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磊：德國曾經是何如走出內卷的

作者：肖磊看世界

今天跟大家討論一個特別的話題，關于德國走出內卷的一些思考。

德國這個國家是非常值得研究的，盡管目前也面臨整體的經濟競爭力的挑戰，但作為一個犯過大錯，但創造過奇跡，同時又給整個世界帶來了經典發展案例的國家，無論如何的進行討論和關注，都是不為過的。

相比歐洲其他老牌國家，德國的建立和發展，是非常靠后的歷史階段了。要知道在英國、法國、意大利、西班牙，也包括奧匈、土耳其、俄國等中間，還能走出來的，一個新興的工業化現代性很強的國家，完全是一種地獄級的難度。

這就好比說，當下的東北亞地區，蒙古這個由游牧轉變而來的國家，通過上百年的努力，在制造業規模上超過了中國，在科技和人均發展水平上超過了日韓，在軍事能力上超過了俄羅斯，大家可以想想，這是一種什么鏡像。實際上德國在歐洲的發展，就是這樣一種神奇的存在。

如果從單純某一項經濟或人文指標來說，德國的水平在整個歐洲大陸都不是拔尖的，這跟我們目前所主觀性的理解可能有很大的偏差。比如在制造工業奢侈品方面，德國盡管工業能力很強，但工業奢侈品的創造能力是不及英國和意大利的；在人文方面，德國一直是趕不上法國的，很多德國的思想家等，一旦成名，大部分都會跑去巴黎了。而且最早的時候，大航海、工業革命等，跟德國的關系也不是很大，德國那個時候還是一片“蠻荒”大陸。

到了現在，德國一樣是一種似乎沒有絕對優勢的存在。比如旅游等產業，也無法跟法國等比，整個時尚等產業，也落后于意大利等。在國際很多事務中，盡管參與程度不低，但跟英國的影響力相比，也存在差距。

尤其是近年來，德國在移民問題上，也解決得不是很好。相比來說，比如西班牙，就因為移民經濟，不僅擺脫了債務危機、人口危機，整個經濟增長已經觸及3%，同時還使得西班牙歷史以來的，關于加泰羅尼亞地區鬧獨立的問題得以抑制，因為此前這一地區就覺得自己地區的經濟發展遠超馬德里等地區，不愿意再補貼全國，但由于最近幾年西班牙成功的將移民經濟轉換成了平衡整個西班牙經濟的方式，馬德里經濟已經超過了加泰羅尼亞地區，加泰羅尼亞地區的優越感和意見就沒有那么大了。而再看德國，沒有很好的利用和解決好移民問題，目前也成為德國國內發展的一種挑戰。

但請注意，也正是由于德國這種，看似沒有絕對優勢的一個歐洲國家，卻發展成了全歐洲規模最大的經濟體，人均創造科技和工業價值的能力在歐洲絕對領先，同時整體的人文社科水平并沒有落下，給整個歐洲和世界不僅貢獻了源源不斷的產品，同時還貢獻了無數的思想家、作家、哲學家、數學家，以及各類科學巨匠。也就是德國在歐洲，單科并不是最好的，但門門都在90分以上。

當然，德國在做到這些的同時，還能血腥的發動二次世界大戰，這更值得注意和警惕，這并不是我們今天討論的范疇，這里不做具體討論，因為這跟德國走出內卷也沒有什么關聯。

德國短暫的歷史，已經成為整個歐洲歷史不可或缺的部分，也正是因為如此，全球很多后來想發展起來的國家，對德國經濟，以及德國各個方面的研究和思考，甚至是學習都沒有停止，于是對德國的研究資料也非常的多。在這種背景下，我這里并不會進行德國發展要素，或德國發展歷史的各種窮舉排列，我只說幾個我個人認為最突出的點，而且并不是學術性質的幾個點，完全基于市場和社會角度的點，此前大家可能沒有注意到這些問題。

關于德國如何建立起來的現代教育、職業和人才制度，以及如何發展出來了那么多隱形冠軍，也包括德國非常特殊的金融和信貸體系等，這都不是我要說的。

除了這些，德國真正走出內卷的，是基于市場和社會的真正頂層思想生態架構，這里面只有兩個方面值得永久性探討，也就是值得重新研究。

第一個是，在制造業領域，德國的高質量發展，并不是由單純產品主導的，產品質量等邏輯，只是結果，而不是原因。

那德國制造業的高質量發展，什么是原因呢？

這里面，其中最根本的一個因素是，“長周期的制造業售后服務體系”。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從長周期服務體系去抓質量，生產和消費端的高質量就會自然的產生了，而且是可持續的產生。如果不是從長周期售后服務體系去抓質量，單純強調或強制生產質量，實際上沒有太大的市場可持續意義。

最早的時候，德國的制造業完全是模仿型的，不僅是制作和設計，就連品牌都是盜版的，比如賣到英國的德國產品，德國人就故意弄一個英國模式的品牌，讓英國人以為是英國制造的。因為那個時候德國制造的代名詞，也是廉價和質量欠佳的。

廉價和質量問題，用強制和各種規定的辦法，是很難從長期角度解決的。德國解決這個問題，就是我剛才說的，長周期的制造業售后服務體系。接下來我稍微啰嗦的說一下這其中的邏輯。

比如說制造自行車，要抓好自行車的質量和技術，以及防止打價格戰等，最好的辦法是什么呢？很簡單，不需要硬性規定什么生產性的超標準要求，只需要抓一個點，就是基于市場的長周期售后服務體系，比如強制要求，只要用戶購買的自行車，無論誰生產的，十年之內有壞的、破損的，廠家必須無理由退換貨，所有成本廠家承擔。

假設基于這樣一種“售后”要求，意味著什么呢，意味著廠家生產的自行車，如果不采取基于10年全飽和使用這樣的質量標準，那么后期光維修和退換貨，就會把廠家打垮，這個時候廠家就必須要提高生產端的質量和技術，保證一輛自行車全飽和使用到10年，生產質量自然就會提高。這就是為什么德國制造的售后服務都非常好和周期都特別長的原因。

如果反饋到價格層面，廠家去賣便宜貨，意味著什么呢，意味著你肯定犧牲了質量，也沒有投入技術，這個時候使用周期一定是很短的，意味著三天兩頭你要處理退換貨的問題，看似是便宜的制造了一輛自行車，實際上后期加上退換貨，相當于五輛、十輛的成本，那與其這樣，還不如當初直接用五輛、十輛的成本，去造一輛，質量自然就上去了。

更重要的是，在整個頻繁的退換貨的過程中，消費者對廠家的品牌認識和信任度會產生質疑，就算退換貨很及時，廠家花了很大的成本，其對品牌的損耗也是很難修復的，而一次性投入質量的廠家，不僅后期服務的成本降低了，同時品牌信任度的積累也形成了。

制造業的內卷，大部分是沒有提高售后服務的成本所致，價格問題只是其次，因為銷售價格跟企業的預期是相聯系的，比如生產一個只使用兩年的產品，跟生產一個可以使用二十年的產品，價格當然不一樣，不能強行要求基于一樣的價格銷售。但是，這里面的關鍵點在于，如果只要生產自行車，就必須要有最低10年飽和使用的售后服務，這個要求都是一樣的，那么誰生產的自行車能非常好的使用10年以上，誰的成本反而更低，這個時候自然就不會打價格戰了，打的是誰生產的東西能使用10年以上而不出現退換貨的額外成本，質量也就上去了。

如果有這樣的規則，比如無法飽和使用5年、10年或更高年限的制造業產品，都應該打上“一次性”的標簽，這樣就可以像酒店的牙膏、牙刷一樣定價，就不叫價格戰了。而現在的問題是，把諸多類“一次性”的制造業產品，當正常產品定價賣，這都不叫價格戰，叫欺詐。

如果把解決質量問題，不放在更長期的，比如10年以上使用周期的這樣一種售后服務去管理，其他的任何措施，都是短期的，都無法真正的從源頭上避免打價格戰的情況。制造業橫跨百年的售后服務體系，才是解決內卷的根本邏輯。如果同一種產品的使用壽命不相等，然后要求生產者不去卷價格，那是非常幼稚的。只要是同類汽車、自行車、無人機、剃須刀等等，就必須要有相同的最低使用壽命和售后服務要求，大家都要基于比如10年、20年這樣的使用壽命來解決技術和質量問題，那么內卷自然就會去卷質量和技術，否則售后服務問題很快就會把生產者拖垮，就會自動的退出市場，而只有能生產出使用壽命更長的、質量更好的產品體系才能活下來，達到優勝劣汰，而不是反向淘汰。

之所以低估制造業的長周期售后服務體系，就是因為在發展制造業的過程中，過于主觀和制定標準的短期化、即時化。對質量的即時檢測固然重要，但生產商完全可以一次性的應付檢測，然后忽略售后服務的長周期屬性。如果整個監管體系是基于售后服務的長周期體系，反而會提升出廠檢測的有效性，因為出廠檢測就不再是應付國家規定，而是生產商自身對售后服務長周期體系的一種自我要求，自我要求低了，用不了十年用戶就來換了，還得重新生產一輛，成本反而更高。

工業經濟的節奏非常快，而越是非常快的節奏，就越需要抓住哪些是可以長期性的提高質量的措施，一個只關注出廠檢測的生產模式，對于制造業來說，反而是締造內卷的模式，基于十年以上的長周期抓制造業售后服務，生產端的質量自然就上去了。

當然，我這里只說的是工業制造，這一點德國的產品質量和售后體系是有目共睹的，甚至很多德國企業，比如大家知道的很多隱形冠軍，這些企業有很大一部分的成本和技術投入，實際上都是在售后這一塊。如果一個制造業企業，愿意把售后服務拉升到20年以上，然后對售后服務的投入跟生產的投入一樣，那質量的提升是一種生態化的必然，也就是必然帶來質量為主的長期主義。

長周期的售后服務體系，也是一種成本語言，如果單獨強調一個企業的研發創新成本，實際上也沒有太大意義的，因為研發和創新本身是基于產品和市場的，如果不基于售后成本，只基于研發和創新成本，那么研發和創新的方向，很大的概率，就是進一步的銷售價格內卷，因為其反饋機制是生產和銷售端，而不是售后服務端。一個制造業企業，給產品售后服務投入了多少成本，這才是整個消費體系需要關注的。

很長時間里，德國找不到提升質量的，跟英國、法國等歐洲最早發展起來的工業強國的競爭優勢，原因就是剛開始的時候，只在技術和生產端競爭，而直到德國工業的售后服務體系的全系統的建立，你英國和法國的產品質量保證、服務期是10年，我德國的就是50年、100年，系統性優勢逐步就建立了。

所以在歐洲等很多地區來說，當時用上德國的產品，就相當于不用再有二次消費了，一輛車開一輩子的事情都很常見了。所以說德國工業真正在歐洲地獄級別的競爭中走出來，最根本的，也就是核心的抓手，是想明白了制造業長周期售后服務的特殊性和重要性，相比什么規定價格、出廠檢測、研發投入等，都沒有長周期售后服務具有生態作用，這是制造業良性化、質量化方向的最核心要求。

當整個市場的需求是，不管你廠家的產品，如何定價、做了什么國家檢測、企業投入了多少研發，我要的只是，這個產品我必須要滿飽和使用20年的時候，廠家的定價、真實的檢測、研發的投入等等，都會朝著不用揚鞭自奮蹄，也就是不內卷、高質量的方向發展。任何低估長期售后管理服務體系的制造業，最終都會走向自我摧毀，就更談不上長期的競爭力了，這并不是危言聳聽。

說完了制造業，我們再討論一下德國社會為什么能誕生如此之多的，影響整個世界的社會人文和科學家等。

這里面，我也跟大家只說一個點，僅供閑聊。

德國是一個典型的后發國家，所以必須要整一套非常積極、標準、死板的體系，來應對整個歐洲大陸的傳統帝國的優勢，這就使得在大家眼里，德國工業的發展，是一種必然，而社會人文等體系，就會僵化，只有像英國、法國、意大利這樣的，形成早期積累，擁有深厚人文底蘊的國家，大家才會有非常放得開的創新和思想體系，德國似乎不能。

請注意，就像德國找到了基于長周期售后服務體系主導的制造業競爭力的法門一樣，在發展整個社會類學科方面，德國也找到了一個法門。

那在社會領域，德國找到了什么呢？總結一句話，就是不再“槍打出頭鳥”。

“槍打出頭鳥”對一個社會的整個人文和創新等體系的傷害，無論怎么說，都是不能低估的。而“槍打出頭鳥”又是一種大眾心理學，也就是普遍來說，大家都希望看到“槍打出頭鳥”，這就導致要想規避整個社會長期性的形成“槍打出頭鳥”的文化和制度體系，實際上是非常難的。

很多社會性的內卷，就是因為整個社會都擔心“槍打出頭鳥”所致，也就是大家都干同樣的事情，這樣才安全，千萬別做“出頭鳥”。干一模一樣的事情，實際上就是內卷，沒有人去做“出頭鳥”，因為會被“槍打”。

如果有一天，非常偶然的原因，有個不怕被槍打的“出頭鳥”，竟然安然無恙，那這個“出頭鳥”所做的事情，就會迅速的被人效仿、復制，從而再次走向內卷。也就是“槍打出頭鳥”的社會體系，不僅使得不敢在產品上、思想上創新，同時加劇了對創新的傷害和廉價化，使得復制成了整個社會最安全的選擇，內卷就變成了一種既傷害創新，又加劇了不得不走復制、跟隨模式的循環。

如果從德國社會去看，尤其是進入工業革命這個階段之后，是允許各種體系存在的，一邊非常科學認真的發展工業體系，另一方面德國依然允許有人說工業化是魔鬼，對人類是壓榨、是剝削，于是有了馬克思恩格斯等等，也有直接喊出上帝已經死了的，整個歐洲都為之震驚，但德國允許所有的思想存在，這決定了德國從最原始的人文領域的，對整個歐洲體系的挑戰，甚至是反超。

正是因為德國不再像法國那樣，像傳統的英國教會等那樣，燒死那個“出頭鳥”，或把那個“出頭鳥”送上斷頭臺，一躍成為了整個歐洲最活躍的人文社會體系，德國在各行各業的創新都得以“容納”。

當不再“槍打出頭鳥”的時候，創新自然就有了回報，復制和跟隨自然就會被鄙視，完全靠復制和跟隨的生存模式就少了。而如果不放棄“槍打出頭鳥”的社會訴求邏輯，單純強調創新，就變成了自欺欺人，因為創新很大的概率就要做“出頭鳥”，也就是如果整個社會的邏輯依然是“槍打出頭鳥”，那整個社會就有意無意的推動和獎勵復制和跟隨，也就是整個社會只能走向內卷，反內卷就顯得不科學了。

所以大家去看，德國誕生的幾乎所有社會和思想領域的各類大師，幾乎都是“出頭鳥”，都是完全可以顛覆整個歐洲傳統思想體系的，很多時候德國誕生的這些思想家和哲學家，都可以降維打擊歐洲傳統的社會藝術體系。

直到今天，比如英國科學家，首先要做的，是維護牛頓，如何證明牛頓是正確的等等，很多諾貝爾科學獎，并不是有新的顛覆性貢獻，而是這個科學家，證明了某個傳統科學家提出的假設和猜想等等。如果再去看德國此前的諸多科學成就，大部分都不是為了證明傳統的歐洲科學家的猜想，而是自己完全提出一個體系，然后解答這個體系。

說這個什么意思呢，由于德國是后發國家，就必須要做能夠完全“突破”的事情，而比如英國和法國，由于利益結構和傳統榮譽等的固化和貢獻，為了不挑戰前人，以及守住這些人給自己國家創造的榮譽，大部分時間就只能修修補補，相對來說也會走向“槍打出頭鳥”的社會體系。而德國正是由于沒有那么多傳統“榮譽”和“成就”需要維護，而必須得從地獄級別的大師遍地的歐洲大陸殺出一條血路，就只能搞無人區的創新，這不僅包括實體的創新和思想、藝術、基礎科學等的創新。

當一個社會開始認識到毫無條件和邏輯的“槍打出頭鳥”的時候，或者說從整個社會層面，沒有意識到自己的社會，就是一個“槍打出頭鳥”的社會的時候，所有領域都會走向內卷，這是一種社會學的必然。因為如果創新是大家都知道的、會做的事情，那一定不是創新，所以對創新的評判，恰恰是“出頭鳥”邏輯。

這不是說也鼓勵犯罪這種“出頭鳥”反駁話術，而是當新的東西出現的時候，需要“容忍”，否則整個社會連嘗試新的東西都不敢了，還搞什么創新，當所有的人，都基于復制和跟隨而追求“安全區”的時候，治理內卷的難度只會越來越大，尤其是副作用會更大，當社會依然還“槍打出頭鳥”的時候，對內卷的技術性治理，更大的概率是，會使得大部分人連復制和跟隨都不敢做了，社會將進入到真正的“躺平”狀態。

實際上作為十分依賴創新的現代社會和經濟體系，往往會出現，基于長期訴求的政策，反而會導致出現短期有效長期失效的模式，而有一些看似不那么直接的政策，往往所起到的長期性效果是最強的。分辨生態性因素跟技術性因素是解決重大且棘手問題的關鍵。

德國是一個人人都能說兩句的國家，同時也是很難看懂的一個國家，德國非常傳奇的發展和各種歷史周期機制，是值得長期關注的，尤其是當下的世界，人類又走到了新的十字路口，是新的經濟體會成為主導未來世界的產品、模式和思想的主流體系，還是像德國這樣的，看似遇到極大瓶頸的國家，會再次找到新的，比如類似于歐盟這樣的創新辦法，重新走向世界之巔，確實不太好說，但無論如何，德國利用自身對發展問題的理解，找到核心突破方法，從歐洲這樣的地獄級競爭當中發展至今，永遠是值得研究的。

以上僅供閑聊

文/肖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