漲，大家都以為要打大仗了。

是誰冒著槍林彈雨去當說客？

還是年輕的馬萬祺。

他夾在中間，跑斷了腿，整整談了17輪，嘴皮子都磨破了，才把這事兒平下來。

那次經歷讓他刻骨銘心：別看葡萄牙人平時懶散，但在邊界這種事上，沒有硬實力做后盾，你在談判桌上就算說出花兒來，人家也不鳥你。

如果不駐軍，未來的特區政府拿什么去震懾那些蠢蠢欲動的外部勢力？

拿什么去壓住那些殺人不眨眼的黑幫？

所以，當1998年葡萄牙人拋出“四百年未駐軍”這個幌子時，馬萬祺根本不吃這一套。

他通過特殊渠道，斬釘截鐵地向中央高層進言：澳門情況太復雜了，社團勢力盤根錯節，沒有人民解放軍這根“定海神針”，澳門的穩定就是一句空話！

這不僅是主權問題，更是幾十萬澳門同胞的身家性命！

中央的回復來得特別快，也特別穩，就幾個字：“一定在澳門駐軍，請放心?！?/p>

這幾個字，值千金重。

1999年12月20日中午，那個歷史性的畫面出現了。

中國人民解放軍駐澳部隊的裝甲車隊穿過關閘，轟隆隆地開進澳門街頭。

之前西方媒體還那兒瞎咋呼，說什么“恐懼論”，預言老百姓會嚇得閉門不出。

結果呢？

那天街道兩旁擠滿了人，大家都揮著國旗，嗓子都喊啞了。

那眼神里哪有恐懼？

分明是那種終于找到靠山的踏實感。

馬萬祺當時作為特區籌委會的核心人物，親手把一塊寫著“威武文明之師”的牌匾送給了部隊。

那一刻，這位從戰火、流亡、動蕩中走過來的老人，心里那塊懸了半個世紀的大石頭，總算是落地了。

效果那是立竿見影。

解放軍這一進駐，就像是給高燒不退的澳門打了一針強效退燒藥。

那些平日里囂張跋扈的黑幫分子，看見正規軍的裝甲車，瞬間就老實了，做鳥獸散。

搶劫、兇殺案直線下降，治安環境直接來了一百八十度大轉彎。

緊接著就是博彩業規范化、旅游業井噴、自由行開放。

澳門從一個烏煙瘴氣的邊緣小城，迅速變成了人均GDP全球領先的富裕地。

這種翻天覆地的變化，如果沒有當年那一聲“必須駐軍”的硬氣，恐怕現在還是一地雞毛。

后來馬萬祺年紀大了，身體也不好，但他對國家的這種“特殊感情”是一點沒變。

2008年汶川大地震，他躺在病床上，話都說不利索了，第一反應還是讓人趕緊匯款捐物。

他這一輩子，雖然沒在戰場上拿過槍，但在商場和政治的博弈場上，他始終是個沖在最前面的戰士。

2014年5月26日，這位見證了中國近百年興衰的老人在北京安詳離世，享年95歲。

當我們今天站在大三巴牌坊下，吃著豬扒包，看著熙熙攘攘的游客，享受著澳門的繁榮與安寧時，或許應該想起那個驚心動魄的1999年。

歷史從來不是自然而然發生的，它往往就是由那么幾個人，在關鍵時刻的一身硬骨頭撐起來的。

參考資料：

鐘誠，《馬萬祺傳》，新華出版社，2015年。

《澳門日報》社論選編，1999年12月21日刊。

魯平，《魯平口述香港回歸》，三聯書店（香港），2009年。

中國新聞網，《馬萬祺：見證澳門變遷的愛國長者》，2014年5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