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6年張治中在北京，面對質問時直言：我是什么人，你們去問毛主席

1966年6月的一個悶熱午后，北京東四一處老宅外聚了不少年輕人。有人高聲喝問屋里那位銀鬢老者的來歷。院門吱呀一聲開了，張治中拄杖走出，聲音洪亮：“我是什么人，你們去問毛主席！”一句話，把院子里的喧嚷壓了下去。

短暫的沉默像一把刀切開記憶。這位滿臉風霜的上將軍，究竟為何敢把自己交給最高領袖作擔保？要弄明白這一幕，得把時間軸撥回二十多年前。

1949年4月，北平城春寒猶在。國共和談破裂后，擔任南京政府首席代表的張治中本可返程“復命”，卻忽然被請進了前門外的一處小院。周恩來當面勸他留下，擔心南京的“風向”瞬息萬變，“西安事變我們已欠老張家一條命，”周恩來低聲說，“你再回去，危險太大。”張治中沉默良久，點頭。

幾天后，毛澤東來到同一間客廳，笑著遞來一包當地煙葉，還拍了拍他的肩膀：“留下吧，建國要用人，朋友少一個不行。”一句“張將軍三到延安，是自己的朋友”，讓張治中心頭一熱。這個名字與延安的緣分，自此緊緊綁定。

回想第一次到陜北是1945年8月。那天黃土機場塵土飛揚，數千名群眾高唱送行曲目，目光緊跟毛澤東。出身黃埔的張治中站在機梯旁，暗地里琢磨：原來領袖與群眾的距離可以這么近。正是那次護送，奠定了他在重慶談判中的關鍵角色——騰出桂園，調來憲兵，連毛澤東的夜宵都細心安排。

接下來的四十三天，談判桌旁的緩沖墊幾乎由張治中一人擔當。僵局一現，他就來回勸解。蔣介石有意見，周恩來微皺眉，他便端杯茶遞過去，順勢換個提法。外界謠言滿天飛，他卻瘦得眼窩下陷。毛澤東后來評價：“那陣子，張將軍專做好事。”

國共簽下《雙十協定》時已是1945年10月10日傍晚。第二天凌晨，張治中親自護送毛澤東返延安。飛機再次降落黃土高坡，迎面又是人海。夜宴上，毛澤東舉碗道歉：“延安只能粗茶小米。”張治中高聲回應：“小米更香！”醉意之中，兩人都沒料到“第四次到延安”終成空想。

1946年至1947年間，蔣介石戰場失利又想議和，讓張治中再赴陜北，電報發出卻石沉大海。戰爭的車輪已不受任何“和字”牽引，這位主和派的努力畫上了句號。

新中國成立后，張治中受聘為政協副主席。在各種會議上，他常常“搶麥”，對經濟布局、民族政策提建議，語速又急又沖。有人不滿，他卻照說不誤。毛澤東一次打趣：“張治中這人，一門心思做好事。”聽者大笑，批評的火焰隨即熄滅。

1958年仲夏，北戴河海風涼爽。毛澤東忽然招手：“到外地看看？”張治中忙應聲同行。自蕪湖到武漢，再到合肥，兩人同車同宿。下雨路滑，警衛勸首長用便餐，毛澤東回一句：“大家咋吃我咋吃。”張治中暗暗記下，隔天夜里與秘書談起，感慨領袖不端架子，難怪人心向背不同于舊時代。

抵達武漢鋼鐵基地，高爐噴紅。蘇聯專家祝賀建設速度，毛澤東謙遜歸功于技術援助。張治中站在旁邊，忽想到蔣介石曾說“民心可用金錢籠絡”，不由輕嘆：真正能贏得人心的，是平等與信義。

1957年整風，他在大會上先發言：“怕什么？共產黨的威信不會因為批評而掉塊漆。”言辭過猛，一些干部皺眉。運動后期風向突變，他也受了沖擊。周恩來暗中保護，專門派警衛站在他門口。張治中轉身就把這事寫進日記：“有人念舊情。”

時間回到1966年。風云驟變，那群年輕人突然闖進他的家，舉著紅布冊子質問身份。張治中知道解釋無用，于是有了那句硬邦邦的回答。那不是恃名自傲，而是篤定當年的情分仍在。

周恩來聞訊后，連夜調車把他送到軍隊招待所，命令警衛三班倒守護。警衛員回來說：“周總理專門叮囑，‘老張是功臣’。”

三年后，1969年4月6日凌晨，張治中病逝于北京醫院。毛澤東托人送來人參，終究沒趕上最后一面。告別儀式三天后舉行，周恩來走在靈車旁，步子放得極慢。骨灰安放八寶山那天，長廊里站著昔日桂園舊部、延安老兵，也有數名普通司機。他們默不作聲，卻把手中的帽子壓得低低的。

張治中這一生，三次踏上延安黃土地，數度在北平、小廬旁與舊友談笑。有人評價他首鼠兩端，也有人說他仗義無雙。可那句“去問毛主席”，像釘子一樣釘在1966年的空氣里，說明他最后的倚重并非個人武勛，而是那份早已寫進歷史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