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月笙晚年落寞去借錢，此人一句話沒問就說：要多少杜先生自己填

一張空白支票，這世上有幾個人敢給，又有幾個人敢接？

這玩意兒不是錢，是人心。

1951年的香港，杜月笙，這個名字在上海灘能讓小兒止哭、能讓黃浦江水倒流的人物，就收到了這么一張。

那年頭的香港，潮濕，悶熱，空氣里都是咸腥味兒，跟他熟悉的上海完全是兩個世界。

杜月笙住在堅尼地臺一棟小公寓里，哪還有當年杜公館的氣派。

他坐在藤椅上，氣喘得厲害，老毛病了。

桌上一碗白粥，清湯寡水，旁邊一小碟咸菜。

管家萬墨林站在一邊，低著頭，聲音跟蚊子哼哼似的，說家里開銷又緊張了，下個月的房租還沒著落。

杜月笙沒說話，眼睛看著窗外。

他想的不是房租，是十幾年前的上海。

那時候，他咳嗽一聲，整個上海灘都要抖三抖。

求他辦事的人，從法租界的巡捕房門口能排到外灘。

送來的禮，從金條美鈔到古玩字畫，堆滿了幾個庫房。

他過壽，全中國的頭面人物，不管穿軍裝的還是穿長衫的，都得備一份厚禮，派專人送過來。

現在呢？

他到了香港，就像一條龍游進了淺水灣，連蝦米都敢來戲弄他。

1949年，時局大變，他沒去臺灣，也沒留大陸，選了香港這個地方。

剛來的時候，他還是想撐著場面的。

租了帶花園的大房子，家里傭人、司機、廚子一應俱全，逢年過節，大擺宴席，請的都是當年上海過來的老部下、老朋友。

可這排場是靠錢燒出來的，他在上海的產業，什么紗廠、銀行、碼頭，一夜之間都沒了，帶來的那點家底，養著這一大家子人和一群追隨他過來的門生，很快就見了底。

到了1950年，大房子住不起了，換成了這間小公寓，傭人也從五個裁到兩個。

最讓他心寒的不是錢，是人。

當年在上海，受過他恩惠的人多了去了。

他隨便一句話，就能讓一個窮小子變成大老板。

可到了香港，他打個電話過去，對方要么說“不在家”，要么就是哭窮，說“最近生意不好做，資金周轉不開”。

有個綢緞商人，當年全靠杜月笙一句話，才在法租界站穩腳跟，發了大財。

杜月笙給他打電話，想周轉一下，那頭聽出是他的聲音，支支吾吾半天，最后找個借口就把電話掛了。

杜月笙心里跟明鏡似的，這些人不是沒錢，是怕他。

他現在是“過氣”人物，港英政府盯著他，大陸那邊也看著他，誰跟他走得近，誰就可能惹上麻煩。

他身上那層“價值”，已經被時代的大浪沖刷得一干二凈。

他成了個燙手的山芋，人人都躲著。

那段時間，杜月笙整天悶在家里，也不怎么見客。

就喜歡翻看以前的老報紙，看著上面自己和黃金榮、張嘯林，還有那些軍政大員的合影。

照片上的他，長衫筆挺，精神抖擻，眼睛里都是光。

再看看鏡子里自己，干瘦，憔悴，一身病痛。

這落差，能把人的心給撕碎了。

實在山窮水盡了，他才想到了一個人——劉航琛。

四川人，搞金融的，當年在重慶，兩人有過命的交情。

可杜月笙這人，一輩子都是幫別人，何曾開口求過人？

他猶豫了好幾天，臉皮這東西，年輕時可以不要，老了，就看得比命還重。

最后實在沒辦法了，才讓司機把車開到銅鑼灣劉航琛的公館。

車停在樓下，他都沒讓司機上去通報，自己坐在車里，心里還在打鼓。

沒過一會兒，劉航琛竟然親自從樓上下來了。

一身藏青色的西裝，頭發梳得油光锃亮，步子很穩。

他拉開車門，看見杜月笙，臉上沒有半點驚訝或者輕視，反倒是那種老朋友見了老朋友的親切。

“月笙兄，你來了香港怎么也不早點打個招呼？

我還以為你把我這個四川朋友給忘了呢！”

劉航琛笑著，伸手就把杜月笙扶了出來，還拍了拍他的背。

這一拍，杜月笙心里那塊最硬的冰，瞬間就化了。

進了客廳，普洱茶一端上來，劉航琛沒提錢的事，也沒問他過得怎么樣。

他聊的是抗戰時候的舊事，說起1938年在武漢，杜月笙組織的后援會往前線運送了多少物資，救了多少士兵的命。

杜月笙聽著，心里一陣恍惚。

那些事，他自己都快忘了，沒想到劉航琛還記得這么清楚。

兩人的交情，真正鐵起來是在重慶。

那時候杜月笙在重慶也算是個人物，但畢竟不是自己的地盤，不小心著了道，被人給綁了。

綁匪開口要四十萬大洋。

這事傳出去，大家都以為杜月笙要發威了。

誰知道，杜月笙托人傳話，說四十萬太少，看不起他杜某人，他愿意出九十萬。

只有一個條件，這錢得找個信得過的人來送。

他點名要劉航琛來辦。

那時候，他和劉航琛認識沒多久，算不上深交。

九十萬現金，在當時是天文數字。

劉航琛聽了這事，一句話沒多問，當天就從自己的川康平民商業銀行里調出現金，親自裝箱，送到綁匪指定的地方。

這份膽識和信任，讓杜月笙徹底服了。

他后來對人說，這輩子能讓他把后背交出去的人，劉航琛算一個。

客廳里，杜月笙端著茶杯，把這段往事又提了一遍，語氣里滿是感慨。

劉航琛擺擺手，笑得云淡風輕：“國難當頭，月笙兄你在上海為國家出力，我這點事算什么?！?/p>

說著，他話鋒一轉，看著杜月笙的眼睛，很認真地問：“聽說你在這邊住得不太慣？”

一句話，就戳到了杜月笙的痛處。

他沒法直接說自己沒錢了，那張老臉擱不住。

只能含糊其辭：“還行，就是家里人多，孩子上學什么的，手頭有點緊?！?/p>

劉航琛是什么人，一聽就明白了。

他沒再多問，站起來走進書房，再出來的時候，手里拿著一本支票簿和一支派克鋼筆。

他把支票簿放在杜月笙面前的茶幾上，撕下一張，推了過去。

“月笙兄，我知道你這輩子沒開過口。

今天你來找我，就是看得起我。

這張支票是空白的，需要多少，你自己填?！?/p>

杜月笙看著那張薄薄的紙，眼睛一下子就紅了。

他這輩子，簽出去的支票不計其數，救過人，也害過人，但從來都是他給別人開。

今天，輪到自己了。

這張空白支票，比幾百萬現金都重，壓得他喘不過氣來。

這是人家拿身家性命在信你。

劉航琛能這么做，不是因為他錢多得沒地方花。

他是民國時候的財政奇才，抗戰時在后方辦銀行、開工廠，為前線籌集了大量資金。

到了香港，他又憑著自己的眼光和手腕，把紡織和貿易生意做得紅紅火火。

他有這個實力，但更重要的是，他有這個為人。

他跟那些見風使舵的投機商人不一樣，他信的是“義”字。

當年馮玉祥落難，他也曾慷慨解囊。

他看的是人，不是人的勢。

杜月笙拿起那支鋼筆，手有點抖。

他想了很久，最后在支票上填了個數字：五千。

五千港幣，在當時不算小數目，但對劉航琛來說，九牛一毛。

對杜月笙的困境來說，也只是杯水車薪。

后來有人問他，為什么不多填點，解決所有問題。

杜月笙只是淡淡地說：“人家拿你當朋友，給你臉，你不能不要臉。

江湖人的體面，丟了就撿不回來了。”

這筆錢，他拿去交了房租，給生病的太太孟小冬買了進口藥，剩下的，還分給了幾個同樣落魄、來投奔他的老部下。

那年冬天，杜月笙的病越來越重。

劉航琛知道后，三天兩頭派人送來補品，還請了香港最好的醫生上門。

醫生說需要一種美國產的特效藥，香港很難買到。

劉航琛二話不說，直接通過自己公司的渠道，從國外調了過來，分文不取。

1951年8月，杜月笙在香港病逝。

臨終前，他交代家人，一定要把劉航琛給的那張支票存根找出來，放在他的靈前。

他對圍在床邊的人說：“這輩子，我交的朋友不少，但真正算得上朋友的，劉航琛是一個?！?/p>

杜月笙死后，他的家人按照他的遺愿，將那張五千元的支票存根與他生前欠下的所有借條一起燒掉了。

劉航琛則繼續在香港經營他的商業王國，成了名噪一時的實業家。