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行為的經濟分析》：社會觀察的新視角——子女是一種耐用消費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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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里·貝克爾（1930—2014），出生于美國賓夕法尼亞州的波茨維爾，是美國著名經濟學家、芝加哥經濟學派代表人物之一，他是芝加哥大學教授、199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被譽為“20世紀最杰出的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之一。

貝克爾著述頗豐，主要論著有《歧視經濟學》《生育率的經濟分析》《人力資本》《人類行為的經濟分析》《家庭論》。

為什么要寫這本書

研究人類的行為一直是社會學家們關注的任務之一。隨著時代的發展，社會學家的觀點也在不斷發生變化。

在早期的社會學家中，法國社會學家杜爾凱姆的觀點頗具代表性。他為社會學確立了有別于哲學、生理學、心理學的獨立研究對象和方法，這個方法就是社會事實。社會事實具有不同于自然現象、生理現象的特征和特殊的決定因素，它先于個體的生命而存在，比個體生命更持久。杜爾凱姆認為，一切社會的觀念都具有這種強制力，他堅持用“社會事實”解釋“社會事實”，主張摒棄主觀臆想，堅持在“價值中立”的前提下研究非個體層次上的社會行動。

在近期的社會學家中，美國社會學家科爾曼認為，社會科學的主要任務是解釋社會系統行動，而不是解釋個體行為，但系統行動間接地源于眾多的個人行動。他指出，對社會系統的解釋有兩種模式：一種是整體方法論，另一種是個體方法論，他主張采用后者。科爾曼主張的個體方法論是用系統的不同組成部分，如個人、群體、組織、制度，用這些組成部分的行為來解釋系統的行為，他稱之為“系統行為的內部分析”。

只有貝克爾毫不猶豫地宣稱用“經濟分析”的方法可以解釋人類的一切行為，他認為經濟學的發展已經進入了第三階段。

在第一階段中，人民認為經濟學僅限于研究物質資料的生產和消費結構，也就是傳統市場學。

在第二階段，經濟理論的范圍擴大到了全面研究商品現象，就是研究貨幣交換關系。

在第三階段，經濟研究的領域可以囊括人類的全部行為及與之有關的全部決策過程。

貝克爾認為，經濟學的特點就在于，它研究問題的本質，而不是該問題是否具有商業性或物質性。因此，凡是涉及如何分配及選擇稀缺的、多種用途的資源決策問題，均可以納入經濟學的范圍，均可以用經濟分析加以研究。

研究的方法：

以“假定—推論”為核心的經濟分析方法

在經濟學史上，因為自然科學歸納法的推論結果無法避免邏輯上的局限性，經濟學在研究方法上經歷了巨大的變革。

德國經濟學家奧本海姆等人提出了“假定—推論”模式并很快被認可，認為這個模式是經濟學進行科學解釋和預測的最合理模式。這種模式的邏輯結構是：一般規律加上對有關起始或邊界條件的闡述，組成了闡釋或前提，也就是得出規律前的假定；從這個前提出發可以推論出待做的解釋，就是說推論出關于所要解釋的事件的闡述。在這個推論過程中，我們不需要借助任何其他的幫助而只需要推理邏輯。

貝克爾就是這種模式的擁戴者，他在研究美國白人對黑人歧視的社會現象時，首先假定了白人和黑人是兩個獨立而又相互聯系的“社會”，白人代表資方，黑人代表勞方，然后再利用純粹的推理研究了各方因為歧視對收入的影響，最終得出了一個結論：歧視造成雙方的收入下降，并且黑人作為“少數民眾”，收入下降更為嚴重。在此研究的基礎上，他又運用了美國和南非國家的社會實際來檢驗他的研究推論。

類似地，在研究犯罪現象時，貝克爾認為人們的犯罪行為用不著以道德的頹廢、心理機能的欠缺和遺傳特征等因素來解釋，他先入為主地假定了犯罪行為是人們對犯罪成本和收益進行理性權衡后的選擇行為，并認為這種選擇行為遵循效用函數最大化原理。也就是說，當一個人將時間和其他資源用于犯罪活動帶來的預期效用，超過非犯罪活動帶來的效用時，他就會選擇去犯罪。在研究其他行為，如婚姻、生育問題時，貝克爾所用的研究方法也如出一轍。

實際上，貝克爾在進行理論檢驗的時候，不斷地采用了證偽的思想。

在他分析家庭收入和生育力之間的關系時，巧妙地利用了英國生物學家達爾文的遺傳學理論，認為父母的主要興趣在于存活下來的子女本身，而不是胎次，從而否定了英國政治經濟學家馬爾薩斯關于“收入的增加會導致家庭規模擴大”的結論。

同樣，由于“市場”上子女的成本是一定的，因此貝克爾也否定了社會壓力與家庭規模的相關性。在此基礎上，他提出子女是一種耐用消費品，而這種耐用消費品由于數量和質量、給父母帶來心理滿足感的不同會產生一種現象，就是富裕家庭更加重視子女的質量。

總的來說，貝克爾的基本假設是人們的理性選擇行為的基礎是“穩定的偏好和效用最大化”。當然，對于這個假設，貝克爾并沒有采用過多的篇幅來闡述，他更關心的其實是規律對事實的解釋本身，而不是對前提的檢驗。這一點表明，他受到了證實主義的影響，所謂證實主義，就是類似如下的推斷：如果a正確，那么b正確，我們可以推出來，因為b是正確的，所以a也是正確的。因此，他也很難擺脫這種證實主義本身具有的邏輯謬誤。

研究的結論：

社會觀察的新視角

貝克爾用經濟分析方法對歧視問題、政治問題、時間和家庭生產問題、非理性行為問題、婚姻與生育問題、社會相互作用問題進行了分析，并得到了一些有趣的結論，并且這些結論給了人們一個觀察社會的新視角。

第一，對于歧視問題，貝克爾指出：在市場經濟中，收入差異是可以預測的，除去學歷、技術、工作經驗等因素造成的差異后，剩下部分就是由純粹的“歧視”造成的。

為此，貝克爾提出了一個“市場歧視指數”來衡量歧視的大小，而歧視實際上是符合個體自身偏好的一種消費行為。簡單地說，歧視對方就是消費自己的偏好，歧視者需要付出一定的金錢。

經過分析后，貝克爾發現，一個群體A對另一個群體B的歧視，減少了B的收入，也減少A自身的收入。在現實生活中，處在市場經濟中的兩個集團，比如白人與黑人、男人與女人之間，一方對另外一方的歧視行為，實際上會損害雙方的利益。

第二，對于政治問題，貝克爾論述了理想條件下民主政治的運行狀況。

在理想的民主政治中，個人或政黨在定期選舉中向選民提出競選綱領來競選公職，而不存在昂貴的費用或人為的壁壘，能夠妨礙個人競選公職或妨礙個人向選民申明主張。也就是說，理想的民主政治和理想的自由企業制度一樣需要完全競爭。這也就體現了政治和市場的相通性，政治問題也就可以用經濟分析的方法去分析。任何政黨的直接目標都是為了選民能夠接納自己，正如任何廠商的直接目標都是為了消費者能夠接納自己一樣。

經過這種分析后，貝克爾又指出，現實中，民主政治的壟斷因素及其他不完備性，至少與市場領域一樣突出，甚至更為嚴重。而現實中的市場往往是不完備的，這種不完備性如果超過了政府行為的不完備性，那么國家干預就是不合理的。因為相比于調節經濟壟斷而蒙受更大的政治不完備性帶來的影響，不去調節經濟壟斷而受經濟壟斷的不利影響，對于國家來說更為有利。

第三，對于時間和家庭生產問題，貝克爾圍繞人力資本、時間分配和家庭生產展開了討論。

貝克爾為人力資本理論構造了微觀經濟基礎，使人力資本理論數學化，并把人力資本的觀點發展為確定勞動收入的一般理論。貝克爾認為，不應把閑暇看作一個獨立的范疇，所有的閑暇都含有某種消費，所有的消費活動都含有某種閑暇。人們不是在工作和閑暇之間進行選擇，而是在不同消費活動之間進行選擇。

此外，貝克爾還重新構造了家庭理論，不再認為家庭是從市場購買商品和勞務的被動消費者，而是健康、聲望等非市場商品的積極生產者。家庭通過綜合運用市場商品與勞務、家庭成員的時間、教育及其他“環境”變量等形式來生產出非市場商品。

第四，對于非理性行為問題，貝克爾認為，非理性行為是對收益最大化的偏離，包括處于極端情形的怠惰行為和沖動行為。也就是說，非理性行為不利于收益最大化。

通過對沖動行為和惰性行為的分析，貝克爾得出，非理性的人或廠商會因為效用的差異，被迫做出理性的反應。例如，由于一種商品價格的上升會讓購買機會偏向其他商品，即使會沖動購買這種高價格的商品，這種商品的購買機會也比便宜的商品更少。

第五，婚姻與生育問題。雖然家庭分析一向是社會學的研究問題，但是貝克爾把經濟學的分析方法應用到了家庭分析上，突破了傳統經濟學的局限，創立了家庭經濟學。

他“用研究人類行為物質方面的工具和結構去分析結婚、生育、離婚、居民戶的勞動分工、聲望和其他非物質方面”，把人力資本理論、最大化行為理論、穩定偏好理論和市場均衡理論貫徹其中，對家庭生活的很多重要問題做了科學的解釋。

貝克爾對家庭研究的出發點是，假設當男、女雙方決定結婚、生育與離婚時，雙方會通過成本收益分析的形式，設法使自己的“效用”最大化。當“合伙”的預期收益大于單身或繼續尋找配偶所擔負的成本時，個人便會選擇結婚；反之，就會保持單身或選擇離婚。

而對于生育問題，貝克爾認為：“對于絕大多數父母來說，子女是一種心理收入或滿足的來源，按照經濟學的術語，子女可以看成一種消費商品，有些時候，子女還可以提供貨幣收入，因而還是一種生產品，而且，由于用于子女的支出和子女帶來的收入不是一成不變，而是隨著子女年齡的變化而有所不同，使得子女既是一種耐用消費品，有時也是一種生產品。”也就是說，如果生育一個孩子的成本大于收益，人們就會決定不生育；反之，則選擇生育。據此，貝克爾解釋了發達國家生育率的下降問題，以及不同國家或同一國家不同地區之間的不同生育率問題。

第六，對于社會相互作用問題，貝克爾認為，在市場經濟活動中，個人行為主要是利己的，但也有利他的一面。尤其是在家庭內部，利他主義更普遍。

貝克爾指出，在家庭中，即使是自私的家庭成員，有時對其他成員似乎也會采取利他主義行為，而這種對親戚的利他主義行為是人類和動物本性的、持久的遺傳特性。對此，經濟學家的個人理性同社會生物學家的群體理性的結合，能夠形成更有說服力的分析。

從數學模型的分析中，貝克爾得出以下結論。

在許多情況下，具有合作傾向的人，都比其他人更可能分享合作伙伴的好處。在其他人的實踐有可能被模仿時，那些自覺選擇其他人行為的自私理性個體，也會覺得做利他主義的事合乎他們的利益。如果某些個體是在集團競爭中延續下來的話，那么舍己救人的利他主義者的遺傳基因就不會消失。

理智的利他主義者的利他主義，小于不理智的利他主義者的利他主義，他們將比不理智的利他主義者和自私的個體更適于生存。

來源：知道點啥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