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們究竟在用怎樣的標尺,衡量那難以名狀的“充分”?
來源 |“溫柔醫刀”微信公眾號
作者 | 春哥
2026年1月9日,江蘇南通市第一人民醫院發布《情況說明》,將一樁沉寂近一年的醫療死亡事件重新推至公眾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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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歲的宋女士因“上腹痛”就診,最終卻在心臟射頻消融術中猝然離世。省、市兩級醫療事故技術鑒定書上的結論冰冷而明確:一級甲等醫療事故,醫方承擔主要責任。在列舉的院方過失中,“風險溝通告知不到位”赫然在列。
與此同時,社交媒體上一條高贊評論引發了醫務人員的廣泛共鳴:“出了事就是不到位。”
這句看似情緒化的慨嘆,卻如一把鋒利的手術刀,精準剖開了當前醫患關系中最敏感、最痛楚的神經——當糾紛發生后,所有事前看似規范的流程,尤其是“醫患溝通”,為何總在鑒定報告中成為第一個被質疑的環節?我們究竟在用怎樣的標尺,衡量那難以名狀的“充分”?
“溝通不充分”:萬能標簽,還是精準診斷?
在醫療事故技術鑒定領域,“溝通不充分”是一個高頻出現的結論。它像一頂“普適的帽子”,似乎總能扣在當事醫生的頭上,這也引發了業界內外,尤其是臨床醫生的困惑與無奈。
一位網友的留言道出了許多醫者的心聲:“前段時間有個患者治療效果不好,直接投訴我們,說我們溝通不到位,白紙黑字什么都簽字了,很想知道什么才算溝通到位……”
這種困惑直指核心:當一份格式化的知情同意書被簽署,當一次看似完整的術前談話被執行,為何它們在法律或鑒定環節仍可能被判定為“不充分”?簽字,是否等同于真正的“知情”與“同意”?
從法律層面審視,我國《民法典》及《醫療糾紛預防和處理條例》明確規定,醫務人員應當向患者說明病情與醫療措施。涉及手術、特殊檢查或治療時,必須具體說明風險、替代方案等,并取得患者的明確同意。
可見,法律要求的遠不止一個簽名,而是“知情”前提下的“同意”。
因此,鑒定的邏輯在于審視:醫生是否履行了“合理告知義務”。這至少包括:
1. 信息的全面性:是否完整交代了病情,是否遺漏了關鍵風險?
2. 理解的可及性:是否用患者能懂的語言解釋,而非堆砌專業術語?
3. 替代方案的呈現:是否清晰告知了所有可行的替代治療方案(包括保守治療)及其利弊?
4. 決策的自愿性:患者的簽字是否基于充分理解,而非在信息模糊或無形壓力下完成?
知情同意,需以內心認同為目標,而非以一紙簽名了事。
“出了事就是不到位”:情緒宣泄,還是殘酷現實?
在圓滿的治療結局面前,溝通的細節往往被淡忘;而在慘痛的不良后果之后,溝通的每一瞬間都會被置于顯微鏡下反復檢視。
當悲劇襲來,事前建立的脆弱信任可能頃刻崩塌。患者與家屬極易陷入一種回溯性質疑:醫生當初必定有所隱瞞或輕描淡寫,否則我們怎么會選擇手術?于是,“出事”本身,就被當作了“溝通不到位”的證據。
這種“事后追溯”效應,幾乎將“溝通是否充分”與“結局是否良好”永久綁定。
它暴露了當前醫患溝通中一個深層次矛盾:溝通的目的,在實踐中常從“共同決策”滑向“風險轉移”與“法律免責”。
很多時候,醫生忙于完成告知義務以獲得簽字,患者基于對醫生的信任而草率簽字,雙方都未真正投入到一個確保理解的深度交流中。一旦潛在風險成為殘酷現實,那張薄薄的簽字文書便顯得不堪一擊。
信任的建立需要漫長耕耘,而它的崩塌,往往只在一瞬間。以免責為目的的溝通,從一開始就埋下了對抗的種子。
超越“到位”與否:走向真正的“共同決策”
那么,究竟何為真正的醫患溝通?患者和家屬需要理解到何種程度才算“充分”?除了書面簽字,每次溝通是否都需錄音錄像,以備事后核查甚至作為法庭證據?
事實上,真正的醫患溝通,絕非單向的“告知-簽字”,而應是一場以患者生命價值為中心的“共同決策”對話。它包含三個不可或缺的維度:
1. 信息的交換:醫生以通俗語言解釋疾病本質、方案利弊;患者則表達自身的癥狀、恐懼與期望。
2. 情感的連接:醫生展現共情,承認患者的痛苦真實存在;患者感受到被尊重、被看見,而非僅僅是一個“病例”。
3. 價值觀的協商:這是最核心亦最常被忽視的一環。它意味著醫患雙方共同探尋:在您獨特的生命敘事中,什么最為重要? 是不惜代價根治疾病,還是更看重生活質量?您的風險承受邊界在哪里?治療的首要目標是延長生命,還是減輕痛苦?
醫者所治,不僅是病,更是生病的人。沒有價值觀對接的醫療方案,就像沒有地圖的遠征。
在法律與倫理層面,“充分”并不等同于信息量的無限堆積,而是以“患者的理解與決策能力” 為核心。
一個有效的檢驗方法是“回授法” :請患者或家屬用自己的話復述核心信息。只有當信息被準確重述,才能確認理解已然發生。
值得注意的是,充分的溝通,并不能保證壞結果永不出現,也無法完全杜絕所有糾紛,它的真正意義在于:讓患者在接受治療前,便與醫生一道,在認知與情感上,為所有可能的結果做好共同面對的準備。當不幸降臨時,雙方是并肩面對風險的伙伴,而非刀兵相向的敵人,從根本上改變糾紛的性質與解決的路徑。
充分的溝通,不是風險的消除劑,而是信任的加固劑。醫學的局限,需要用坦誠去彌合,而非用言語去掩蓋。
結語:以信任為基石,重構醫療“戰略伙伴”
“出了事就是溝通不充分”,這句充滿憤懣與無力感的感嘆,不應成為醫患關系間永恒的“馬后炮”。它應該成為一個切入點,催生一場系統性的變革。
對于醫療機構與醫務工作者而言,必須將溝通從法律義務層面,提升到醫療核心技藝與倫理基石的高度。這需要投入時間、培育耐心、修煉共情力,并設計結構化的流程予以保障。
對于社會與患者而言,亦需理解醫學固有的復雜性與不確定性,在積極行使知情權的同時,深度參與到治療決策中,與醫生構建真正的同盟。
唯有如此,當面對如南通宋女士這般悲劇時,我們的反思才能超越對“溝通不到位”的簡單問責,深入醫療質量、系統安全與人文精神的肌理,尋求根本的改善。
有時去治愈,常常去幫助,總是去安慰——安慰的起點,正是真誠的溝通。
制度可以約束行為,但唯有文化,才能滋養心靈。
醫學的邊疆,是生命與死亡的交界之地。在此處的每一次交談,都不僅是信息的傳遞,更是兩個靈魂在未知恐懼前的真誠攜手與相互托付。
最好的治療,始于一顆被真正傾聽的心;最深的安寧,源于一份被共同承擔的風險。
當溝通不再僅僅是事故后的歸咎理由,而成為診療過程中理所當然的溫暖序章時,我們才可以說,醫學真正回歸了它的本源——它不僅是對抗疾病的技術,更是撫慰生命、照亮存在的人文藝術。
愿每一句對話都成為穿透疾病陰霾的光,愿信任本身,成為醫患并肩開出的首張、也是最重要的處方。
責編|Atai
封面圖來源|視覺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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