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有孩童能為英雄：斯蒂芬·金式恐怖故事中的愛與勇氣

“成人的世界是盲目的，孩子的眼睛才能看清真正的怪物?！边@是斯蒂芬·金在眾多小說中反復建構的一種世界觀：恐怖并非遙遠的異世界威脅，而是根植于熟悉的現實之中：學校、家庭、小鎮、政府、親密關系。而這些怪物，不論是“小丑”Pennywise、神秘機構所造的Demogorgon，或是《歡迎來到德里鎮》（Welcome to Derry）中一再復蘇的集體噩夢，都有一個共同的宿敵：一群少年。在這個怪物恒在、世界腐朽的宇宙中，唯有少年，得以成為最終的英雄。

為何在斯蒂芬·金筆下，成年人普遍無力、冷漠、無知，反而是孩子，那些脆弱、邊緣化、未經社會“訓練”的少年，總能承擔起對抗怪物的任務？為何英雄從不是警察、軍隊、科學家，而是躲在樹屋中密謀反擊的小學生？又為何，在這些敘事中，“愛的能力”似乎成為評判一個人是否有資格為人類抵抗恐懼的最終標準？斯蒂芬·金本人在訪談中多次表達過對“少年視角”的偏好。他曾在《On Writing》中寫道，“孩子看得更清楚，因為他們還未學會忽略恐懼?！保↘ing, 2000）。在他的眾多作品中，成人世界往往是退位的權力象征：家庭暴力、酗酒、冷漠、沉默、機構性暴政，構成了現實世界的“恐怖外殼”。而少年角色，不只是代表未來，更代表尚未被徹底體制化的純粹主體。因此，他們擁有某種近似于“倫理原初狀態”的道德優勢，可以直視怪物而不被其腐化，甚至以愛與犧牲作為唯一有效的反擊方式。

《怪奇物語》劇照

從《小丑回魂》兩部電影的商業成功，到《怪奇物語》（Stranger Things）成為網飛風靡多年的現象級電視劇，再到2025年HBO推出的《歡迎來到德里鎮》，這種“少年對抗邪惡”的故事結構已經成為斯蒂芬金式敘事的一種文化范式。它不僅關乎驚悚與恐懼的類型書寫，也隱含著對當代社會情緒與倫理退化的隱喻性反思。少年為何是英雄？為何只能是少年們？因為只有少年還愿意相信純粹的愛與勇氣仍有力量。

需要說明的是，本文的少年包括兩種性別，尤其是兩部作品中，最重要的第一主角都是女性。少年本就是在步入成人社會被規訓之前所具有的原初自然人形態。

斯蒂芬·金恐怖世界的構造與本質

在斯蒂芬·金構建的恐怖宇宙中，世界并不是被怪物侵蝕，而是早已腐爛。怪物只不過是這種腐爛的具象化。無論是緘默的父母、暴力的父親、漠視的政府、失敗的學校，還是制度性壓迫、代際冷漠，斯蒂芬·金式恐怖的真正核心從來不是像小丑潘尼懷斯（Pennywise）或顛倒世界中的惡魔（Demogorgon）這樣具體的怪物，而是一個已經失效的成人世界秩序。在這個宇宙中，成年人往往是看不見怪物的，或者更準確地說，他們選擇不去看。他們視而不見、知而不言，甚至成為怪物的一部分。而在這廢墟之上，只有少年人，還擁有對恐懼做出回應的能力。少年因此并不僅僅是“主角”，而是一種倫理主體的代言人。

這一設定在劇集《怪奇物語》中被表現得淋漓盡致。這部作品雖非斯蒂芬·金本人所創作，但無疑深受其敘事風格和精神影響，甚至在拍攝風格、年代背景、人物配置上都顯然是在向其經典作品如《小丑回魂》（It）致敬。故事設定在20世紀80年代的美國小鎮霍金斯，看似安寧的小鎮底下，隱藏著一扇通往“顛倒世界”的通道，這是一種由政府實驗制造出的異次元裂縫，在悄然擴張。成年角色無一不陷于失能之中：鎮長腐敗無能，政府掩蓋真相，父母不是忙于工作便是沉浸于自己的崩潰情緒中。真正投入行動的，是一群尚在學校的孩子們。他們不是訓練有素的戰士，甚至不是老師家長眼里的精英孩童，而是一群騎著單車、讀漫畫、玩“龍與地下城”的普通孩子。

《小丑回魂》劇照

孩童之所以能面對怪物，不是因為他們有知識、資源或社會力量，而是因為他們彼此信任，并有能力為了彼此而犧牲。在第一季中，邁克、達斯汀和盧卡斯為了尋找失蹤的朋友威爾而踏上旅程。他們在這個過程中遇見了十一，一個被政府實驗制造出來的超能力少女。她是典型的斯蒂芬·金式角色：孤兒、異類、擁有強大卻危險的能力，同時也是愛的能力尚未被完全毀滅的人。十一最終選擇保護這些朋友，并與他們建立了情感聯系，她的力量最終來源于這種聯系，而非實驗賦予的能力。這一點正如英國心理學家約翰·鮑爾比在其“依戀理論”中指出的那樣，兒童的情感穩定性和行為能力來源于“安全的依戀關系”（Bowlby, 1988），十一的成長軌跡與英雄路徑，正是從無依無靠的“赤裸生命”，轉化為與他人聯結后的倫理主體。

而在劇集《歡迎來到德里鎮》中，這一敘事邏輯再次被強化。這部《小丑回魂》的衍生劇設定在潘尼懷斯周期性蘇醒的年代，背景與風格更加靠近斯蒂芬·金小說原貌：一個貌似平靜、實則充滿裂痕的小鎮；成年人始終在“知情”與“回避”之間選擇沉默；而被選中的，卻是一群少年，他們彼此陌生，卻因一次次詭異事件而走到一起。在劇中，一位少年在雨中失蹤，成人們輕描淡寫地解釋為“離家出走”，而只有孩子們能看見下水道里“在笑的臉”。這種設定直接延續了《小丑回魂》中“失敗者俱樂部”的模式，即：怪物從不傷害成年世界，因為成年人早已與怪物達成無聲的共謀。

這一設定背后，正如意大利哲學家喬治·阿甘本在《神圣人：主權權力與赤裸生命》中指出的那樣，現代社會將某些人群排除在“政治生命”之外，將他們化為“赤裸生命”，即可以被殺死卻不能被祭祀的存在（Agamben, 1998）。在這些敘事中，少年正是這種狀態的典型體現：他們無力發聲、被剝奪權威、無法自證其恐懼，卻也因其“無權性”而成為唯一可在道德上承載反抗者身份的群體。他們的“非主體性”反而構成了抵抗的前提：他們沒有社會權力，卻仍愿意承擔道德行動。

更深一層地說，《怪奇物語》和《歡迎來到德里鎮》中的“怪物”并非來自遙遠的異星，而是由成人世界自身生產的廢墟中誕生的：霍金斯的裂縫源于政府的不道德實驗，德里鎮的恐怖來自這座城市歷史中的集體創傷與系統性暴力。因此，孩子對抗怪物的行為，其實是對成人社會深層結構的拒絕與修復，是一種從邊緣位置發起的倫理重構。法國思想家喬治·巴塔耶在《情色：死亡與感性》中提到，真正的“神圣性”存在于對禁忌的跨越之中（Bataille, 1986），少年之所以成為英雄，不是因為他們擁有合法性，而是因為他們有跨越界限的勇氣。

我們還可以從文學評論家杰弗里·科恩在《怪物文化七論》中提出的觀點中找到對此更清晰的解釋：怪物之所以令人恐懼，是因為它打破了社會秩序與類別邊界；而少年之所以能夠看見并直視怪物，是因為他們自身就處于“邊界之上”，尚未成為完整的社會個體，尚未被徹底納入體制邏輯，因而擁有比成年人更多的“觀看與行動自由”（Cohen, 1996）。在《歡迎來到德里鎮》中，一位少年試圖向老師描述下水道中看見的景象，卻被嘲笑為“妄想癥”；在《怪奇物語》中，警長霍普早期也完全不相信孩子們的說法，直到親身進入顛倒世界才恍然醒悟。甚至德里鎮里曾經是孩子的上校長大后，也開始輕視孩子們的警告，忘卻了自己童年時許下的誓言，最終被恐懼所吞食。這些故事不斷重復的主題是：成年人不再擁有感知怪物的能力，而少年仍擁有某種“未經污染的視野”。

從文學敘事角度來看，這樣的設定不僅僅是類型公式的重復，更是對傳統“英雄旅程”的一種逆寫。俄羅斯敘事學家弗拉基米爾·普羅普在《民間故事形態學》中提出，英雄的旅程往往從“離家”開始，通過試煉獲得智慧，最終回歸家園并重構秩序（Propp, 1968）。而在斯蒂芬·金及其精神繼承者的文本中，少年英雄并不總是“回歸家園”，因為家園早已被破壞。他們的成長不是為了融入成人世界，而是為了在其崩解之上建構一種新的情感共同體：友情、信任、互助、犧牲，這些是他們用來“重寫世界”的工具。

純粹的情感：未經污染的武器

在《小丑回魂》中，失敗者俱樂部的七個孩子：比爾、貝弗莉、艾迪、麥克、斯坦、里奇和本，每個人都有著不同程度的家庭創傷和社會邊緣身份。他們被欺凌、被忽視、被暴力對待。然而，正是這些人，組成了一個最為緊密的情感共同體。他們之間沒有權力、沒有背叛，只有純粹的友情與信任。他們愿意為彼此擋下惡霸的攻擊，也愿意一起深入下水道直面恐懼本身。而在其前傳《歡迎來到德里鎮》中，女主角莉莉一次又一次地試圖去救僅僅和她有過幾次聯系的男孩馬蒂。

這種情感聯結的力量，正是他們最終能夠打敗小丑潘尼懷斯的關鍵。在最終對決中，小丑的恐怖力量源于“恐懼”本身，而當孩子們開始彼此信任、彼此守護、不再害怕時，小丑便開始失去力量。這一過程，在心理學上恰恰呼應了榮格所說的“整合陰影”：只有當個體直面內心最深的恐懼，接受它、命名它、與他人共同承擔它，陰影才會失去力量（Jung, 1959）。

在《怪奇物語》中，這種情感的純粹性以更強烈的方式被強化。十一最初被政府實驗室視作“武器”使用，她被剝奪姓名，被隔離、馴化、操控。然而正是她與邁克、達斯汀、盧卡斯、威爾等人的友情，使她第一次以“人”的身份獲得情感認同。邁克為她取名、教她講話、為她藏身；她為朋友擊退敵人、犧牲自己。十一的“超能力”固然重要，但真正使她強大的，是那種她從未體驗過、卻甘愿為之犧牲的人際情感。

《怪奇物語》劇照

有一種常見的誤解認為，孩子之所以敢做危險之事，是因為他們“不懂事”、“無知”。然而，斯蒂芬·金式的少年英雄遠非如此。他們所擁有的，不是盲目的魯莽，而是一種超越犬儒主義的信仰：相信友情、相信善良、相信“怪物可以被打敗”，哪怕一切理性與經驗都指向相反方向。

這正是他們與成年世界最大的分野。成年人早已接受了世界的規則：有些事無能為力，有些人不會改變，恐懼是必須忍受的。他們學會了屈服、視而不見、說服自己“這不是真的”。而少年人，恰恰因為尚未被社會邏輯馴化，才擁有質疑現狀、堅持行動的力量。他們不是因為“愚蠢”而戰斗，而是因為他們還愿意相信世界應該是更好的。

在《小丑回魂》和《德里鎮》中，這種信仰體現得尤為明顯。小丑潘尼懷斯利用的不是武力，而是恐懼。它化身為每個孩子最深的噩夢，對艾迪是疾病，對斯坦是宗教，對比爾是失去弟弟喬治。然而，在兩部作品最后的對決中，當比爾大聲說出“我不怕你了”時，當里奇對著小丑豎起中指時，小丑第一次失去了形象的穩定性。他的身體開始扭曲、崩塌，因為他賴以生存的基礎：恐懼，正在被少年信仰所溶解。這種“不再害怕”的勇氣，并不是來自無知，而是一種對情感真誠的捍衛。

在斯蒂芬·金的世界中，勝利從來不是個人行為，而是集體信任的成果。在這些作品中，“少年英雄們”的集體身份是戰勝恐懼的核心。他們彼此袒露恐懼、接受對方的弱點，并在面對生死時互相保護。這種團結甚至可以看作是一種“創傷共同體”，他們因各自的痛苦走到一起，又在集體中獲得修復。創傷理論家凱西·卡魯斯（Cathy Caruth, 1996）指出，創傷不是事件本身，而是“無法被敘述的經驗”。而當孩子們將恐懼說出、讓彼此見證時，這種“不可敘述”開始轉化為“被理解”的經驗，從而獲得力量。

愛的深度，而非英雄的姿態

斯蒂芬·金筆下的少年英雄，從來不是為了成為“英雄”而戰。他們之所以能夠挺身而出、面對無法理解的恐懼，并甘愿為他人犧牲，絕非源于傳統意義上的“英雄主義”或拯救世界的宏大意識，而是出于一種最樸素也最強大的動力：深切的愛。這種愛，是對朋友的依戀、對親人的守護、對某個靈魂共鳴的人的情感連接。犧牲在此不再是抽象的“崇高行為”，而是一種極端私密卻又極具穿透力的情感反應。

這一點在《歡迎來到德里鎮》中被展現得淋漓盡致。少年里奇并非最強壯或最聰明的那個孩子。他甚至看起來有些羞怯、內向，但他卻在關鍵時刻做出了全劇中最具震撼力的選擇：為了拯救他深愛的女孩瑪姬，在大火中毫不猶豫地坦然赴死。沒有豪言壯語，沒有英雄宣言，只是再講了一次騎士和海盜的童話。這不是“犧牲”作為英雄主義的修辭，而是一種愛之深沉到無懼死亡的具象化，是成年人誤以為孩童不會擁有的愛。

《歡迎來到德里鎮》劇照

更震撼的是，這份愛并未隨肉體的消失而終結。在最終的大決戰中，瑪姬和其他少年陷入絕境時，正是里奇的靈魂之力出現，不僅抵擋住了小丑意象的最后侵襲，還將希望和勇氣注入整個小隊。里奇沒有“復活”，但他的存在依舊在以精神方式支撐著幸存者，成為了一種跨越死亡的愛的見證。瑪姬后來將自己的孩子命名為“里奇”，正是這一情感延續的象征。更動人的是，這個也叫“里奇”的新生命，最終成為擊殺惡魔的那一位少年，在命運的循環中，愛成為了終極武器，而不是任何物理的力量。

這段敘事再一次回到斯蒂芬·金宇宙的核心邏輯：恐怖的怪物不怕刀槍，不怕知識，不怕權威，它們只怕一件事，人類在恐懼中仍然選擇去愛。小丑、魔鬼等恐怖形象，都是以孤立、恐懼、分裂為食的存在，而少年之所以能戰勝它們，正是因為他們之間存在著一種尚未被污染的情感連接。這種情感不是浪漫意義上的“愛”，而是一種甘愿為彼此承受痛苦的靈魂契約。因此，斯蒂芬·金式恐怖的真正哲學內核也愈加清晰：真正擊敗恐懼的，從不是力量，而是情感的深度。里奇的犧牲是這種情感最極致的體現。他不是拯救世界的救世主，而是一個普通的少年，為了心中的某人甘愿走入火中，而正是這種不被宣揚、不被命名的“非英雄主義犧牲”，構成了全劇最純粹的英雄瞬間。

瑪姬的孩子繼承了“里奇”的名字，也繼承了那份情感遺產。這不是血統的傳承，而是愛之精神的再生。也許怪物還會回來，也許世界依然崩壞，但只要還有少年能為愛而戰，斯蒂芬·金宇宙中的黑暗，就永遠無法完全吞噬光亮。

我們為何永遠制造少年英雄

我們都在懷念一些東西，那是一種曾經無所畏懼、純粹而堅定地相信愛的狀態；是一種覺得只要朋友在身邊，就沒有什么可怕的情緒；是一種即使再普通、再渺小，也曾夢想過自己能拯救世界的心情。在今天的社會里，這樣的感覺正在迅速地遠去。我們活在一個信息極其復雜、節奏急速、情感退化的時代，冷漠變得合理，犬儒成了“成熟”的標志。我們開始覺得，“愛一個人”太難，“相信別人”太傻，“為理想去冒險”太幼稚。于是我們屏蔽痛苦、隱藏情感，用沉默與虛無來對抗現實，卻也不知不覺地，失去了人性中最溫暖而有力量的部分。

所以，當我們看到瑪克斯被困在維克納制造的夢魘里、眼看靈魂就要被撕裂時，她掙扎著奔跑，耳中卻響起那首她最愛的歌《Running Up That Hill》，腦中浮現出的，不是拯救世界的召喚，也不是某種偉大的責任，而是朋友們為她奔跑、呼喊、伸手，和心里那個她深愛的男孩。是這些人、這些記憶、這些關系，成了她沖破死亡邊界的唯一通道。不是超能力，不是武器，而是愛，最簡單、最純粹、最真實的愛。

《怪奇物語》劇照

我們為這一幕落淚，是因為我們曾經也相信過這樣的力量。相信過某首歌足以對抗整個世界的黑暗；相信過只要有一個人記得你、相信你，你就還可以回來；相信過，在終極孤獨與恐懼面前，有一只手會伸向你，將你從深淵中拉回。甚至這些愛都還不用被社會分級，友情親情愛情還不用在成人社會中為彼此讓渡，而是共同構成孩童天地的純粹之愛。這是少年敘事給予我們的，一種尚未放棄愛的能力的提醒，一種在黑暗中仍渴望光亮的本能。

參考文獻：

Agamben, G. (1998).Homo Sacer: Sovereign Power and Bare Life.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Bataille, G. (1986).Erotism: Death and Sensuality(M. Dalwood, Trans.). City Lights Book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57)

Bowlby, J. (1988).A Secure Base: Parent-Child Attachment and Healthy Human Development. Basic 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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