亡國，始于無恥!!!

天啟五年八月二十八日，北京西市。

身高近一米九的熊廷弼，挺立不跪。監斬官宣讀完畢“罪詔”，劊子手遲遲無法下手。最終，他們放棄了常規的從上至下凌遲，轉而從腿部開始逆割。

史書只用“慘哉”二字記錄這場行刑。這兩個字背后，是一個王朝最極致的無恥——功臣被構陷，忠良遭虐殺，而這一切，只為滿足朝堂的權力傾軋與私欲。

熊廷弼之死，不是明末第一個悲劇，也不是最后一個。當無恥成為官僚集團的通行證，當底線被肆意踐踏，亡國的喪鐘，便已悄然敲響。

管子早有斷言：“國有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恥。四維絕則滅。” 古往今來，無數王朝的覆滅都印證了這一點：亡國，必始于無恥。

一、功臣之殤：無恥構陷下的忠良悲歌

熊廷弼的悲劇，始于遼東的危局，也死于朝堂的無恥。

作為明末遼東戰略的“最優解”，他提出的“三方布置”策略，本是抵御后金的關鍵。可朝堂之上，黨爭已入膏肓，正直者無容身之地。

廣寧之戰大敗后，責任本在前線將領，閹黨卻將所有罪責推給熊廷弼。他們不需要真相，只需要一個能用來立威、用來斂財的“靶子”。

從天啟二年被抓到五年被殺，熊廷弼自始至終拒絕認罪。他的不妥協，沒能換來公正，反而招致了更殘酷的報復。

凌遲之后，梟首棄市，傳首九邊示眾。明朝對士大夫的最后一點體面，在他身上被徹底撕碎。“刑不上大夫”的古訓，淪為無恥政治的笑柄。

更令人發指的是對其家人的迫害。熊廷弼的官爵被剝奪，全家被貶為庶民。天啟六年，朝廷為重修三大殿缺錢，竟有人盯上了他的家產。

巡關御史梁夢環憑空捏造，稱熊廷弼貪污十七萬零二十兩遼餉。要知道，當時九邊賬本混亂不堪，廣寧淪陷后賬本早已焚毀，這精確到“二十兩”的數字，純屬無稽之談。

另一個閹黨成員劉徽更離譜，聲稱熊廷弼家產百萬。兩個毫無根據的數字，卻成了朝廷追贓的依據。湖廣知縣將熊廷弼三個兒子投入大獄，嚴刑拷打。

長子熊兆珪不堪折磨，寫下血書后割腕自殺。熊廷弼的夫人上門伸冤，竟被打四十大板扔進大牢。最終，朝廷甚至逼迫熊家及姻親“打欠條”，讓子孫世代還債。

《明史》記載“忠賢即矯旨嚴追，罄貲不足，姻族家俱破”。一場針對忠臣的迫害，徹底淪為一場無恥的斂財鬧劇。

二、朝堂沉淪：無恥成風的權力游戲

熊廷弼案不是個例，而是明末朝堂無恥風氣的集中爆發。

這個時期的官僚集團，早已拋棄了“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初心。他們將權力視為斂財工具，將黨爭當作晉升階梯，全然不顧國家安危。

閹黨當道時，魏忠賢的生祠遍布全國。官員們為了攀附，爭相為其歌功頌德，用詞之肉麻，令人作嘔。

有官員在奏疏中稱魏忠賢“堯天舜德，至圣至神”，甚至將其與孔子相提并論。更有甚者，為了討好魏忠賢，竟在生祠前跪拜哭祭，如同祭祀祖先。

而所謂的“清流”東林黨，也并非全然清白。他們嘴上高喊“家國天下”，實則黨同伐異，只要不是自己陣營的人，便不擇手段打壓。

遼東戰事緊急，朝堂之上卻在爭論“門戶之見”。有人為了扳倒熊廷弼，不惜泄露軍情；有人為了爭奪權力，故意拖延軍餉。

當時的遼餉，本是支撐遼東防務的救命錢。可這筆錢在層層盤剝下，真正能用到士兵身上的不足三成。官員們中飽私囊，士兵們卻在寒冬里缺衣少食。

天啟年間，重修三大殿的工程，成了官員貪污的盛宴。物料采購層層加價，工匠工錢被肆意克扣。最終，工程耗資巨大，卻質量低劣，沒過幾年便出現坍塌。

孟子曾說：“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 明末的官僚們，早已喪失了最基本的羞惡之心。在他們眼中，沒有家國大義，只有個人私利。

這種無恥風氣，像瘟疫一樣蔓延整個朝堂。當正直者被屠戮，當無恥者被重用，整個國家的治理體系，便徹底陷入癱瘓。

三、歷史鏡鑒：無恥亡國的千年輪回

明末的悲劇，并非歷史的偶然。縱觀中國歷史，每一個王朝的覆滅，都離不開無恥風氣的侵蝕。

五代時期的馮道，便是無恥官僚的“千古標桿”。他一生歷經后唐、后晉、后漢、后周四朝，侍奉過十個皇帝，始終位居將相高位。

朝代更迭在他眼中，不過是換個主子繼續做官。他晚年撰寫《長樂老敘》，歷數自己的官職榮譽，毫無愧疚之心，反而以此為榮。

歐陽修在《新五代史》中怒斥他：“不廉，則無所不取；不恥，則無所不為。” 正是因為有了太多馮道這樣的無恥之徒，五代才會戰亂頻仍，民不聊生。

再看南宋末年，權臣賈似道專權誤國。他隱瞞軍情，謊報戰功，將朝廷玩弄于股掌之間。當元軍兵臨城下時，他還在西湖邊享樂。

為了籌集軍餉，賈似道推行“公田法”，強行兼并百姓土地。無數農民失去生計，流離失所。而他自己卻積累了巨額財富，家中金銀珠寶堆積如山。

當都城被攻破時，那些平日里高喊“忠君愛國”的官員，紛紛投降。他們換上元軍的服飾，搖身一變成為新朝的官員，絲毫不顧祖宗社稷。

管子曾提出“國有四維”，認為禮、義、廉、恥是國家的四根支柱。“一維絕則傾，二維絕則危，三維絕則覆，四維絕則滅。”

這些王朝的覆滅，都印證了這一點。當廉恥之心喪失，官員便會無所不為，百姓便會民不聊生，國家自然走向滅亡。

反觀那些強盛的王朝，無一不是重視廉恥之風。西漢的“文景之治”，唐太宗的“貞觀之治”，都以清廉為政，官員各司其職，百姓安居樂業。

康熙年間的吳江縣令郭琇，最初也是個貪腐官員。但在廉吏湯斌的感召下，他幡然醒悟，痛改前非，宣稱“前令郭琇已死，今來者又一郭琇也”。

此后，郭琇興學校、禁私派、革火耗，彈劾權奸，成為一代“鐵面御史”。這也說明，只要重視廉恥教育，即便風氣敗壞，也能有所挽回。

四、根源深挖：無恥背后的制度與人心

王朝末年，無恥風氣為何會愈演愈烈？根源在于制度的崩壞與人心的沉淪。

明末的科舉制度，早已失去了選拔人才的初衷。考生們不再鉆研經世致用之學，而是專攻八股文，只為謀取一官半職。

一旦做官，便將“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奉為信條。朝廷的監察制度形同虛設，官員們相互包庇，形成龐大的利益集團。

天啟皇帝沉迷木工，不理朝政，給了魏忠賢專權的機會。而崇禎皇帝剛愎自用，猜忌多疑，頻繁更換官員，更是讓朝堂人心惶惶。

當最高統治者或昏庸無能，或猜忌多疑，整個官僚體系便失去了正確的導向。無恥者趁機鉆營，正直者被迫害，風氣自然日益敗壞。

更重要的是，人心的沉淪。長期的戰亂與壓迫，讓人們逐漸喪失了對國家的認同感。官員們只關心自己的利益，百姓們只求茍活。

當一個國家的大多數人都失去了廉恥之心，失去了家國情懷，這個國家便失去了存在的根基。即便有少數像熊廷弼這樣的忠臣，也難以力挽狂瀾。

熊廷弼的悲劇，就在于他身處一個無恥成風的時代，卻堅守著自己的底線。他的忠誠與正直，在當時的朝堂上，反而成了“異類”，最終被無情吞噬。

崇禎二年，魏黨覆滅，熊廷弼的冤案終于得以平反。可此時，他已經去世四年，尸骨早已無存。朝廷只能象征性地為他收斂安葬。

這樣的平反，來得太晚，也太蒼白。它無法挽回熊廷弼的生命，更無法挽救已經走向末路的大明王朝。

結語：以史為鑒，知恥而后興

“亡國，必始于無恥”，這不是一句空洞的斷言，而是歷史留給我們的深刻教訓。

熊廷弼的慘狀，明末朝堂的沉淪，五代、南宋的覆滅，都在反復提醒我們：廉恥之心，是個人立身之本，更是國家興盛之基。

一個國家，無論多么強盛，如果任由無恥風氣蔓延，最終都會走向滅亡。反之，只要堅守廉恥底線，重視道德教育，即便身處困境，也能重新崛起。

《谷梁傳》有云：“君不使無恥。無恥，則隨心所欲，無所不為，無惡不作。” 統治者應當以身作則，倡導廉恥之風，嚴懲無恥之徒。

官員應當堅守初心，以天下為己任，不貪不腐，清正廉潔。百姓應當明辨是非，堅守道德底線，形成良好的社會風氣。

今天，我們回望歷史，不是為了批判過去，而是為了警示未來。

銘記“亡國，必始于無恥”的教訓，堅守廉恥之心，才能讓國家長治久安，讓文明薪火相傳。這，便是歷史留給我們最寶貴的財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