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卅運動組織者，帶領浙江黨渡過危機，受屈30年忠誠不改

1927年6月中共浙江省委建立，至1929年4月，因為環境殘酷，在最初短短的22個月，有10位省委書記（包括代理書記）內先后任職，平均任期僅有2個多月。

第三任省委書記張秋人，在開會宣布任職（1927年9月28日）的第2天，被敵人逮捕入獄，臨危受命接替張秋人的就是時任浙江省委常委、工人部主任的陳之一。

陳之一，曾用名陳之益、陳鈞等，1903年出生，江蘇省金壇縣于家村人。

1919年，高小畢業后，考進鎮江的江蘇省第六中學。正值五四運動爆發，受新思潮影響，參加學生抵制日貨、驅逐校長的罷課等活動。

1923年，陳之一考入上海大學社會學系（大革命時期受國共兩黨影響的新型大學），接觸到共產黨的早期著名人物鄧中夏、瞿秋白、蔡和森、施復亮、張太雷等人，受到了馬列主義的理論教育。

1924年，陳之一經上海大學教務長鄧中夏推薦，去蘇聯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東方大學）學習。6月，與葉挺、朱克靖等人抵達莫斯科東方大學，被編入中國班聶榮臻學習小組，不久經羅亦農介紹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

1925年，他奉命返回上海，在上海總工會第一辦事處浦東區罷工辦事處工作，參與了上海五卅運動的組織和發動，后兼任浦東區青年團的負責人。9月，經張人亞介紹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1926年年初，陳之一領導組織日商上海紗廠三廠工人罷工斗爭。

1927年 2-4月，陳之一任中共杭州地委工人部主任。北伐軍到達杭州后，成立杭州總工會和滬杭甬鐵路總工會，陳之一任滬杭甬鐵路總工會負責人。

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發生，陳之一遭通緝，轉移武漢工作。6月，在武漢出席第四次全國勞動大會，協助蘇兆征籌辦武漢政府勞工部，任勞工部機要室主任，參加擬定勞動法草案。

8月，赴杭州參加中共浙江省委工作，被任命為省委常委、省委工人部主任。

10月 10日，陳之一主持發布省委《雙十節告革命民眾書》，號召“工人、農民、貧民們，在共產黨的赤色旗幟之下集中起來，實行武裝暴動奪取政權！”18日，主持起草《浙江農民運動議決草案》。

10月間，主持完成《中共浙江省委九月份組織工作報告》，對前一階段全省黨的組織工作和省委改組情況向黨中央進行詳細匯報；主持創刊《錢江怒潮》；主持省委會議，決定城市工人罷工和工、農、學同時舉行一場“大的爭斗”。11月初，杭州的振新、慶成、霞和等絲織廠開始罷工。接著，江干光華火柴公司和湖墅煙業各廠紛紛開展罷工響應。

11月上旬，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任命夏曦為省委書記，陳之一調上海工作，任中共上海閘北區委職工部長兼上海總工會閘北區特派員。

1928年 2月16日，上海總工會特派員們在新閘路醬園弄開會，因叛徒唐瑞麟告密，陳之一與江蘇省委組織部長陳喬年，上總委員長鄭覆他，上總滬東區特派員張維楨等10余人一起被捕。

1928—1933年，陳之一被關押在上海漕河涇監獄。期間，擔任過一年獄中秘密黨支部書記，后被轉往甲字重監關押，由張維幀接任獄中黨支部書記。1933年，陳之一、張維幀先后刑滿釋放。

1934年，出獄后積極尋找黨組織，經組織審查與張維楨兩人被恢復黨籍，兩人被調到上海全總白區執行局負責開展上海紗廠工人運動，張維禎任上海紗廠總工會主任、陳之一任總工會秘書。

1935年，韓念龍在上海平涼路土地廟施家宅創辦楊樹浦工人識字學校，招收紗廠工人來讀書。陳之一從工廠返回住處路過該校，聽到韓念龍以教識字形式進行愛國主義教育，便與張維楨到學校開展活動，通過宣講活動發動群眾、培養骨干，先后發展韓念龍等入黨。

1936年2月，大康紗廠工人梅世鈞遭日本人毒打，于次日身亡。梅世鈞去世后，陳之一、張維楨和韓念龍便利用楊樹浦工人識字學校為基地組織大康、裕豐、公大、上海紗廠等廠工人舉行反日罷工，以抗議日本人制造“梅世鈞慘案”。上海全總白區執行局專門成立日本紗廠工作委員會，由陳之一、張維禎、韓念龍、周林等組成。

不久，上海全總白區執行局宣布解散，日本紗廠工作委員會失去了與上級的直接聯系和指導，但仍決心繼續推進日本紗廠的工人罷工斗爭。

他們按照中共中央的《八一宣言》精神，擬定了“五條”來指導滬東日本紗廠工人大罷工，并成立了罷工指揮部，由陳之一、周林負責指揮滬東各廠斗爭，最后促使上海32家日本紗廠6.8萬多工人都參加了反日同盟總罷工。上海各界市民紛紛支持日本紗廠的工人斗爭。

經各廠工人和上海社會各界救國運動團體的努力，這次罷工斗爭最終發展為一場全上海市民的抗日救國運動。26日，日商紡織業公會會長最后表示同意在工人提出的條件基礎上稍加修改方案。轟轟烈烈的上海反日大罷工勝利結束。

1937年 4月，日本紗廠工作委員會由陳之一為代表，去延安找尋組織關系。他在西安見到同學聶榮臻，與其同到延安，先后拜訪了博古、朱德、林伯渠、董必武等人。

5月，陳之一在延安列席了黨的全國代表會議。會后，他請毛澤東的秘書周小舟安排向主席作一次匯報，后因博古希望他盡快返回上海等待中央派人接收，而提前離開延安。

9月中下旬，在上海仍未等到接收人員的陳之一來到南京十八集團軍辦事處找到博古。博古通知他，上海日本紗廠工會工作委員會人員已被黨中央派人接收了，并安排他去重慶工作，歸董必武領導。而此次陳之一的組織關系卻并未被上級部門接收，他后來才得知原因是自己和張維幀有“托派”嫌疑。

11月，陳之一回江蘇老家招募動員家鄉子弟數十人參加抗日隊伍，并于1938年春節后在江西景德鎮將這些人員移交給新四軍第一支隊司令員陳毅。

1938年，陳之一在湘西辰溪和浦市“江蘇失學青年工讀團”黨支部參加組織生活。后去武漢八路軍辦事處見到了周恩來，并匯報了近期的工作情況。

1939年初，陳之一于抵達重慶，開始使用“陳鈞”這個名字。他在八路軍重慶辦事處見到了董必武，匯報了自己的情況。董必武與博古商量后，決定讓陳鈞做民族工商業上層人物的統戰工作，由董必武直接領導。

其后幾年，陳鈞在重慶搞起了工業合作社（“工合”）運動，后來又聯系了42個工業合作社組織了工合聯合供銷處，并被選為理事會主席兼經理。

兩個月后，陳鈞自己辦了個小廠，負責遷川工廠購買棉紗織布的申請批準，合法地加入了紡織同業公會、土布同業公會、針織業同業公會和遷川工廠聯合會，表面上成了一名“真正”的“民族資本家”，并以此基礎在中小工廠中開展黨的統戰工作，后發展成有6000多家企業的中小工廠聯合會。

1945年 8月至年底，經4個月的籌備，中國民主建國會在重慶成立，作為發起人之一的陳鈞被選為理事。

1946年 2月10日，重慶發生了著名的校場口慘案，總指揮李公樸被國民黨特務毆打成重傷，陳鈞不顧危險將他救出，帶回住處養傷。陳鈞此舉獲得上層民主人士及民間各界人士的高度贊揚和信任。

5月，國民黨政府遷回南京。為適應局勢，民建總會于4月遷到上海，陳鈞也舉家回滬。

不久，國民黨在美國的支持下，準備向解放區進攻，全面內戰即將爆發。6月9日，民建舉行會員座談會，討論如何挽救民族經濟危機問題。會上，章乃器、盛丕華、包達三、陳鈞等提出派代表到南京請愿，面陳對時局的意見。

1947年，負責中共上海地下情報工作的吳克堅要在上海設電臺，便請陳鈞推薦可靠人選，陳鈞推薦了自己在五卅運動時期發展的共青團員葉人龍，電臺就設在塘沽路62號葉的家里，電報員夫妻開始就住在陳鈞的工廠里，電臺一直安全工作到上海解放。

陳鈞請董必武將自己的組織關系轉到上海，但幾天后他收到董必武的答復，他的黨組織關系要由中共中央組織部作結論。不久，陳鈞被調往北京到中央財經委員會工作。但由于種種原因他的黨組織關系仍未能得到解決。

1950年 9月15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任命陳鈞為江西省人民政府人民監察委員會委員，后任政務院財經委員會私營企業局專門委員。

1952年 3月，陳鈞在中財委私營企業局工作期間，突遭陷害，被上海市公安局秘密逮捕，宣布是“反革命”，被判處有期徒刑。經家屬多方申訴，陳毅、董必武、張維楨和吳克堅等老戰友紛紛為他證明，1956年陳鈞獲平反出獄，1957年拿到最高人民法院無罪判決書。

1957年，陳鈞寫材料要求組織作進一步審查，經中央組織部第六處負責審查后，向他宣布政治上沒有問題，歷史沒有問題，但黨組織問題還未能恢復。后經周恩來同意，4月29日，第47次國務院會議任命陳鈞為國務院參事。他多次參加由國務院秘書長習仲勛召集的座談會和宴請等活動。

在那段特殊時期，陳鈞受到不公正對待。1978年，陳云和張維楨證明，陳鈞的“托派”問題是康生制造的冤案。

1980年8月16日，陳鈞在北京逝世，終年77歲。骨灰后安放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

陳之一（陳鈞）是中國共產黨的早期黨員，他是1925年上海五卅運動和1936年上海日本紗廠大罷工的組織者和領導者，為中國工人運動作出過重大貢獻。

從1939年起，他遵照黨組織的指示轉為從事對民族工商業上層人士的統戰工作，并通過自己的努力，逐漸取得了他們的信任，將黨中央的統一戰線精神及方針政策傳遞給他們，爭取到他們對中國共產黨的擁護支持。

他對黨忠誠，盡管流言蜚語、明槍暗箭從未間斷，甚至被誣陷坐牢，但始終不改理想和信念。他的一生是革命者的一生，他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貢獻出了自己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